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字地名是大杨浦的魂灵头

住在鞍山新村，“老鞍山”人多少是有几分自豪的。 那个年代为了突出工人居住的特点，这里原称为“邨”，而非“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统一为“村”。 任琳芳小时候从杨浦八埭头搬到鞍山四村，让老邻居们很是羡慕。 “人家讲‘不得了了，住高楼大厦去了’，老稀奇的。” 这是继曹杨新村之后建起的新一批工人新村，面积达200万平方，约有10万人口居住。 它位于控江路、大连路、彰武路、铁岭路、密云路范围之内。 这块狭长的地带，曾经横亘在纺织业和轻重工业的包围当中。 周围分布的工厂有上海工具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来水厂、新沪钢铁厂、上海电表厂、自行车厂、毛纺厂等。 六十多年过去了，工业区的痕迹逐渐淡去。但一些“老鞍山”人几经辗转，仍然回到这里。 正如鞍山六村一位爷叔所说：“上海没有哪个地方能跟这里比，给我再多钱，我都不想搬走。”

一

鞍山新村面积达200万平方，约有10万人口居住

如今在同济大学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的车学娅，读小学的时候搬入鞍山四村。

她记得，小时候，工人新村绿荫环绕，每个礼拜都会迎来一大批外宾前来参观，啧啧称赞。

最近，车学娅回到在鞍山新村附近转了转。

从鞍山四村小区的锦西路入口进去，往阜新路方向走，以往的风景不再。

“一路上没有我们以前的感觉了。”她说。

绿树夹道的街区中，颜色参差的店铺和居民楼相互穿插，形成冗杂的视觉感受。

每个路口都被围栏围起来，不像以前是开放的空间。

鞍山四村三个大花园里曾经如茵的草地，如今被抬高并铺满硬邦邦的地砖。

“我觉得是回不去了。”她说。

房产中介放在门口的牌子，透露了这里现在的房价

时间退回到六十多年前，鞍山新村是继曹杨新村之后兴建的又一个工人新村。

1952年，为了满足工人住房需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建造工房，总计两万套住房，统称为“两万户”。

选址要照顾工人上下班的便利，又要与工厂区域间隔适当距离，从而选定9处基地，鞍山一村、二村为4号基地。

当年，新村周围还是一片田园风光。广阔平整的田野尽头，工人公房林立。

“如果说曹杨新村的表率性，在于仍延续了早期‘新村’浪漫主义的情怀，那么鞍山新村是一个更实在、接地气的版本。”

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王衍说。

鞍山新村的建造时间横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50年代建造的房子，楼层一般只有三层。

到了60年代，这些房子加盖至五层，又新建一些五六层高的房子。

鞍山四村建于五六十年代，楼梯是木质的

60年代新建的房子开始有独立厨卫、成套住房的布局了。

而70年代以后，房子在平面布局和设计上，与之前又有了很大的提升。

比如90年代初建造的八村，每栋房子都有公共天井，厨房得以通风。

鞍山新村的住房，每层楼一般有四户人家，为一室户或者两室户。

每间房间为15平米或30多平米不等。

建于五六十年代的鞍山四村，厨卫都是公用的。

每层居民共用一个布置有四个煤气灶的厨房间，有两个抽水马桶间和设有一个龙头的洗澡间。

共用空间带来生活上的交集。

“烧夜饭辰光老闹猛呃。大家吹吹牛皮，互相交流烧啥、吃啥。”

“今朝我烧红烧肉，客气一点，分一分。包饺子、包馄饨，都会给相邻人家端一碗，蛮好白相的。”

1964年搬入鞍山四村的魏国祥说。

上世纪70年代，魏国祥（左）和邻居在鞍山四村的花园里

这种交集有时候也会滋生摩擦。

“有些邻居会揩油，水用一点，油用一点，灯不开他家的，开我们的。”

“我们家有时忍一忍，有时则会发生口角。”王衍说。他生于1980年，在后六村长大。

他介绍说，后六村的住房有几栋是工程兵盖的，采用混凝土，质量较之前更好。

有些房子底楼配有院子，外面被篱笆围住，居民在里面种蔬菜。

“我们有时候会到一楼去讨蒜啊丝瓜什么的。”他说。

二

在搬到上海之前，车学娅生活在山区部队大院。

她和其他军人的孩子一起爬山、摘树叶，跟警卫员淘气，生活圈子与外界相对隔绝。

1962年12月，由于父亲的工作变动，车学娅随家人搬入鞍山四村89号5楼。

她转入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就读一年级。

鞍山四村的建设从五六十年代延续到九十年代，是鞍山新村中面积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一片住房。

89号那排房子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前后各有一个大花园。

上世纪80年代，车学娅（左二）和家人在鞍山四村的花园里

从5楼的窗台望出去，周围绿意葱茏，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景观房。

当时由于高楼很少，从5楼的北面阳台望去，甚至可以看到江湾飞机场的飞机起飞。

每年国庆节，可以从东、西、北三个角度分别看到杨浦公园、人民广场和虹口公园燃放的烟花。

“我们家的条件跟普通工人相比是比较好的。”

