从疫情看美国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的“两个循环”

大家好，我们小组选择的大主题是《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今天的课堂展示要论述的则是《从疫情看美国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的“双循环”》。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本来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的我们，遇上了新冠肺炎。要说在20年以前的话，这样强度的传染性疾病也不会造成这样的世界级恐慌与空前级的病亡人数。但因为在这样现代化的时代，飞机高铁拉近了全世界人民的距离，世界人口分布都呈现高度聚集化的分布，高频次的人与事物交汇流通，这是全球化的最基本的体现，世界比以前链接地更紧密了。但是这也让新冠肺炎传染得比以往的疾病都更快。但是全球化也让世界资源要素高效地流动，原本以为人类会比以往更加从容地应对此次疫情，但是事实好像并非这样，世界各国情况各异，其中对比最明显的便要数中国和美国。中国于今年4、5月便已无明显新增病例，但美国的感染人数一路高歌，现在已经接近900万。于是我们小组先从此次疫情入手，调查分析了一下，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并查阅资料讨论了两国历史上以及近年来的选择将会导向怎样的未来。

首先第一方面，医疗防控与区域协同。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国家第一时间启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整个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体系由党中央高效部署、国务院统一指挥，第一时间领导督促信息跟踪监测、疾病预防控制、应急医疗救治、卫生执法监督、试剂药物研发、国际沟通合作等多系统主体的协调统一和有效运转，形成了疫情联防联控的强大合力。彰显了单一制国家体系下的联动机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此同时实行区域协同，府际系统中各主体间协调互补，通力合作。疫情防控的政府间合作主要由区域内“龙头省、市”牵头 ，其余省、市紧跟其后。在国际上，中国政府于疫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并迅速与外国政府达成联防联意向，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对许多国家展开援助。

而美国则是从头至尾的“骚操作”，作为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司令部”，联邦政府卫生与公共事业部受到执政者短期政治利益牵制，疫情防控工作深陷政治化漩涡，难以及时采取坚决果断的防疫措施。特朗普以及大多数共和党人大多反对佩戴口罩。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佩戴口罩等于承认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不仅影响公众对政府执政效能的评价，而且不利于尽快“重启”美国经济。当然重启经济也是为了做好数据才能继续连任。并且联邦体制下的联邦与各州、各州之间公共卫生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行动，面对疫情导致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式疫情防控。国际协作上，美国政府削减流行病预防预算、拖欠世卫组织会费并计划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拨款，无益于国际社会开展抗击疫情合作。

其次是人民意识，从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和报道来看，美国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防控意识，依旧是有待提高的。尽管当前美国各州的防疫政策大多建议当地人居家隔离，避免多人聚会，避免在公众场合用餐，部分民众还是无视当地政策，我行我素；尽管医学研究早已表明，新冠病毒主要通过人体飞沫的形式传播，但多数美国民众在公众场合之下，依旧没有带口罩的习惯。总的来说，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到现在依旧对于新冠病毒保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无所谓，不会全是表面上缺乏教育或是因为宗教原因导致的，原因很简单，再愚蠢的人，也总是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经验并进行运用，得病了会死人，有传染病要防治，大部分人还是懂的。所以，这种看起来反智的群体无意识，其背后肯定是有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为背景的。比如说反对疫苗，近三成美国民众相信比尔盖茨搞疫苗是在害人，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十分荒谬。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对疫苗能防病的经验和记忆，都是建立在新中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对全民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和实践这个事实上的，但美国人的历史记忆是政府堂而皇之的以科学实验的名义拿自己公民做病毒实验，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以免费治疗为名在黑人身上做梅毒实验。除了历史，还有所谓的高级社会福利却不能保障基本的医疗权利，高额的医疗费或者哄骗免费新冠检测后的高额保险费，都让民众逐渐失去对科学本身合理性的认知。

媒体舆论上，就2010年的甲型H1N1流感而言，美国本国当时爆发了疫情却视而不见，CNN第一篇关于H1N1的报道竟然是关于中国的，并且尽量渲染中国的过度反应。美国媒体不仅不对病例进行实时报告，更不对公众进行甲流防控方法和知识普及。到了2020年，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指控到对中国疫情信息造假的强化报道，从公共卫生安全质疑到对病毒制造论和中国追责论的出台，美国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担忧”的重复性报道和对中国试图称霸世界的控诉。美国本土甚至西方世界的新闻界形成了涉华疫情报道利益框架——片面报道中国疫情防控，相对于报告的真实性，政治的正确性与“未知真相”更为重要。而中国2003年的媒体则是在疫情起始阶段短时间集体失声后，便立马恢复了报道。报道角度较为积极 纵观这一时期的报纸、电视、广播乃至网络, 非典报道都 占据醒目位置, 其报道内容包括医护人员的先进事迹、防治 非典的科学知识、非典物资最新物价等诸多方面。今年亦是如此，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故意引导网络舆论的公知，借着互联网发声的低成本极尽传播虚假消息，以此来牟利，但好在国家单位都通过正规媒体一一进行了辟谣。

