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课堂笔记（2）

中国历史疆域变迁的地理基础

当代政治学认为国家三要素，即领土、人民、主权。疆域与三要素中领土有着相近的内容，但又有极大的不同。当代政治学中领土为立体形态，包括领土、领空、领海，其中领海不仅有内海，还包括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以及12海里海域之外主权岛屿周围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古代的疆域仅限于陆上领土。

历史上谈到疆域代表边界的区域，和国家拥有主权的土地直接相关。古代的界限和现代有很大不同，大多数时期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一部分地区有政府管理。中国在绝多数历史时期无疆有域，而几百年前欧洲国家都确立了明确、具体的疆域范围，中国历史上少有。

《旧唐书‧吐蕃传》。德宗建中四年正月经唐、蕃双方议定：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

日后出现的边境问题，问题关键都在于历史上的中国究竟是什么。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组织专家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所有专家反复协商之后确立了一个概念，从18世纪50年代到1840年，中国的疆土疆域被视作历史上的中国。所有历史时期，所有活动在这个区域内的政权、文明，都属于中国，这样唐王朝和土蕃的界约都处于历史上的中国之内。11世纪初期，北宋和辽国也签订过类似的界约，即澶渊之盟，划定从河北到山西的一条界限，都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这些都不属于现在国际承认的，国与国之间的边境条约。

清王朝也和周边存在着领土问题，地理环境的限制导致了这些问题。中国的北部和西部自然环境险恶，西部是广大的荒漠，北部是广大的荒原，人迹罕至。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长期无疆有域的情况。

《全球通史》。中国和其他文明相比，“与人类其它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这个隔绝就是北部和西部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绝，使得东方文明独立发展，一脉相承不断延续。

疆域的形成有重要的条件。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拉塞尔说，一个国家疆域的形成有两种原因。两个文明相向运动，疆域之间自然发生抗衡，如果遇到自然障碍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没有，界限就是两个文明力量抗争的平衡之处。疆域的形成和文明之间的力量是直接相关的，而中国始终没有遇到足以他抗衡的文明，也就没有必要标定界限划定疆域。

中国的含义和空间变化

今天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历史上并非如此。中国这个词语最早出现，来自于考古挖掘的器物，陕西关中西部宝鸡，在废品回收站找到一个青铜尊，因为看到尊的内壁上有许多刻的文字，就从废品站买了回来。上面的文字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中国”这个词。“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周成王时代的铭文，那个时期的文献中没有“中国”，却在青铜上发现了“中国”。

对“中”字进行解读，“中”是一个象形文字，含义是立在土地上的大旗，大旗飘动。围绕旗子周围会有一群人围着，“中国”的意思就是中间之地。在地理概念上，指河南省西部地区，以后也是中国文化上的象征。

《尚书‧梓材》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这些文献都出现了中国、四夷的概念，证实了中间之地的意涵。孔颖达：“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羙，谓之华，华夏一也”。因为中国具有华夏文化的精华，于是中国就有了文化意义。

《左传·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吴国的先祖和周文王同宗同祖，他们离开中原到了江南，因为远离中原被称为蛮夷，这种称呼不在于血缘关系，而在于地理、文化的意义。

《通鉴》。“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中央之地和文化意涵相连结，以后使用也一直保持了下来。

《新唐书》。“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姚州在云南北部，到东汉才建立行政建制，但是远离中原，没有文化连接，到唐代仍然不视作中国。

《乾道临安志》。“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効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杭州、钱塘在唐代经济南移时经济就很发达，但是因为和中国有不同的文化风范，因此不属于华夏文化的代表。

综上，对中国的理解与该地区边远与否、经济发达与否无关，关键在于其是否代表华夏文化。

北宋时期的地图，北面是辽国；南宋时期的地图，北面是金国。

《辽史‧张砺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辽国原活动于燕山以北，和中国没有过多文化联系，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直到获得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部分地区。此处代表华夏文化，所以说始得中国。

