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城中村里，他们与词语搏斗

今天分享一组来自青年作家彭剑斌与金特之间的互写文章。

彭剑斌与金特因为“写小说”的相同爱好而相识，此后他们一度合住在广州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一起过着“吃不上肉”的艰辛生活，这已是 7 年多前的故事。如今，金特已经陆续创作出《冷水坑》《魔脑》《虚构集》等一系列东北题材小说，成为东北地下文学圈的一位代表人物，彭剑斌也已出版《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等短篇小说集。生活上的压力没能迫使他们放下笔，相反，他们的写作被磨砺得越发成熟。

金特往旷野去了

撰文：彭剑斌

金特，满族，广东韶关人，祖籍辽宁，小说作者，现生活于沈阳。

十多年前，我到广州找工作，暂时寄住在金特那里。有一天晚上，金特在睡觉，他让我 23 点叫醒他。到了 22 点 50 分的时候，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道要不要叫醒他。在那片刻的迟疑中，我应该是短暂地观察过他吧。我发现我并不了解他，关于他的内心世界，我根本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求在 23 点醒来？依据哪一条心灵准则赋予了自己这种权利？既然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那为什么不一觉睡到天亮呢？而且，23 是一个质数呀。

每天早上，他去上班前，总要把电脑的液晶显示器放倒，趴在桌面上，再将键盘压在显示屏的背面。这个神圣的仪式又让我琢磨了很久。后来我实在感觉别扭，干脆直接问了：为什么？他说，以前猫总在房间里乱蹿，有一天他下班回来，发现显示器翻了，差点摔坏。现在虽然没有猫了，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个理由实在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能力。这需要怎样的生活观？他在往生活的空洞里添加内容？这枯燥无比的作为，在失去实际意义之后，仍然被他揪住不放，一个稍有自主意识的年轻人，怎么能放任这样一种存在超乎合理？更奇怪的是，自从这次问话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再也没见他动过那台显示器，好像他已忘了自己的“习惯”。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是很快习惯了被恢复后的正常，别扭的感觉没有了。直到某天中午，我起床后经过客厅时，朝他桌上瞟了一眼，又看到曾经熟悉的一幕：显示器正面朝下趴在桌上，键盘压在它的背上，二者摆放得如此端正，庄严肃穆得近乎荒诞滑稽，一下把我给逗乐了。我再也不会去想，金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觉我已经知道了。

就在那块他摆放它如同摆放一只坛子的显示屏上，他曾主动向我展示了一首他刚写的诗。我再次困惑了，完全看不懂它讲了什么，只看到一大捆字被他生生拗断，每一行诗句都严重超长，都不想被拗断，那些字词之间的关系疏离，似乎每一个字都不想承认它认识旁边的字。我无比讶异：这首诗从内部失和了。透过它，我看到这位作者的大脑里面，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混乱，足以让梳齿崩断。这首诗的内容，我看完就忘了，甚至连一个意象都未能记住，但我记住了那些如芸芸众生、黎民百姓般黑压压的字词攒动所折射出来的那种艰涩的写作状态。一段漫长的、漆黑无望的写作路程正在等着他走过去。

有一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在他面前谈论文学，因为我以为他已经放弃了。当然，这种避讳并非出于同情，反倒是出于卑微——只要当事人没有表现出心有不甘，那么放弃写作便拥有了对坚持写作的绝对优势，因为放弃很可能意味着某种不显山露水的智慧，而坚持只是依循简单的惯性，并不比每天将显示器放倒在桌子上高明多少。

