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后即弃的人 | 风向书单191228
从泰国的妓院到巴基斯坦的砖窑，从西非毛里塔尼亚到巴西的木炭营，从远离现代文明的奴仆到印度田野里耕种的农夫，《用后即弃的人》的作者深入世界各地的奴役活动现场，用实地考察揭示当代新奴隶制的出现及其恐怖的运作方式。
今天，奴隶制是非法的，为法律所不容，遭世人唾弃，大多数奴隶制被隐藏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公认的劳动关系体系被用来合法化并掩盖奴隶制。在这个世界上，在大众视野外，“奴隶制”这个被认为走进历史尘埃的东西，依然在奴役着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作者通过详尽的调查历数使新奴隶制得以生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其与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联系，并对各地的新旧奴隶制做了比较，呈现了奴隶、奴隶主、警察和政府官员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面貌。
除了这本讨论当代奴隶制的《用后即弃的人》，本期书单还有解释《四库全书》与文字狱关系的《皇帝的四库》；从观念上、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解释日本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男性妥协》则讲述了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男性劳动者如何说服自己分担家务，重构男性气质的；制因素；《安身立命》回归了从曾国藩到王小波的六代中国知识人，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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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农民工开始涉足传统上属于女性气质的领域，但这仍然被建构成男性气质的一部分
传统中国的家庭模式以父权制为核心，男性家长在家中拥有绝对权威，而女性居从属地位，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种家庭模式在农村仍然普遍施行。随着进城打工成为农村的潮流，亲密关系中的父权制是否因此受到影响？蔡玉萍和彭铟旎的《男性妥协》以中国南方东莞、深圳、广州三地的男性农民工为主要调查对象，探讨外出打工对男性在亲密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本书认为，外出打工的现实处境使得男性农民工开始涉足传统上属于女性气质的领域，例如承担家务和育儿工作，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践行性别平权，而是用父权制的话语去包装这种改变，强调这也是男性气质的一种体现，并且这种让步并未触及父权制的父系族氏和从夫居这两大基础。所谓男性妥协，就是在外出打工的处境中男性气质的建构对日常现实的妥协。
·《四库全书》不仅与文字狱密切相关，也是君臣、满汉、朝野间的一场博弈
《四库全书》可谓是前现代世界最大规模的官方图书项目。通常认为清乾隆年间的这项大工程既整理、恢复了海量文献资料，但同时也删改、封禁了不少图书，因而它的目的本质上还是在于通过文字狱来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美国历史学者盖博坚30多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修订《四库全书》不仅与文字狱密切相关，也是君臣、满汉、朝野间的一场博弈。
本书以时间顺序为纲，讲述了整个工程从背景、动机、发起到响应、编撰、审查的完整过程。盖博坚发现，许多四库文字狱惨案其实是因士人之间的私怨而起。这种通过告密的方式利用公权力来打击报复异己的做法，在当今语境下尤为触目惊心。
·时至今日，奴隶制依旧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继续存在着
从泰国的妓院到巴基斯坦的砖窑，从西非毛里塔尼亚到巴西的木炭营，从远离现代文明的奴仆到印度田野里耕种的农夫，作者深入世界各地的奴役活动现场，用实地考察揭示当代新奴隶制的出现及其恐怖的运作方式。
今天，奴隶制是非法的，为法律所不容，遭世人唾弃，大多数奴隶制被隐藏在欺骗性劳动合同的面具之下，公认的劳动关系体系被用来合法化并掩盖奴隶制。书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大众视野外，“奴隶制”这个被认为走进历史尘埃的东西，依然在奴役着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作者通过详尽的调查历数使新奴隶制得以生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其与全球经济错综复杂的联系，并对各地的新旧奴隶制做了比较，呈现了奴隶、奴隶主、警察和政府官员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面貌。本书的最后为普通人对抗新奴隶制提供了一系列建议，给出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是第一部为我们指明在全球经济下如何废除奴隶制的著作。
·从亡国的危机感到膨胀的军事野心，从明治大正年间的自由开放步入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日本的这种转向究竟时如何发生的？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的作者鹤见俊辅生于日本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年轻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以成为总理大臣为己任，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军国主义上台之后，他的父亲却未作任何抗议，从自由主义者转而为军国主义效忠，如同日本知识分子的缩影——明治维新后到大正年间，虽然始终伴随着亡国的危机感，但日本社会总体的气氛是开放的、富有活力和充满自由气息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种思潮也蓬勃发展。而到了昭和年间，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带来了国富民强的成效，日本渐渐膨胀起来，自恃亚洲文明的代表，企图以此凌驾于中朝之上，除军国主义以外的思潮本是健康的批判力量，此时都鸦雀无声，从此日本便在军国主义的单行道上一路驰骋，直至二战结束，这个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便是这本书期望解决的问题。
不同于《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从观念上、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解释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则是从军事思想、制度上来谈这个问题，一战的影响在日本近代史的研究中往往是被忽视的，而这本书指出，正是一战和大正年间形成的1920年体制，日渐孵化出陆军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大正年间虽然民主自由的风潮涌起，国民参政与陈述异议的原则虽然得以落实，但对天皇制本身的批判则是不允许的；而后来走向军国主义的陆军军官们大多深刻受到一战总体战的影响，总体战意味着长期战、消耗战、科学战、思想战……乃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倾国之力的战争，于是将整个国家机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战争，也就成为二战中符合逻辑的发展了。
·物质以外的观念、制度、文化，如何影响经济的运行？
