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悲观主义

打懂事起，有多次问母亲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她总是说她哪来的什么生日。倒是每年父亲生日，她老早就张罗着，我们姊妹四个的生日她也记得很牢，一到谁生日前几天，仿佛不经意地说：“过两天是老二女子过生了。”过了两天，我们其他人包括“寿星”本人也已把这回事情忘了的时候，吃饭时发现比平日要丰盛了许多才又恍然大悟地记起来-----在中小学的时候，乡村的生活还不是很好，不比现在，连过年也显不出个什么味儿来，所谓“富过日子穷过年”-----所以过个生日啊节日啊正是全家人修口福的好日子，与其说给“人”过生日，还不如说给“嘴”过生日哩。

全家人里面就我和父亲生得巧，父亲的生日在正月二十六，而我是在端午节过后的第十天，所以不大容易忘，现在我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南一隅工作，她也不忘惦念我的生日，总到了生日前一天，给我打个电话，“明儿是你过生哩，吃好些，今儿晚上要吃一碗长寿面。”我一面应承着，一面又禁不住笑起她来：在云南这个小城里，又不兴这个，到哪儿弄碗长寿面吃，连一般的面条都做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长寿面；再说，我自己才多大的年龄，有什么长寿不长寿的。

每每她提醒过我一次后，我立即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得她的生日。千里之外不能说备什么大礼，但电话祝寿是最起码的。

有一次我还给弄错了，因为在外面工作，习惯用阳历，我还自得地提醒自己说，其实也没什么难记的，母亲的生日不正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吗。结果那次国庆长假我在云南境内转了一大圈，游玩了个够，收假的路上就给她打了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母亲一听先是愣了一下，笑着说：“你看你把日子过糊涂了吧-----我生日还早着哩。”

“我怎么老记得是十月七号的生啊。”

“身份证上是十月七号，但那是阴历的-----你们在外头用惯了阳历，把日子弄混淆了。”母亲在电话那边铿锵有力地说。

“哦，对、对、对，我就说我咋能弄错呢。”长途汽车突然打了颠，我正笑着，被弹得打了个嗝。

然而，即使这个生日，她说可能还不准确，当年办理身份证时，村上出具的证明写错了出生日期，于是将错就错，但年份肯定是对的。她的生日是有一次我故意问她要身份证看了后才知道的，但还是忘记了上面写的她是哪年出生的了，还有父亲的生日，我也闹不清他到底是哪年生的。

有时我问他们的属相，母亲就总开玩笑，说她自己是属猫的，属猫的不上相，所以她很少有照片：甚至让我无从计算她的年龄。后来想想这样也好，心理上不大会想到他们已经有多老了，多了一点心安。

然而每年春节回家一看，又不免大吃一惊，怎么父亲母亲已这么老了。父亲越发虚胖了起来，走路象是扛着自己那肥硕的身躯在走；而母亲越发萎缩着小了下去：两人的头上都把霜雪染透。这个时候我最怕的是，他们说他们已经看好了风水，选好了墓地，墓穴也已经让匠人给修好了，只等着躺进棺材板住进去了。他们一开这玩笑，我们姊妹四个赶紧发出恨声，“快别说了，这话有啥好说的。”

他们笑着说：“这有啥可忌讳的，难道我们还能再活一辈子啊。”

“反正就不许说这些话。”

有时候他们故意说，“一个个嘴上倒表现得乖哦，等我们真活个七老八十的-----骂我们老不死的呢。”

我们就更加不许他们再胡说这些话了，“再真的变成了这样子，还不是你们把我们养成这白眼狼的样子的啊。”

说着我们就笑作一团。但我们知道这些话又是大实话，就不免觉得伤心。我到他们的墓穴里看过，修建得很规整，仿瓷涂料把墓壁粉刷得雪白雪白，上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卉、器具，还有游廊画壁。我看过后和父母开玩笑，“恩，等到时候-----我爸和你在那边也搞房地产，我们姊妹四个豁出命给你们烧纸钱。”

“你看看，前几天还装作不要我们说，今儿就着急要我们死了。”父亲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叫我尴尬得半天也不知说什么。倒是母亲嗔怒地瞪了他一眼，“再咋弄-----你还想活成个千年乌龟不成。”说着自己憋不住连呛带笑，父亲也笑得鼻涕眼泪齐飞。

这倒叫我想起中小学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动不动就吵架，那个时候母亲整天一张苦瓜脸，父亲那时是个爆脾气，油盐调和稍微不合口就摔筷子骂人，于是两个人就吵开了，有时候两个还会打起来。