那块显示屏，他现在只用它来追剧。我也和他一起追。那正是我们为期几个月的合租期间，共寝一张嘎吱作响的二手铁架子床，他睡下铺，我睡上铺；他换了工作，还是拿着不多的薪酬、朝九晚五地上班，我则继续失业。白天我将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到了傍晚，我出门买菜。做好晚饭，金特差不多就下班回家了。晚饭吃什么呀？就真的只是萝卜和白菜（金特有一次都生气了，因为他每天交给我五块钱伙食费，而我竟然连肉都不让他吃。我说，你他妈的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我们边吃边在电脑上看两集《三国演义》，竟然也不觉得难以下咽。那段时间，我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而金特还没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是，我们浑然不觉的是，我即将迎来而他则即将摆脱各自写作生涯中的一段漫长的、漆黑无望的夜路。

而生活的轨迹，我们仍保持惊人的一致——每况愈下。先是我找到一份需要卖力气的工作，从珠海区搬到了芳村区，结束了合租。很快，金特也有点吃不消了，跟我前后脚搬到了租金更便宜的芳村。又过了半年，我再次失业，他仍在上班，但我们的住址都朝着城市更边缘撤退。我搬到了一个与佛山交界的村子里，租了套一室一厅，月租才两百八十块钱。金特也寻寻觅觅，终于在离我几公里远的城中村找到一处性价比非常高的出租房。我们像是两个与世隔绝的人，但那段时间经常互相串门。

在村里，我与词语搏斗，精疲力竭地写完了一篇令我失望透顶的小说。写完之后，我简直不想再看见它，为了离它远远的，我跑出去找工作。当我从人才市场回到住处，天已经黑了（太远了啊）。我浑身乏力，一堆书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可我一本也不想看。一个人的世界多么安静，多么缺少力量，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没有任何事情能推动我一把，可我又无法享受静静地站着的乐趣，根本就没有乐趣。我随便弄了一个菜，饭直接盛在菜碗里，拌着吃，这时金特打电话来，说要过来和我整两口。我下楼去买了些卤菜（鹅肠），酒我让他自己买。吃完饭，喝完一瓶劲酒，小瓶的那种，我们又一块看了半集《包青天》，感觉没劲，便换了郭德纲的相声来看，终于笑得满头大汗，泪水汪汪。金特喜欢边吃饭边喝酒边抽烟边吃水果。我饭桌上有半根吃剩的甘蔗，我从中折断，一人拿了一头，就着菜吃。九点多钟，他坐公交车回去了。

金特那时正在写《大峡谷》。那是他第一篇重要的作品。开头写火车站，仍然很艰涩，我见过太多这种开头，像是用文学青年可笑的理想、热血锻烧而成的炮灰搅拌成灰浆抹在字缝里，歪歪斜斜地砌出来的。我皱着眉头往下看，随着一个叫“贝贝”的女孩出现，叙事突然找到了出路，整篇小说好像挨了一顿“还我漂漂拳”，顿时好看了，而且永葆青春和美貌，直到划上句号。金特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小说家。

我即将离开广州，另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在长沙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那是 2013 年春天，料峭的北风刮得整个人精神干爽。出太阳的日子里，我上金特家，用他的洗衣机把被单洗了。傍晚还没干，于是就晾在他家里，约好第二天去拿。第二天是周六，他在家休息，我督促他赶紧把小说的开头删掉重写。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工人来，他说要在客厅的墙壁上装个铁架用来吊沙袋（这又是一件超出我理解能力的事物，不过那时我已经适应了与这样的事物相处）。我有幸目睹了他修改小说开头的那个堪称神奇的过程：他一边等工人来，一边在电脑上放着一部国产警探剧，但没看画面，而是点开小说文档，边听电视剧边改小说！我催问他改得怎么样了，他说：今天就能改好。我便不再催他，坐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后来，他准备下楼去给工人开门，站起身来念了开头的几句，我听了第一句，就说：“没错，就应该是这样。”他叫我先看看，然后下去了。我坐在电脑前看了看，不出所料，果然改得很好。

