簋街

七月自己一个人溜去上海，从南京东路走到外滩，回来后就爱上了在城市里闲逛，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只是走，每一步都结结实实地踏着城市的地砖上，像农民亲吻土地一样亲吻我的城。

当然这城市并不属于我，尽管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上了十八年学，甚至八成会死在这座城市的某家医院，埋在它附近的某座山头。从北新桥地铁站出来买了杯一点点往姥爷家走，一年间我似乎没费多少力气就改了口，小心翼翼地不再称呼东直门那个小胡同里的几间平房为姥姥家，就算说顺嘴也能立即找补回来。簋街似乎是没落了，星期六的饭点竟然只有胡大门前稀稀拉拉有人排队等座。蝉联两届大众点评必吃榜的日料，尽管小字标注着中关村店，竟然空无一人，明星推荐正宗重庆火锅也没有什么红火的迹象，衬得隔壁姓事良品格外孤独寂寞冷。

簋街安静了。记得小学偶尔住姥姥家，不，姥爷家，坐在姥爷的二八自行车后座路过早上六点多清冷的簋街，一股泔水味儿，时不时混合着呕吐物的酸臭，来自那些东倒西歪宿醉的男女。于是在我尚未成长到能够理解饭局对于现代人类宿命般的重要意义之前，先于美食中心名声远扬的漂亮外衣看到了那些渗入每一块地砖缝隙中的腐烂的液体。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在簋街上吃过一次麻辣小龙虾。

但这并不构成什么缺憾，我想，嘴里咀嚼着一点点奶茶里的波霸，好难过，我应该点咖啡冻的，后者至少不会让我如此强烈地怀疑其原材料是某种工业塑胶。我喝着三分糖的流水线奶精茶，回味有些干涩，自是比不上吴裕泰一百块二两让人肝痛的茉莉花。可此刻我仍然喝得欣快，在北小街路口拐弯时便已吸到杯底。现代人只适配流水线，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工业狂欢，工业至死。多巴胺在我的脑子里四处流窜。

不知何时簋街被授了个特色餐饮一条街的名号，我刚刚才看到，很难不去想这怕是个诅咒，乱了老簋街的风水。这是乱说，我是那种相信绝对真理却拒斥神神鬼鬼的唯心主义者。记得去年平安夜的前一天，我接到电话在逸夫楼里嚎啕大哭，一步也走不动，直到室友拉着我回了宿舍，收拾东西打车去东直门医院。那天夜里很冷，似乎还飘着零星的雪渣，也可能并没那么浪漫，只是一如既往的干冷，我和舅妈推着堆满没用完的尿垫手纸的轮椅回去那间小平房，她问我人死了会去什么地方吗，我说不会，斩钉截铁。说来滑稽，那晚我正好在复习病生理讲肝性脑病，没想到最后去世也是这个病因。可我依然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命运，没有什么没想到，总能想到的，晚期肝硬化的并发症总共就那么几种，明明白白列在内科学厚厚七八百页教科书上。内外妇儿几千页书，总有一种死法适合你我。

越发感受到这座城的落寞，又或许只是因为我熟悉的那些记忆总是不那么牢固，簋街的饭店已不再往自家门前泼泔水，后厨直接接入下水道，干净又体面，可还是免不了门庭若市不再。冬天了，想吃一串冰糖葫芦，只是路边大爷不会再推着他后座扎成刺猬的自行车把挂着冰晶的火红宝石串递给那群乐开花的自以为顶天立地的初中小屁孩。对于他们，这当然也称不上什么缺憾，中二的青春依然会自以为顶天立地，也依然会为冬日里甜甜的快乐露出小孩的幼稚本质。他们也注定会和我一样，在十年之后怀念自己渐渐模糊的记忆和某种意义上逝去的青春。

记忆在逝去，城市在逝去，然而实实在在逝去的只有人。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哭，边哭边想我究竟在为何而哭，为人，还是为了记忆——此后，你将不再拥有与那个人在一起的任何新的记忆，于是只得反复咀嚼曾经那些故事，直到它们模模糊糊地走失在记忆的深处。后来慢慢琢磨出来，关于死亡的哲学何其简单，它是活着的否定，是答卷结束的那个句点，人生的意义更没什么反复思来想去的价值，我讨厌人们的陈词滥调。

只是随着人的逝去，属于他们的城市也在慢慢逝去，他们在这座城中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容貌大改，他们的记忆也仅仅留存于那些饭桌边打发时间的闲谈，没有人会为他们著书立说。甚至他们的后代也被培养成了他们这座城市的反叛者，我，一个anti-老北京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却操着一口遮掩不住的儿化音。

姥爷成了半个独居老人，一锅白菜汤可以吃四五天。日子过得越来越凑活，和这座城市的市政管理一样，破罐破摔，得过且过。

几十年了，胡同里依然没能建成个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