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热”，下一个出版界的热点？

“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换来的是2天无人回复。

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

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

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

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

记者追问：“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

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

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经济学了

“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

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

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只能依靠社会学。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

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

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

说“社会学热”有点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

“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

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

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杨晓燕说：“都说它很热，其实热什么热？”

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

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

“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

“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 “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

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

“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

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

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

“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好处。”刘隆进说。

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

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

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

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

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

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

“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

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

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

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

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

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

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

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

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

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

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在报道中，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

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

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

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

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

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

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

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它关注的是“低端人群”，许多大城市更多想的是如何疏散他们。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

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

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

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

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

“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

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

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追问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