从上述对比中不难看出，即使在如今全球化时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依然始终是资本家的利益，而中国依旧是以人民安居乐业为核心。因为全球化时代随着资源要素的配置，本身社会贫富差距就会加大，而美国是放纵这样的趋势，资本家妄图更疯狂地敛财，甚至不会在意千万人级别群体的生死，因为本身作为一个多人种融合性国家，各人种、各阶级、各利益群体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斗，领导人把政治业绩当作是获取连任的作秀，为了获取支持，甚至装疯卖傻。底层人民也无暇顾及执政者真正的意图，因为每天都在为下一顿饭而奔波，所谓总统的选择只是闭着眼睛瞎猜一个。当然也有明白人识得这些政治家的手段，但是也无力去改变这样的体制。并且由于受类似“新教伦理”这样的偏极端的思想影响，美国民众天天叫嚣着“自由”。“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基督教三大分支，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背后隐藏的就是激进的资本主义精神。美国民众不戴口罩的“自由”部分是因为受总统影响，部分是源于目中无人，不懂科学的盲目自大，这跟他们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历史地位有关；吵着复工的“自由”是因为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理念与高昂的生活成本所致，被国内公知吹上天的美国福利也没能让大部分美国人享受美好生活；所以“自由”还有吸毒的自由、持枪的自由，一种烂到骨子里的虚假自由思想，不承认任何道德的约束。在国际协作当中的美国同样可笑，世卫组织起初碍于美国的资金支持并没有点名批评美国面对疫情的操作，但后来一些反人类操作逐渐摆上台面，世卫组织只好不停夸中国，批评美国的消极表现，然后美国７月８日正式退出世卫组织，熟悉的“退群”操作，不同的被退群对象。所以这里开始谈到一个现象：从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就一直不停的退群，相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万国邮政联盟、天空条约，直到此次的WHO。联系到美国近年来对我国的贸易战、对日本、包括部分欧洲国家建立关税壁垒，不得不说美国这是在走“逆全球化”的道路。这究竟是为啥呢？要知道从近代以来，各国贸易交流往来不断加深，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默认情况下客观推进的进程，资本在推着它走，科学技术也是。甚至从历史上看，美国过去一直扮演着全球化的“推手”，无论是二战后的联合国，还是德黑兰会议后的国际金融组织，亦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是在美国带头推动下才设立的，这些国际组织无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社会有序运转提供了许多助力，但是当我们联系这些组织设立的时机和动机，就会发现美国建立他们和美国退群行为的一致性，那就是为了美国的霸权。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三大经济支柱为例，表面上的国际意义是促进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实际上是为了本国的最大利益考虑。凭借战后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和强大军事势力，美国在布雷顿会议上力挫英国提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因为美元成为了通用货币，所以全世界贸易加强了美元的流通，流通同时又稳定了美元的中心地位。同时由于贸易结算用美元，加之稳定的属性，美国国债也成了最好的投资产品。其他的国际组织也通过国家间的和合作交往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这样的国际关系表面上赋予了各国平等的地位，实际上由于发展水平不同，综合实力不同，各国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的，资源要素的流通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收入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和贫困之上，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性产业外迁至集权制国家，加固各国世界工厂的形象，本国则独收渔翁之利，做轻松的顶层设计并截取最大占比的收益。导致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中国成了这个如意算盘中的意外。中国的崛起有许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抗战阶段时，由于即使是社会主义化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西方理论，无法很好的适应中国当时的国情，所以出了延安里的“马克思主义”。新中国49年成立，经过剥夺剥削者的革命成功以后，我国形成了完整的经济主权，资本、财产、土地全部收为国有。不同于一些二战同期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因为领导者是殖民者后代，所以在与宗主国谈判的过程中，丧失了经济主权。例如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原本的宗主国是西班牙，在玻利瓦尔率起义军解放委内瑞拉后，其国家主体虽然收回了政治主权，但是仍未夺回经济主权。而委内瑞拉是一个自然资源型国家，靠着石油出口来维持国家命脉，世界列强也瞄准了这一点掌控着石油经济。国家一直发展不起来，民众生活水平也极低。所幸1999年“天降猛男”查韦斯，领导收回了被西方占有的石油资源。国家有了钱，就能造福民生，所以委内瑞拉人民过上了一段高福利高收入的日子。但是西方列强当然不会允许任何一点不安全的因素产生，况且掌控委内瑞拉石油还能获得大量收益，于是在查韦斯执政阶段之后外国势力一直搅局委内瑞拉，扶持反对派，挑起事端，进而经济与政治都出现问题，委内瑞拉人民又处于水生火热之中。