整篇小说都很棒，我赞不绝口，顺带敲诈他一餐晚饭。他带我去吃酸菜鱼，两个人喝了点酒，把一大盆鱼吃光了。回到他家，他倒在沙发上说：“七年了。”我问他什么七年了。他说：“七年没写出过像样的作品了。终于写出来了，我想哭。”然而，我看他心情舒畅，并没有一点想哭的迹象。

我在长沙定居下来。除去中间有一次在广州短暂而匆忙的碰面，再次相见已是 2019 年夏天，金特来长沙的目田书店和我进行了一场“南北对话”。其时，金特早已扎根沈阳，随着《冷水坑》《魔脑》《虚构集》等一系列东北题材小说的问世，他俨然成了东北地下文学圈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物，而我是湮没在南方多雨的天气里沤出霉来的才尽江郎。对话基本上围绕着金特的小说在进行。我质疑这些小说的真实性，他笔下的那些满口东北方言的人物，无论阶层、职业、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的迥异，全都对形而上思考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浓厚兴趣和超高水平。他的《鲸海》我没看完，一对年轻夫妇为了庆祝妻子治好了抑郁症，在家里举行了一场派对，随着双方邀请的朋友悉数登场，我不用看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场无主题的形而上辩论赛。“但这就是东北。”金特反驳我的质疑，“在东北，爷儿俩没事就掰扯上帝，探讨灵魂。反正东北的读者读了都觉得特真实。” 对谈完之后，我和他到走廊上抽烟，彼此问了问近况。他为了专事写作，几年没工作，常常需要借钱过活，并且成为了蹭饭高手。而我，人模狗样。我劝他多打磨语言，他则鼓励我重新写作。我说我准备师法美国文学。金特听了，猛吸一口烟，低下头非常惋惜地劝我：“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大家都瞧不起美国文学。我也是。

我突然有点嫉妒金特，不仅因为他写出了那些作品，也因为他此刻得以窥见我全貌——那个我一直无法拉开距离好好观察的形象。这个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的形象将被他轻轻松松地摄入眼底，收在心里，不时翻出来玩味一番。

一年之后，他交出一部长篇：《冬民》。读完，我确定了一件事情：我已经连嫉妒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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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雪的奥秘抓在了手里

撰文：金特

彭剑斌是湖南郴州人，我出生在东北，在广东韶关乳源县长大，因此我们算是邻居。第一次和彭剑斌见面是在广州，十几年前，地点在怡乐路的博尔赫斯书店（已搬迁）。初步印象是觉得这个人心事重，不爱说话，有点羞涩，跟人说话就看别处，时不时推一下眼镜，喉音和鼻音混成一团。虽然其貌不扬（希望他别介意），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穿衣打扮也普通，整体气质跟他的业务员身份可谓高度一致，但他身上有股肉头肉脑的可爱劲，让人觉得亲切。

当时，我初涉小说，对文学毫无头绪，但他已经是个成熟老练的小说作者了。那时候，我也见过不少小说作者了，他们大多都有些文学的气质，风格各异而已，但彭剑斌让我感觉这人不像个小说作者。第一印象是，这人看着和写小说扯不上关系。当然，我从没对他说起过。后来仔细琢磨琢磨，想通了一点，小说作者嘛，最好别脱离自己现有的生活，以此来保证小说不脱离生活，方为上策，虽然并不是绝对的。

彭剑斌厉害就厉害在，他的小说，他的语言，从未脱离生活，两者总能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有意为之，还是天赋使然，我至今也没搞清楚，不过，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作者，肯定是两者兼具的。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在某文学网站上，当时，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网名（不记得是哪篇小说了），鳜膛弃，这三个字单拿出来看都认识，可放在一起之后，感觉一个不认识了。随着对他作品阅读的增多，以及和他本人建立起友谊之后，我慢慢有了个更深的感悟：彭剑斌不仅未脱离生活，甚至潜入了生活的里面。

