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
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命，她只有两个选择：
1.如果服从美国体系，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台湾和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条件，在经济上接受充当廉价打工者的地位，于是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强国”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个，遑论同时实现两者。
2.如果服从自己的大国宿命，那么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和工业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与发达国家鼎足相立，并以自己的发展带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这样做并非意味着中国要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也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发生恶性冲突，但它的确意味着中国必须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政治独立、经济自立和国家安全。由于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这种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国企业敢于在技术上突破的中国工业精神就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问问自己，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团结一心奔小康”这两句口号之间，哪一个更能激起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斗志？
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
根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回忆，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
他深感屈辱地说：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
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
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道：……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说句诙谐的话，我也亲身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孟戈非讲的这个事件发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个中国在困窘阶段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发生巨大转折的一个标志。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
由于中国曾经在2004—2006年大规模引进高铁技术，所以一些人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说成是中国高铁技术取得迅速进步的原因。但对中国高速列车技术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之所以能够在引进之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开发出世界领先的高速列车（如时速可达380公里的CRH380A），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不仅本来就具有技术能力，而且还直接使用了自己本来就已经掌握的核心技术——这些技术不但不是引进的，甚至也不是对引进技术“再创新”而来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引进的技术更先进。
引进技术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工业获得了成熟产品所包含的经验，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把引进的技术结合于自己的创新，是因为其技术能力基础很强，而这个基础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发，包括自主开发高速列车。
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基础的形成过程是60年，不是30年，更不是10年。一旦最初的引进路线在国家方针发生变化的影响下转向自主创新，这个能力基础的能量就迅速迸发出来，在大规模建设高铁的条件下“意外”地把中国高铁技术推向世界领先的位置。
中国工业精神是一种理念，包含着行动者诠释自己利益的价值观、从历史经验凝练出来的信念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今天，中国已经处于与“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在那个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主力。
因此，中国工业精神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其表现形式也会更新。但是，作为这种精神的内核——自立自强——将会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国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仅在技术上、在工业发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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