作者之所以写成本书，是力图进行一种“深描”的经济学制度分析。在第一部分，作者回顾了经济学制度分析这百年来的发展进程，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制度”被作为给定的前提假设，到美国制度学派的形成，再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成熟以及主流化。作者指出了这套围绕着“交易成本”概念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制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书的第二部分的内容集中于产权讨论。作者首先考察了人类学社会学中所关注的“礼物经济学”现象，论证其实质是一种古式社会的产权实践，并且具体论述了如何从观念角度展开制度研究。书的第三部分内容来自于作者的早年研究：围绕欧洲中世纪的“高利贷”问题阐述观念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影响；论证韦伯命题的形式逻辑，以及由超验的宗教信仰，到“信念伦理”，再到日常生活态度，理清观念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制度的。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元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试图去找寻问题的答案。
·所谓“乡绅自治”只是一种儒家理想的美好想象罢了
本书以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为核心，对传统至现在的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涵义做出不同于以往认识形式的重新解释。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是官民共治秩序，既有自发秩序的性质特征，又是国家权威秩序的功能实现部分，由此为基础勾勒出权力支配关系上的官治与民治相互契合式的社会治理形态和社会秩序模式。并且这种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被熔化浇铸到新的变化的社会结构型态当中。因此，要在历史与现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上，来理解和认识当前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并且要在现代公共性社会关系建构和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发展上，来认识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亦即基层社会秩序的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的确立需要建立在基层社会合法性秩序规则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贯通基础上。
·仅仅为语言确立规范是不够的，只有在“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游戏“中扮演一个角色，语言的意义才能得到显现
这本《在理由空间之内》是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到复旦参加“杜威讲座”的成果。本书总体上介绍了布兰顿语言哲学的三个维度：推论主义、规范实用主义和元语言表达主义。布兰顿的哲学由使用语言的实践开始，他认为这是将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的关键。他的语言实践受制于规范，使用语言便是掌握规范。但要理解语言，仅仅到此是不够的，还必须更进一步，还必须掌握规范制约的推论，因为只有在推论中，也就是只有在“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游戏“中扮演一个角色，意义才能得到显现。
布兰顿的思想风帆张得很大，他将不同的哲学思潮尽收其中，试图为超越大西洋两岸的哲学对峙找到可行的途径：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语义学与语用学、推论主义与表象主义、弗雷格与黑格尔，以一种人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罗蒂语）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他继承了罗蒂的思想路线但又超越了罗蒂，他不仅用一种系统的方式将罗蒂那里分散的主题如“实践”“社会”“推论”连接在一起，而且将罗蒂抛弃的“指称”“真”“世界”重新引回，作为哲学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他最富原创性的工作，在布兰顿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未来哲学的希望。
·从曾国藩到王小波，六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
以49年前后为界，许纪霖将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49年前）；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49年后）。这个谱系，从曾国藩一直到王小波，原来中国近代出过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比起自由派胡适这种有着明显标签的、已经成为符号的大知识分子，这本书尤为关心的是那些处于历史夹缝中，处境有些尴尬的知识人，比如被称为“旧派中的新派”的杜亚泉，“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他们在当时的时代风潮之下显得落伍，而回过头再看，正是这些夹缝之中的人，其审慎、真诚和坚持才像是每一个时代都不能丢弃的品质。
·是鼠疫，也是现代化的契机
在这本书中，作者致力于阐明近代中国的传染病流行状况及其历史背景，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应对传染病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所具有的意义等问题。作者把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所谓近代的时代特征，放在国家开展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化——书中特别侧重的是卫生的制度化——的过程中来加以探究。中国社会在受到西方冲击，出现了制度性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经历了已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国家建设”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暂将“国家建设”置于背景中，从中国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的自身发展脉络来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状态及其多言行的认识体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前期，中日在相互影响的同时，战争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的历史。作者认为在这段历史中，本书探讨由国家推行的社会制度化状况，对理解双方的历史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而在这一社会制度变化中，传染病的流行，对促使国家的卫生制度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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