彭剑斌，笔名鳜膛弃，1982 年生，湖南桂阳人。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等。

成为熟知的朋友之后，彭剑斌一点一点地进入了我的生活。当然，是文学生活。他产出稳定，语言成熟，而且已有了相应的知名度，无论哪个方面看，彭剑斌在当时都甩我几条街，给我造成很大的心里压力。不仅如此，他还对句子有着独到的见解。句子，作为小说的一项根本性技艺，这个观念，离不开彭剑斌对我的启发。有一年初冬，他出差来广州（也可能是来找工作），和我一起在城中村里合租过一小段时间。在我眼里，他是名副其实的优秀小说作者，而我连一篇正经的小说都拿不出手，不过，共处一室时，我总是禁不住把新写的片段读给他听，以至于他到现在也以为朗读自己的片段是我一个习惯呢。

拉进我们俩关系的，除了对小说的共同热爱，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不能否认，像我们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学写作者，现实的压力是成倍的。离开广州之后，他游荡在中国西南小县城之间，跑遍了夹在大山里的公路，推销那些我至今也说不出名字的各式小商品。期间，我在大都市广州朝九晚五地上班，频繁换工作，从这个城中村搬到那个城中村。

忘记了是哪一年，彭剑斌结束了业务员的生活，重回广州，在怡乐路租了一间像厂房的老房子。房子在二楼（只有两层），地面没地板——水泥的，四周也是水泥色的，总之，感觉像个水泥洞。那段时间，我和另两位小说作者天天来这做客，聊天，打边炉，逗猫，打扑克，打麻将......彭剑斌乐呵呵地陪我们玩，没见他愁过，永远乐呵呵的。相识这么久，其实，那个水泥洞里的彭剑斌是让我最动容的。

在广州，我们有过“同居”的时光。因为已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就用 A 城中村来替代吧。在 A 城中村，房子很小，没有光，一室一厅，客厅要放行李、书架、书桌、衣服等等，卧室更小，只能睡上下铺。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我找到一份新工作，继续朝九晚五；他在暗无天日的村屋里看书和写作，还要提前做好晚饭等我回来一起吃。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然后模仿台词，你唤我一句兄长，我唤你一句奉先......可喜的是，那段时间，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书，小说集《舞会》，还能拿到一笔版税，一笔能让我们幸福一小下的款子，我羡慕得不行。《舞会》里的作品我之前都看过，篇篇喜爱，极为着迷《角色》和《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认为他天赋异禀，无人能及。同时，也突然发现，我并不了解彭剑斌，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客观成绩，通过《舞会》一下子摆到我眼跟前，像是天外来物。

如果没记错的话，版税用完之后，他找了份体力活的差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惊，第一个念头是，小说作者难道离体力活就这么近吗？这个社会怎么回事？我们的命运就没一点支撑吗？可有什么办法呢？更不幸的是，听说他的劳动工具被偷了两次。再后来，他搬到了广州和佛山的交界处，一个昏暗但宽敞的城中村，房租不到三百，因为他再次失业了。正巧，我的新住处（当然是城中村）离他不远，很自然地走动了起来。生活的艰辛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有些片段还依稀记得：他来我家，我给他看新写的小说，看国产电视剧，我准备吊个沙袋；我去他家，他给我做湖南菜，一条香喷喷的鱼，喝劲酒，看郭德纲的视频......现在回想这些快乐的碎片，松散的小光亮，除了微弱但会心的幸福之外，则是依然清晰的混懵、沉重、绝望和无力，这是尘世的代价，必须要承担和化解，过去是，现在也如此。

大概是 2013 年，他离开了广州，回到长沙，做起文学编辑。我当时很难过。因为，我算是目睹了他在这个城市的挫败，无声的、灰暗的、稀碎的、毫无波折的挫败。至今，一想起这位优秀的且和我密切相关的小说作者，为了生计，被迫去做体力活，我心里就难过。三年之后，我也离开了广州，回到我的原点——遥远的东北。