《金史‧食货志》。“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金国占据北方， 把南宋政权称为宋，把自己称为中国。因为他们占据河南，是传统的华夏文明之地。

所以“中国”的概念不排斥任何文明，只要占据中间之地，就是华夏文化的代表者。

“中国”一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尼布楚条约》第一款：“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为什么以中国而不是清代表主权？因为中国还包含文化的含义，以中国代表主权言外之意就是俄国还属于划外之地，和蛮夷是等同的，这种鄙视不用直接写出来，只需要“中国”一词就能体现。

《少年中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中国的文化历史很长，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非常短。

无疆有域时代疆域变迁的地理基础

除了政治、军事控制着疆域范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理环境。从史前时期起，中国各地考古遗址和文化变迁，经历着从古文化到古城到古国的发展历程，根据地理环境有选择地进行发展。

中国的考古区域被划作六大文化区

黄河作为中国文化的摇篮，也就不那么确切了，因为在东西南北都有着灿烂的文化。虽然黄河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却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黄河流域的文化从来没有中断，各个地区的文化类型都向黄河流域集中，地理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家童恩正认为，关键的地理原因有两点。第一、黄河流域周边地区住着大量的戎狄民族，时时以军事威胁影响着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部落因此联合起来，形成了巨大的部落联盟；第二、黄河中下游水患很严重，治水不是一人之力，通过治水建立的组织也形成了部落联盟，领袖挺身而出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两个问题是其他文明不具备的，这就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于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夏朝就诞生了。

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走向长江流域

《史记‧五帝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人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够走过的地区。

夏从什么地方来，对此还有争论。童书业认为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而来；顾颉刚认为夏人来自东方，从河北、山西交界处来到嵩山地区。但无论夏人来自何方，最后的都在中国之地，河南西部落脚。

商人起源于东方，来自渤海湾附近。商人本是与夏人并立而同时存在的部族，以后不断南迁，并在南迁中进入中原，灭掉夏人建立的国家。商人从渤海湾沿着太行山来到嵩山区域，分为东西两支定居在河南中部建立中国。有学者认为商人先祖来自与西伯利亚地区，是欧罗巴人种。一个重要证据是河南安阳殷墟有大量墓葬，骨骼复原后发现大量属于欧罗巴人种的骨骼。但考古学界认为，这些人从埋葬形式来看，是商王朝的战俘。

周人起于西方，兴起之后，不断向东方发展。相传周人先祖后稷生于邰，此后公刘至豳，古公亶父居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豳即今陕西邠县，岐山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丰、镐位于陕西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后来周人从关中地区进入河南。

以农耕区为核心的疆域扩展

夏朝主要在黄河流域，商朝扩展到了淮河流域，周朝扩展到了长江流域。位于长江的巴蜀、楚、吴越都纳入了政权的管辖。在中国历史早期，以黄河为中心完成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合并。这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中原王朝位于其中心，为中国以后的扩展打下基础。

顾炎武：“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中国只有东部地区适于农业发展，无论是降雨量还是地质条件。

400mm等雨量线的界限意味着这个线以东可以依靠降水种地，以西以北则不行，必须依靠灌溉才能发展农业，所以只有400mm以东的地区是农耕文明可以发展的地区。西北直到新疆都是极端干旱地区，农业生产不会产生在那里；青藏高原温度很低，农田只能在很少的地区发展，大部分地区只能发展畜牧业。

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农业只能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发展，那里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亚欧大陆低压连成一片，海洋上副热带高压西伸北进，从北太平洋副高散发出来的东南季风带来丰沛的降水；冬季强大的蒙古高压散发出来的西北季风影响本地。诸葛亮借东风，是因为冬季中国盛行西北风，只有东南风才能实现火攻。

农业发展地带对于中国疆域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朝三十六郡图，最北方界限正是在400mm等降水量线，明长城的走向也与之极为吻合，因为这是农耕生产的底线。

