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自己的文化能带来安全感
语言把我们和文化身份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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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星球上大约有七千多种不同语言，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原住民的语言，半数以上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更没有字典，依靠传统故事一代代人口口相传。这些故事也随着时间和地理环境而变化，彼此塑造。不论是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亚马孙雨林中的原住民，还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红树林里的印第安人，对他们来说，语言和土地交织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部落族群中也发生着相同的事——他们的语言在走向消亡。
原住民在加利福尼亚生活的历史超过两千年，这里原本是世界上生态和文化最为多样的地方之一，有90多种语言，300余种方言；但在过去200年间，这里也成了语言消亡速度最快的地区。
研究者认为，许多语言将在未来的一代彻底消失，像是生活在加州北部红树林中的Tolowa Dee-ni’人，如今仅剩一位老人还能流利的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而红树林曾经并不是这么被称呼的，它们叫做k’vsh-chu。许多部族语言都面临相同情况，只有一两位老人还能用，孩子们早就对自己的语言一无所知，对古老故事更是如此。
但这些濒临消失语言的传承者，都不认为这就是命运和结局。
受英国殖民影响的新西兰毛利人，在1980年代能说传统语言的不足20%，但他们为保卫自己的语言做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成立第一所英语-毛利语双语学校，在电视和广播里播出毛利语节目。1987年，毛利语成为新西兰官方语言，预计到2040年，20%的新西兰人都能流利使用毛利语，不仅是毛利人。
毛利人的成功鼓舞了夏威夷人，后者的语言文字濒临消失，今天或许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夏威夷群岛曾在成千上万年间孤绝于世，波利尼西亚航海者在公元400年时发现了它们，到1200年时，他们的后代已在这里建立就当时来说相当规模的聚落，称之为ahupua’a。
第一批殖民者在500多年后，也即1700年代，在库克船长带领下来到这里；他带着大英帝国的荣光出发寻找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间的西北航道。很快，许多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到达这里传播福音，并致力于让夏威夷人改信基督教。他们得使用夏威夷语，也要把圣经翻译成夏威夷语，这就意味着他们得发展出一套palapala，也就是书写文字。
几个世纪以来，夏威夷都只有口述传统，没有文字，他们的mo‘olelo——口述文化相当深厚，包括完整的故事、传说、历史。当传教士帮他们创建了书写系统后，原住民也乐于接受，并创办了百余份夏威夷语报刊。到1834年，超过90%的夏威夷人能读会写，14年前这个数字还是0。
这个进程接下来却被打断了。美国有钱人也来到这些岛屿，种植糖和咖啡赚钱，雇用来自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的劳工，1896年群岛上的日本人已占总人口的1/4。新型的社会、政治阶层体系很快成型，位于顶层的，绝大多数当然都是美国白人。
外来者把原有的夏威夷传统生活方式边缘化。首先是改变饮食，用小麦取代岛民的传统主食芋头和稻谷。接着改变文化——不能说土语；跳呼拉舞被罚款，而它是夏威夷最古老的舞蹈和情感表达方式。到了19世纪，美国人推翻了夏威夷最后一位传统统治者Lili‘uokalani皇后，并在1898年把群岛纳入美国版图。
1959年，当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一个州时，只有不到两千人还能流利地说传统夏威夷语，绝大多数是老人；这门语言就要完全被遗忘了。
但总还有人记得。Pele和Kekoa夫妇都是1900年代前生人，也都还会说土语。Kekoa在毛伊岛长大，这座岛屿的名字源自一位半人半神，传说是他把整个夏威夷群岛拉出了汪洋。Kekoa还是孩子时，祖母常带他去看呼拉舞表演，做一些专门给游客戴的花环到那里出售，Kekoa会帮祖母采集做花环要用的植物。“我很喜欢这些演出，”Kekoa说：“美丽、有趣，让我也想参与。”除此以外，Kekoa几乎没什么爱好，对美国孩子热衷的体育项目也意兴阑珊。
青少年时，他的父母给了他离家的可能——前往几百英里外、跨过海峡，去瓦胡岛上的寄宿制学校Kamehameha读高中，这所拥有133年历史的私立学校专收夏威夷-波利尼西亚血统的学生，让他们得以浸润在自己的文化中。这对一个年仅13岁、和家庭关系紧密的男孩来说并不容易，但他还是去了。
Kamehameha高中是夏威夷为复兴传统文化所做的最初几个尝试之一，但是几代人以来，岛上的母语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学校也无法力挽狂澜。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对土语不感兴趣，更倾向于学日语、西班牙语或法语。更重要的是，夏威夷教育学家找不到系统的方式来教授土语中的词汇，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氛围让有兴趣的学生尽可能多用土语。