就像我说的，我并不了解彭剑斌，同样，他也不怎么了解我，我们的心灵生活并不交集，私生活上也是各顾个的，把我们两个人连接起来的是尘世的重量。然而，还有一点是共通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写小说这项劳动和各自的精神力量在承担和化解尘世的重量，以此造就了不一样的命运轨迹。

我的轨迹颇为顿挫，对写小说这个事几度要放弃，对生活了然无望，对自己也充满了厌恶。在生活和命运的辛苦中，我们虽然都不服气，可在写作的行动上是截然相反的：我从里到外都不服，就是不服，但因为能力有限，怎么使劲也无法突破瓶颈，导致自己陷入长期的黑暗；而彭剑斌呢，似乎在心灵深处，某个地方，他选择了服气，默默地承受起孤独的凄凉，但选择服气和认命绝不是认怂，绝不是懦弱，而是要远离那些看似高尚却无知的自负，避免才能被它损害。

独属于自己的光明，似乎永不泯灭，指引着他持续地写。

写作上，彭剑斌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好像有一种才能：把生存的感受，用平凡的句子挥发成让读者认可但又独属于彭剑斌的微妙境遇。当他的天赋落实在小说文本上，温和、舒展且精确的句子便徐徐铺展开来，穿过眼睛，蔓延进心灵深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时间消失了，思想也消失了，语言稀释出幻觉般的效力。与此同时，劳动的艰辛性，在语言的这种效力发挥作用时，顺着句子的走向，化为积极的养分，流入了虚无，他自己及读者借此流逝，也不见了踪迹。在他的语言里，虚无宛如切手可得的事物，且如此精致和纯熟，曾使我惊异不已。

在文学世界里，他似乎有意（或者是嗜好）要化解“意义”，试图把外界的客观事物，纳入心灵漩涡，溶解消化，转为一种没有存在的且又不容置疑的永恒的嗡鸣。当然，这个过程是无声的，是无声的劳作。我信任和羡慕这种劳作，因为它呈现的虚无是如此的纯粹，可以说，虚无在彭剑斌的句子里现身，与句子融为一体。

在我对当代汉语文学有限的认知里，虚无作为一项人类的永恒主题，大多作者及文本是从侧面进入和展现的，因为它通常被定义为负面的存在，这便为它预设了主题性，或者说，为直达虚无设置了障碍。在消除障碍时，客体世界中那顽固和强劲的机体组织，会极大的消损语言的品质，难以抵达虚无。其实说到底，当代汉语还不具备“把虚无锻造为本源”的整体能力。然而，彭剑斌似乎至少在认知上，在心得上，或者说，在天赋般的生存感受上，是与虚无切近的，附身的，他似乎感受得到虚无的温度。我想，这或许就是彭剑斌能在句子里谦卑至无我的深层原因。

2019 年夏天，我们在长沙见面了。他没老（我就老了不少），但沉静了许多。这几年，他结婚生子，经营着生活，写作也没落下。当然，他的焦虑也是明显的，单独闲聊时，总有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火车行进的样子，像许多灾难来临的脚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他写的这个句子。他后来说想师法美国文学，我第一反应是《白鲸》，第二反应是卡佛，然后就犹豫了一下。不管接下来我为此说过什么，价值都不大，在语言的造诣上，彭剑斌是极为优秀的，至于师法何家，他自然也能掌控得好。这次见面，我其实很想对他说出两个秘密：或许是我有点自作多情，但他在广州遭受的挫败，那最后一点希望的断裂，那一声不吭的心灰意冷，我也感受到了，而且至今遗留在我的心里；2016 年冬天，在沈阳，阔别了二十几年的大雪从天而降，突然想起《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那个人，用树枝捅进雪堆，树枝的弹力震动了手心......当时，雪的奥秘，一定被彭剑斌抓在了手里。

《金特往旷野去了》《他把雪的奥秘抓在了手里》首发于《西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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