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决定了自愿和强制之间的区别
问题是从自愿和强制之间的区分开始的，你认为两者之间只有程度区别，我认为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区别的标准是权利是否被侵犯，如果你的权利没有被侵犯，那么你就是自由的，你的任何决定都是自愿的；如果你的权利被侵犯了，那么你的决定就是被迫的。如何认定权利是否被侵犯？就是看是否1、使用暴力，2、以暴力相威胁，3、欺诈。
之后，你提出公平感的问题。你的论点是，在特定情况下，公平感能够压到权利。这意味着，有时候使用暴力并不侵犯权利，因为特定情况下权利被公平感压到了。由于我对自愿和强制的区分依赖于权利，所以如果你否定了权利的绝对性，那么也就否定了自愿和强制的绝对性。你的论证是不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从逻辑上说，公平感是能够压到权利。但是，如果举不出具体的例子，你对我的反驳还是不够有效，因为你找不到反例。如此，我们就讨论一些特殊情况。
回到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假定两个人都是自愿到沙漠的，不存在欺诈的问题。
如果我不愿意给你水，从而你渴死了。那么，我是否就犯了杀人罪？对此，我们一般认为，见死不救并不构成杀人罪，虽然是值得道德谴责的。
但是，如果我只有一瓶水，给了你之后，我自己也得渴死呢？那么，似乎对我的道德谴责也不成立了。
接下来，就进入你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霍布斯讨论自然状态下人的道德性问题了。
自我保存对个人来说是最高利益，此时，为了保命，你来抢我的水（假定我有许多水），在霍布斯看来肯定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此时，你或许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公平感将导致我对水的财产权无效，由于我没有财产权，你的抢夺也就没有侵权，既然没有侵权，按照我的理论，甚至可以认为我是自愿给你水的。
但是，假定我们走出了沙漠，然而我去法院起诉你，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按照你的理论来推理，既然在特定情况下我并不拥有对水的财产权，那么法院并不会支持我的主张。但是，我却觉得，法院完全可以支持我的主张，让你再赔我一瓶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让你再赔我一瓶水就是不合理的呢？如果法院如此判决是合理的，那么就必须假定，即便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依然拥有对水的财产权。
再者，如果我当时使用暴力来反抗你，使得你对我水的抢夺没有成功，从而你还是渴死了。现在，你的后代来起诉我，说我犯了杀人罪，法院应该如何判呢？难道判我死罪就是合理的吗？
1884年英国法院判的一个案子。一个遭遇海难的男孩，被其他几个成年人杀死，其尸体被分食。男孩的父母知道此事之后，去法院起诉这几位成年人，要求判处他们死刑。
但是，这两个案例是不一样的，在前者，你的权利并没有并侵犯。我只是见死不救而已。你不享有生命权，如果这是指为了维持生命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话，你享有的仅仅是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在后者，那几个成年人侵犯了男孩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所以，我完全可以说，哪怕自我保存是最高的道德律令，从而你去抢水或者吃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存在。我或者我的父母依然可以到法院起诉你，要求你承担侵权责任。
这就发生了一个政治和道德的分离或者法律和道德的分离：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在法律上可能还是不合法的。换而言之，法律就是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绝对，至于罪犯的行为在道德上如何，法律存而不论。（另一种法律实证主义，呵呵）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至少某些道德理论并不承认那几个成年人吃人是合乎道德的。所以，论证权利的那种公平感，根本不是论证特殊情况下吃人的公平感。这并不是法律和道德的分离，而是一种道德理论战胜了另一种道德理论。不过看来还是后一种可能性大点，前者除非强硬区分法律与道德，否则必然导致自相矛盾。这可能是我承认了权利基于公平感的结果。
或许，上述例子并不是你想要举的“论证权利的公平感反过来消灭权利”的情况。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例子来。更何况，权利是存在那里的，而如何论证是有多种选择的。即便你举出一种例子，我也可以说，权利不必依然于你所说的那种公平感。至少，从直觉上看，判不判那几个成年人死刑，好像都有道理。当然，如果死刑被废除了，那么判他们有罪我们更容易接受一点。
这也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如果为了保命而侵犯财产权，那么事后要求赔偿好像很容易被接受。但如果为了保命而杀人，那么事后要求以命抵命就不太容易被接受。这便导致一个奇怪的结果，在特殊情况下，财产权存在，反倒是人身权不存在。
另外，霍布斯的道德理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为了自我保存做任何事情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别人是否因此就有义务来配合我的行动呢？霍布斯认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不可能存在权利，但他好像没有给出证明。我倒倾向于认为，哪怕是为了自我保存，也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和生命。