事实上，语言复兴的开始无法依靠教育，而是取决于人和人的关系。原住民经历了被迫文化同化的血腥年代，即便只是让老人当着别人的面重新运用这门语言，都要跨过难以想象的心理障碍。教授者和学习者之间必须有足够的信任，传授才有可能，因此一开始都是在家庭关系中展开的。
Pele的祖母是Mary Kawena Pukui，《夏威夷字典》的编撰者之一，可说是夏威夷语的权威。祖母受尽被迫同化的折磨，但她穷尽一生和自己的创伤抗争，致力于研究、保育夏威夷文化。亲眼看到祖母的抗争，让Pele渴望能在学校里让孩子们能在安全、系统完善的条件下学习夏威夷语。
Kekoa和Pele读高中时相遇，1997年又在夏威夷大学希洛分校重逢。正好那一年分校成立了夏威夷语学院Ka Haka ‘Ula O Ke‘elikōlani，得名于1800年代中期统治夏威夷的女王，她是夏威夷文化的捍卫者，尽管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也懂英语，但始终生活在一座茅草屋中并坚持只说夏威夷语。新学院有个座右铭：O ka ‘ōlelo ke ka‘ā o ka Maul——语言把我们和文化身份联系到一起。
Kekoa和Pele都在新学院就读，和教授在走廊里用土语交流传统故事，在校外也尽可能说夏威夷语，好让自己能流利的使用这门语言。每个周五，他俩跟教授一起组织同学们聚会，这其实也是夏威夷传统，人们聚在一起消遣，标志一周的工作结束了。在这些师生聚会上，学生们通过写满夏威夷语的纸牌游戏沉浸在文化中，背景音乐同样是群岛独有的，还有传统小食。“这是我们觉得最舒适的时候。”Pele告诉《史密森尼杂志》，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能带来安全感。
逐渐地，两人和教授一起成功发展出第一套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方式。 语言复兴的故事，都是以少数人之力力挽狂澜的故事。
在加州，Marie Wilcox已经85岁了，她是平原印第安人幽库兹部落（Yokuts）的后代，也是唯一一个能说传统语言的人。从65岁开始，她和女儿Jennife Maloney以及家人开始了充满野心的语言复兴计划，一字字地用语音和书写记录下这门语言，并完成了一本字典。
在部落社区支持下，她们在五年前开设传统语言课，开始并没有吸引多少学生。在真正尝到自身语言和文化所能带来的认同感、安全感的甜头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还有这等好事。最初来报名上课的多是成年人，他们中有些听长辈们说过这门语言，长者去世后，就想通过学习语言从中寻求安慰，也重新寻找和已故亲人、祖先的连接，继而他们再鼓励家人孩子来学。就这样，Wilcox花了五年时间，和学习者一起让传统语言成为社区学校的常规课程。
重新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许多部落治愈历史创伤的过程。
Karuk，意为“上游的人”，沿克拉马斯河（Klamath）生活。从1800年中期的淘金热、由此导致了大屠杀到寄宿制学校等，都以极为残忍的方式打断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造成跨世代的创伤。今天，语言守护者们致力于传承语言的同时也把文化继续下去，让族人跟这片土地的联结复活，重新找回跟河流共存的生活。不少科学家也来到这里，向原住民学习如何防范森林火灾、让三文鱼重回栖息地等，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印第安人的语言，知道紫衫一词在土语中就有治疗的意思，用树皮煮茶可以减轻胃疼、治疗肾病。
今年4月，Kekoa拿到了夏威夷大学希洛分校颁发的原住民语言文化复兴方向的博士学位。尽管在新冠影响下，没有多少人得以在现场看他答辩，但有超过100人通过线上会议，身着传统服饰收看了直播。他用夏威夷传统歌谣mele开场，也用它收尾。
Kekoa还在做幼教，让孩子们尽可能更早接触土语。Pele则在夏威夷第一所K-12学制学校教夏威夷语，每年报名的人数都比前一年增长至少10%，已经有四百多人在读。她还担任夏威夷唱诵和舞蹈初级班的老师，两人又一同创立了呼拉舞业余班。
他们的四个孩子也都能流利地说夏威夷语，在家里几乎都用夏威夷语而不是英语。两人为自己把语言又延续了一代人而感到骄傲。但时至今日，联合国依然把夏威夷语列为极度濒危语言。要让它真正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用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有时，也有另一种假象的安全感，”Pele说：“以为我们的语言已经又回来了。”
不论如何，这些看似薄弱的个体所作出的努力和成就，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部族。学者消极的判断无法打断这些为语言复兴做出努力的人。在过去20年间，世界各地都有传统语言学校建立、发展起来，让许多人得以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重新理解从土地中生长而出的当地智慧。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祖先、根、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加州卡韦苏人（Kawaiisu）的语言也是极度濒危语言之一，只有两位年过70的兄妹俩Luther和Lucille Hernandez还会说了。过去16年里，Luther的女儿记录着父亲和小姨的记忆，成为上一代和下一代人之间的语言桥梁。
Luther是乐观的：“最终，后辈们总能把我说的这些像拼图一样拼到一起，到那时他们也就能流利地说这门语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