所以在我们姊妹几个小时侯，总觉得有一些阴霾笼罩着，甚至不知道以后他们会怎么样。但现在母亲却经常把父亲奚落得无所适从，反而很少再发生什么龃龉，两个人还经常笑着提起当年还是小两口吵架的情形，“当时用的是木碗，一吵架就摔碗，结果就是摔不烂，你爸就上去拿脚狠狠踏，有一次把脚踏崴了，一个半月都不能走路。”

两个人就在我们四个儿女面前笑着相互揭起对方当年的短来：现在母亲的笑脸反而时常浮现，尽管岁月每天都在他们二老的身上悄无声息刻下一些新的烙印，但他们却终于心广体胖了起来。

我们是一大家子人，哥哥排行老大，在上面我还有个姐姐，我是排行老三------用哥哥的玩笑话来说我和弟弟就是计划外产物，不但受罚，还影响了他的“好生活”------本来一个馒头掰两半，现在却要掰四块------还有我跟弟弟的。一家六张嘴全靠父亲一个在工地上给人家上工养活，家里经济拮据是可想而知的。

但父亲母亲一直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不论怎样都一定要让我们姊妹四个上好学，他们希望我们通过读书最后鲤鱼跳“农门”，然而哥哥没有考取到所谓的大学，父亲就坚持着让他读了一个私立的医学院------当时，私立大学刚刚兴起，有好多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自然这加在父亲身上的负担又重了不少。母亲熬煎在心头却不知道自己能分担些什么-----除了做好家务侍弄农田之外，好象实在没有什么忙可帮。姐姐虽然考高中考上了，是姐姐自己直接决定不再读下去，跑到外地给人打工，以至于到现在父母提起此事还老觉得对不起姐姐。接着是我和弟弟上高中，考大学，正赶上并规、扩招这一茬茬事件，经济负担越来越大，甚至借了不少外债，因此母亲越来忧愁着一张长脸，一年四季也不大见个笑脸。

最紧巴的那几年，偏偏她的胃也闹起什么毛病来，关键问题是谁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毛病，不论是市医院还是县医院、不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不论是老中医还是江湖郎中、不论是巫婆还是神汉（父母已经病急乱投医）-----却没有一家能说清楚母亲的胃到底是什么毛病，母亲自己却揣摩起来。因为那几年村里死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得癌症死去的，丹凤本来就是癌症多发区（据科学论断，一是因为人们喜食老坛酸菜的原因，二是可能有些地理地质的问题）-----她也就揣摩着自己是不是得了这样的“大病”，甚至有一次她给我们说：“万一咱得的是这‘瞎瞎病’，咱也不消治了，花那冤枉钱干啥-----再说，我啥都想开了。”

后来她身上的毛病神奇地消失了，我们姊妹四个各自也已初步成家立业，母亲更是日见开朗。后来我回想起这一件事，不无心酸地写了一首诗，也不知为什么，一直害怕当面给她读到这首诗-----《悲观主义者》：

中国千万名妇女中/普通的一员/我的母亲/默默无闻/或如一粒尘埃/春蚕到死/还是蜡炬成灰/我是说/她是一个无声的妇女/而且还是/一个坚定的悲观主义者/比如她就坚信/她的胃炎/经过十八个好医生/确诊的胃炎/不是胃炎而是胃/癌/并且嘱咐我们儿女/她早就看开啦

那时我到这个小城已经工作居住了三四年了，但还没有立地扎根的打算。每次我打电话请她多注意一下身体，父亲都在旁边帮着说：“现在你妈有时吃得比我还美，你表姐见了你妈都说-----‘姑姑，我咋看你这一年多来脸都胖啦’！”说着他们两个在电话那边笑声爽朗，但母亲总不免又要给我发牢骚，“你看你哦，一天比一天老大了，该考虑的就考虑了，不要叫我和你爸老操心。”我赶紧打断她的话，笑着说，“妈，你不要贪心不足嘛，你看，我哥哥已经给你把孙子抱到怀里了，我姐呢，也把外孙子给你抱到怀里了，现在三阳（我弟弟）他也已经把儿媳子带到屋里叫你们见过了-----你说你们现在是差孙子抱呢还是差外孙子抱，反正总不差我这一块吧！”

“你看看这把书给谁念去了------” 电话那头母亲似乎是对着父亲囔嘟，突然声音就铿锵了起来，“还给人家大专学生当老师呢，说话就是这水平，老话都说了，不孝有三-----”我还没等她说完，赶紧又抢着说：“知道啦知道啦，过两天我再给屋里打电话！”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然后长长吁了一口气，心里竟然是酸滋滋又甜丝丝的，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