之后，你提出公平感的问题。你的论点是，在特定情况下，公平感能够压到权利。这意味着，有时候使用暴力并不侵犯权利，因为特定情况下权利被公平感压到了。由于我对自愿和强制的区分依赖于权利，所以如果你否定了权利的绝对性，那么也就否定了自愿和强制的绝对性。你的论证是不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从逻辑上说，公平感是能够压到权利。但是，如果举不出具体的例子，你对我的反驳还是不够有效，因为你找不到反例。如此，我们就讨论一些特殊情况。
回到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假定两个人都是自愿到沙漠的，不存在欺诈的问题。
如果我不愿意给你水，从而你渴死了。那么，我是否就犯了杀人罪？对此，我们一般认为，见死不救并不构成杀人罪，虽然是值得道德谴责的。
但是，如果我只有一瓶水，给了你之后，我自己也得渴死呢？那么，似乎对我的道德谴责也不成立了。
接下来，就进入你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霍布斯讨论自然状态下人的道德性问题了。
自我保存对个人来说是最高利益，此时，为了保命，你来抢我的水（假定我有许多水），在霍布斯看来肯定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此时，你或许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公平感将导致我对水的财产权无效，由于我没有财产权，你的抢夺也就没有侵权，既然没有侵权，按照我的理论，甚至可以认为我是自愿给你水的。
但是，假定我们走出了沙漠，然而我去法院起诉你，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按照你的理论来推理，既然在特定情况下我并不拥有对水的财产权，那么法院并不会支持我的主张。但是，我却觉得，法院完全可以支持我的主张，让你再赔我一瓶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让你再赔我一瓶水就是不合理的呢？如果法院如此判决是合理的，那么就必须假定，即便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依然拥有对水的财产权。
再者，如果我当时使用暴力来反抗你，使得你对我水的抢夺没有成功，从而你还是渴死了。现在，你的后代来起诉我，说我犯了杀人罪，法院应该如何判呢？难道判我死罪就是合理的吗？
1884年英国法院判的一个案子。一个遭遇海难的男孩，被其他几个成年人杀死，其尸体被分食。男孩的父母知道此事之后，去法院起诉这几位成年人，要求判处他们死刑。
但是，这两个案例是不一样的，在前者，你的权利并没有并侵犯。我只是见死不救而已。你不享有生命权，如果这是指为了维持生命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话，你享有的仅仅是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在后者，那几个成年人侵犯了男孩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所以，我完全可以说，哪怕自我保存是最高的道德律令，从而你去抢水或者吃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存在。我或者我的父母依然可以到法院起诉你，要求你承担侵权责任。
这就发生了一个政治和道德的分离或者法律和道德的分离：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在法律上可能还是不合法的。换而言之，法律就是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绝对，至于罪犯的行为在道德上如何，法律存而不论。（另一种法律实证主义，呵呵）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至少某些道德理论并不承认那几个成年人吃人是合乎道德的。所以，论证权利的那种公平感，根本不是论证特殊情况下吃人的公平感。这并不是法律和道德的分离，而是一种道德理论战胜了另一种道德理论。不过看来还是后一种可能性大点，前者除非强硬区分法律与道德，否则必然导致自相矛盾。这可能是我承认了权利基于公平感的结果。
或许，上述例子并不是你想要举的“论证权利的公平感反过来消灭权利”的情况。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合适的例子来。更何况，权利是存在那里的，而如何论证是有多种选择的。即便你举出一种例子，我也可以说，权利不必依然于你所说的那种公平感。至少，从直觉上看，判不判那几个成年人死刑，好像都有道理。当然，如果死刑被废除了，那么判他们有罪我们更容易接受一点。
这也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如果为了保命而侵犯财产权，那么事后要求赔偿好像很容易被接受。但如果为了保命而杀人，那么事后要求以命抵命就不太容易被接受。这便导致一个奇怪的结果，在特殊情况下，财产权存在，反倒是人身权不存在。
另外，霍布斯的道德理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为了自我保存做任何事情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别人是否因此就有义务来配合我的行动呢？霍布斯认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不可能存在权利，但他好像没有给出证明。我倒倾向于认为，哪怕是为了自我保存，也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