汉代汉武帝开疆拓土新设立了许多郡县，东部闽越一带，都归属中央政权，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北部地区也建立了政权，还有两广、海南地区。以青藏高原为边界，一直抵达东部沿海，西汉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其中青藏高原和海岸线是自然界限，疆域难以再扩展。疆界变化的主要是北部地区，有河西、甘肃四郡，辽东、朝鲜四郡，西域都护府只在少数时期存在，真正的稳固地区仍然是农耕地区。

隋朝在中南半岛、朝鲜半岛都在短时间内建立政权，但是很快又回归中原，和草原民族在军事上的反复争夺，关键地点就在400mm等降雨量沿线地带。唐朝仍然如此，宋朝则疆界更加回缩。即使如唐这样强大的王朝，曾经赢得西域和西北草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但都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历史中，无论军事上如何周旋，400mm等雨量线这个关键地区制约了中国边境的发展。直到清朝，中国才冲破了400mm等雨量线的限制，现在的大部分版图是清朝所确立的。清朝完成了数次对西北的征讨，这个地带终于完整掌握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中，完成了农耕和草原的结合。

格鲁塞《草原帝国》。“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自班超以来18个世纪对这片土地得以梦想，代表着中原农耕民族对草原游牧民族实实在在的控制。

中国疆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黄河流域，第二个阶段是黄河-长江结合，第三个阶段突破400mm等降雨量线，统治了西北地区。但这些都以无疆有域的历史为背景的。中国历史也随后进入了近代史，中国的疆域逐渐清晰。

清代晚期的疆界条约与疆域变迁

《中俄尼布楚条约》结束了中国有域无疆的历史，但就此丧失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民国时期再次失去漠北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中俄北京条约》中明确规定了中俄的管辖区域，但是在条约签订过程中中国失去了150万平方米的疆域。

以上都是陆上疆域的变化，但是海上疆域从未受到帝王重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都是在沿海地区，从海上进攻，从广州直到天津。

朝中以李鸿章为代表，提出了海防为重的主张；以王文韶、左宗棠为代表，提出塞防为重的主张。李鸿章认为新疆只是肢体损失，海防是心腹大患；左宗棠认为新疆影响蒙古、蒙古影响陕甘、再影响北京。两次鸦片战争都直接影响李鸿章总督的两江地区，也直接影响到了北京；而新疆面临浩罕的威胁、反抗，蒙古三大部的西部卫拉特蒙古就在现在新疆地区境内，喀尔喀蒙古是现在在蒙古国，还有内蒙古直接受中央管辖，地理上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不断影响。

最后的慈禧决策海防、塞防并重，左宗棠七十多岁率兵进入新疆，成功收复新疆，在新疆设立巡抚，真正置于行政管理之下，这个行为使中国后世获得了六分之一的领土，但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海防屡战屡败。

余论

中国疆域伸缩有很大多变性，某些王朝曾经获得过某些地区，如汉代在越南建立过行政地区，但时间很短，不能代表整个历史。班超投笔从戎，在东汉年间在西域做西域长史，东汉控制西域总共有60年，东汉王朝却持续了140年。所以疆域的伸缩需要客观判定，不能沉浸在盛大王朝的迷梦当中。

疆域归属有时间性，疆域扩展是有历程的，“自古以来”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例如西藏，在唐朝和吐蕃有清水会盟，代表的是两个政权的关系，没有隶属关系，那时的西藏还不属于中国，直到蒙元时期，西藏才由元朝统治，由中央派官管理。

九州与四海是古人的概括性描述，由此完成了九州与四海领土的归属。贡献者是中国和夷狄，这样的结论来自于《周礼》。从公元前时的古人就已经意识到国家的版图不是一个民族完成的，而是中央和周边人共同完成的，因此，对于我们的疆域问题不能盲目作出结论，而要谨慎对待。因为我们要脚下的土地，决定了我们头顶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