时间来到60年代，苏联撤资后，我国为了应对城市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发起了“上山下乡”行动，号召人们去乡下插队，进行农业生产，利用城乡结合的海绵特性，让农村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不然原本的生产者就变成一堆消费者，没人生产那谁来养活全国人民？加上50年代开始的美国封锁，60年代的中国人虽然过得苦，但是好歹扛住了国家崩溃的风险。此间美国忙于与苏联竞争也无暇顾及我们。而到了80年代美国转移重资本产业时恰好赶上中美蜜月期，所以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美国提供优质产品的代价的情况下，中国得以常速发展，但是高端产业带动的城市化与本土低端产业带动的工业化产生矛盾，造成资本紧缺，所以通货膨胀，价格一涨，人民又争着去兑钱，进而加剧通货膨胀，引发严重滞涨危机，加之西方二次制裁，我国摇摇欲坠。紧接着苏联解体，我们没有了老大哥，中国开始不被外界看好，“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此时我国进行了一次神级操作，也只有我们这样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国家才能完成，就是国家用财政把金融的不良资产一次性剥离，再用外汇重新注资，发展商业银行。我国由于这次的操作彰显了经济主权的正外部性，所以被西方国家盯上，此时便开始有“中国威胁论”。“新冷战”已经揭开帷幕，之后由于9.11、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华尔街事件、欧债等一系列问题，加上一直在一些国家战场上卡住，美国消耗了过多精力，我国获得了宝贵的10年发展期。随着金融海啸度过，奥巴马在2013年随即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此次矛头直指中国。我们再也没法回避。而这些历史中抛开客观因素，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能快速追赶的因素之一。

之前说中国成了美国设想的单极霸权构想中的意外，所以想要消灭我们，但是为什么会如此敌对呢？以至于特朗普和彭斯在白宫公开演讲中发表了类似新冷战宣战的讲话，将中国视作最大的敌人。美国国务院研究院斯金纳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一个观点：过去在苏美之间爆发冷战时，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任是西方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激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这只是白人世界内部的矛盾。而现在是一个东方文明在崛起，并且速度惊人还吃苦隐忍。西方世界绝不能允许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东方文明领导世界。美国所扔出来的“新冷战”的意识形态就是保卫西方文明不能被东方文明所替代，至少是将西方各国划在一个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努力在建立一个阵营。就像当年冷战的格局，苏美迫使世界各国站队。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一些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操作，贸易关税、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实体清单、高校清单、学者签证数从34001减到8，关闭大使馆等等，这些为的就是能遏制中国再以如此高的速度发展。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美国如此的“反全球化”。对日本亦是如此，90年代美国是一手把日本经济拖垮的，对于欧洲的迁制亦是如此，毕竟还有欧元与美元的直接竞争，当年美国无理由逮捕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高管和如今非法拘留华为CFO孟晚舟女士的手法一模一样，先编个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最后一步步将企业拿下。

那如今这样的世界格局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或者怎样改变？其实就大的方向而言，我国从2003年就早已经开始调整战略。2003年的 “科学发展观”放弃单纯追求GDP，搞质量增长；2005年“新农村建设”追求城乡平衡；2006提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经济；2007“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深化生态文明改革；2019年初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是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乡村振兴维持到本世纪中叶，同时并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当特朗普登台开始新冷战，经济上要与中国脱钩时，乡村振兴战略真的恰好就是国内循环的压舱石。2020年疫情来临，全球疫情供应链解体，以至产业链解体，全球重组。我国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策略。而国内循环的根就在于乡村振兴，作为我们改造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追求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将资本注入生态空间资源开发并协调于“生态正义性”。不只是简单的“合村并居”强行农村现代化；不只是表面农村改革，实地里悄咪咪地“占补平衡”“地票制度”；不只是简单的将土地进行财产评估后占用。“合村并居”不合理，因为生产资料没地方存放，无法进行生产；“占补平衡”“地票制度”不合理，因为这样只会加剧城市集群的聚集化，城市与农村愈发疏远和陌生；按面积折算评估土地不合理，因为土地承载的是山水田林湖草与阳关空气，它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农牧结合经济与庭院经济。这些无法完全去改变去发展所谓的产业，因为中国的“三级阶梯”和五种气候带，注定了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的交错分布与丰富性，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农牧结合经济与庭院经济正是通过上千年的适应才逐渐成熟的经济形态。最重要的是土地所代表的长久效益以及它在整个生态平衡中的作用。我们说土地始终是我们国家的靠山，因为三次流血或不流血的土地革命才换来了今天新中国完全自主的土地主权、经济主权。有土地我们就能生产、就能吸纳剩余劳动力，就能可持续发展，所以一切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发展都是不符合全国人民广泛利益和长久愿景的。所以我们提出“乡村振兴”，所以我们提出“国内大循环”，他们相辅相成，就是要重新开发农村经济，为中国经济在全球挑战浪潮中“压舱”。

我国所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两个循环，是发展方针的根本转变，不再照搬西方追随全球化。一直以来，我们都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春风，所以认为“毫无准备”地全面拥抱全球化就是我们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所要走的路线。一些官员或者干部一直全盘学习西方所提倡的理想式全球化，因为以往大批的知识分子去国外镀金，习得一整套西方思想后便认为那是理性的，是成熟的。回国后也一头扎进西化模式的盲目改革，却未曾想明白过：无论在什么时候，全盘西化都是不可取的。先进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经过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社会。

所以全球化时代下，我们国家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常言道：多难兴邦。疫情和美国的脱钩都使大家比原来更加爱国和团结，我们只有依靠科学规划与科学的发展观，脚踏实地，并采取符合自然规律的措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视频资料《温铁军践闻录》

视频资料《陈平对话温铁军》

视频资料《骁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