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法律和精神病（翻译）

在之前的工作中遇到有咨询师很强调家庭生活中父亲的作用；事实上，重要的是象征的父亲的功能。如果现实的父亲把自己等同于象征机构，篡夺法律，那么在孩子发现父亲达不到理想时，不仅是他们会对父亲失望，而且他们与世界的实际联系也会动摇。

原文 " What is madness"（Darian Leader） 147-148页

父亲也可以在为精神病创造条件方面发挥作用。我们从小汉斯和马塞尔·帕格诺的例子中看到，现实的父亲是如何用一个象征性的基准来衡量的，并且被认为是有缺失的。在这两个案例中，通过引入一个外部元素找到了解决方案：汉斯的马，马塞尔的岩鹧鸪。这些都成为父亲身份的象征功能运作的渠道，给儿子一个定位和方向。但是，如果父亲不是接受自己必要的弱点，而是真的试图与象征机构竞争，篡夺它，自己成为法律，会发生什么呢？我的一个病人记得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在剧院排队等候，感觉很不舒服。他们旁边有一道障碍物，那他父亲为什么不越过障碍物更快地到达售票处呢？如果这段记忆给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父亲阳刚之气的问题，那么他该如何把它与父亲表现得好像障碍不存在的情况相比呢？

许多精神病案例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父亲：他将自己视为法律，而不是将其视为超越自己的机构。父亲的社会状况可能与此有关，也可能无关：法官和警察的子女中也有精神病的案例，但职业角色本身永远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重要的是，父亲如何与他的角色联系起来，他如何承担这一角色，他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一角色，以及他是否认识到并向孩子传达，他自己受一个超越他的象征性法则的约束。

在某些情况下，父亲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法律，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被简化为一种理想，如正义、慈善或公平。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理想的内容，不如说是父亲与理想的关系。如果他热切地认同它，那么在他之外的象征性法律可能仍然不可得，或者矛盾和差异具有创伤和过度的重量。史瑞伯形容父亲有“使徒般的使命，要把健康、快乐和幸福带给大众”。很难不把他父亲强加的僵化的、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与史瑞伯自己的精神病联系起来。莫里茨·史瑞伯是育儿学、教育学、整形学和健美操要领的创始人，在他儿子的妄想中，上帝不是法律的创造者，相反，他自己服从于世界的秩序。这种“法定关系”lawful relation意味着上帝不会过多干涉人类事务：他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因此，史瑞伯的妄想旨在纠正他父亲对法律的篡夺。

拉康在这里也想起了父亲，他把自己表现得过于道德高尚，信仰的支柱，正直或奉献的典范，为慈善事业、国家或某种安全理想服务。一个抽象的理想越是被父母所诉求，当父母达不到理想时，孩子就越可能受到伤害，无论是由于软弱还是欺骗。这里的关键是，理想被父母置于象征性的层面，作为世界的组织原则。因此，当它受到质疑时，发生的不是局部的骚动，而是对人的整个存在的粉碎。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需要的远不止是食物和住所：我们需要一种基于信任的、与符号秩序的联系。我们需要知道，当成年人对我们说话时，他们并没有欺骗我们，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不断地问自己：“他们在说这些，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贝特森和他的同事早期的工作认为，这个问题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是被压抑的，但在许多形式的精神病中都存在。无法建立起对言语的基本信任，还有什么可以支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如果理想被植入符号秩序，然后被发现是谎言，那么人的根基就被移除了。不仅是他们会对父亲失望，而且他们与世界的实际联系也会动摇。在一个案例中，一位父亲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的教育体系强加给他们。他们必须完全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吃饭、睡觉和排泄，他设计了自己的哲学来合理化了make sense of这些残酷的强加。他努力让四个孩子在一岁前就学会了上厕所。消极的情绪是不允许的，甚至在他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必须微笑，以表示他们承认惩罚的公正性。与其说法律超越于他，然后通过他笨拙地传递，不如说他让自己等同于法律，通过他的哲学发出法律。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官，身居要职，家里的女仆和保姆都不敢挑战他。母亲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抚养孩子的制度。

尽管父亲的制度很残酷，但病人还是满腔热情地爱着他。“父亲想让我成为什么，我就成为什么。他对我的想法——就是我的样子。” 每当他们去餐厅时，她都会闭上眼睛，让他把任何新鲜食物塞进她的嘴里，她说，这是她对他完全信任的表现。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份爱，直到很多年后她发现了他那放荡的婚外恋生活的细节。现在她不得不质疑他的所有关于道德的教训，手淫的危险，忠诚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时，她开始观察周围世界的猫，把猫的动作和声音解释成信息，告诉她在生活中该怎么做。现在，在她父亲的话的确定性受到质疑的地方，她建立了一个新的指南针，她称之为“猫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