“我们有两大间房间，每间15个平方。父母和我们三个小孩可以分开住。其他人家一般只有一间房。”

那栋楼的4层以上是部队科研单位出资加盖的，住的都是知识分子。

但他们的子女很快融入到工人子女群体当中。毕竟，鞍山新村是以工人为主的社区。

刚来时，车学娅一家雇有一个保姆，工资15块钱一个月。

然而，看到其他工人家庭都没有保姆，也就不再聘用了。

当年鞍山四村86号底层有新村食堂和图书室，可以在那里买饭票吃饭，买书卡借书看。

有食堂和图书室的阿姨照看着，父母也放心。

有时母亲单位工作忙下班晚，也会把他们托付给楼下邻居。

“我妈给邻居一点钱，我们就在邻居家吃饭。小时候，大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她说。

后来，受周围邻居的影响，车学娅姐弟三人很小就学会了自己买菜做饭。

那时没有空调，电扇都是奢侈品。

夏天的晚上，家家户户都开着门，在过道里、楼梯里，甚至室外，放把躺椅睡觉，不用戒备。

孩子们更是无忧无虑打成一片。

车学娅的女儿（一排左六）也出生在鞍山新村，图为与托儿所同学在新村里拍集体照

车学娅的同学任琳芳家住在鞍山四村66号甲。

每天上学，她会经过七十几号、八十几号，同行的同学陆续加入，足有十几个人。

“她在楼底叫我小名‘娅娅！’我就从窗口探头出来，说‘等一会’。”

“等我下楼，我们再一路叫其他同学，一直叫到学校。”车学娅说。

“从四村走到五村，五村走到六村，一大串人，很壮观的。”任琳芳回忆说。

课余时分，鞍山新村是天然的乐园。

孩子们在绿化丛中逃江山（捉人游戏）、躲猫猫、跳橡皮筋、打弹珠、刮刮片、斗鸡（一种单脚跳跃的游戏）。

一到饭点，整个新村里回荡着“某某，吃饭了”这样的呼喊声。

当然，不同群体之间的条件差异仍然存在。

没通煤气之前，家家户户生炉子。四楼以上用的是蜂窝煤。一楼到三楼则用煤球。

再比如，家里条件好的女孩子可以买牛皮筋，其次买橡皮筋，条件不大好的只好蹭别人的一起跳。

不过，工人家庭也有让车学娅羡慕的地方。

每年夏天，工厂发冷饮、盐汽水或者酸梅汤，家长都会带回来给小孩吃。

“我们家没有这种待遇。”她说。

对此，王衍指出：“鞍山和定海桥等老区不一样，没有明显的地域屏障，一直以来都是很开放的状态。”

“开放到，我是住六村的，我去四村五村也可以认识人，穿到哪里都行。

“社区感很强。那时候就已经是开放社区了。”

三

魏国祥生于1959年，从小是在鞍山新村一呼百应的皮大王。

上世纪70年代，魏国祥（左）和邻居在鞍山新村87号楼顶上

自从1997年7月，1028弄理发店的洗发小妹偶然间扎起他的一头长发，“小辫子”这个诨号就在鞍山传开了。

“我从小三七开，长头发，老潇洒的。”他说，“扎起来蛮好，像艺术家。”

在魏国祥眼里，“鞍山新村是上海最有档次的新村，给人印象老好的”。

所以即便早在1985年就搬离了这里，他仍时不时回来，跟老同学吹吹牛，了解一下生意行情。

尤其是1989年儿子出生、经济压力变大以后。

“我啥生意没做过，皮鞋、水果到海鲜。”他说。

鞍山六村门口，这是新村门口典型的样貌

来来往往间，他目睹了新村的变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住房经过加建，马路被拓宽，违章建筑被拆除。

下水道被改造，下雨天不再水漫金山。新村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升级。

新村周围的业态也在不断更新。

1997年，他寻思着自己所在的上海向东机械厂前景不好，向单位请了病假。

回到鞍山，在四平路上做起了书店生意。

那是电脑普及前夕，居民文娱需求旺盛，书店每月能净赚三四千。

“鞍山人多呀，出去乘55路、61路，都朝这里走呀。”他说。

书店的红火从门口的热闹景象就可见一斑。

魏国祥欢喜吃茶，在门口摆个台子，放满玻璃杯，提前倒好龙井茶。

来一个人，就请他坐下。出新VCD 了，大家也都来问。

最热闹的时候，同一时间共有十几个人在一起聊天。

“基本上本来就认得的，闹猛得不得了。我还欢喜发香烟，瞎谈谈。”他说。

伸出窗外的晾衣架是新村里特有的风景

书店生意一炮打响以后，他觉得路一下子变得更顺畅了。

“我一看到有空房子，就借下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人家亏，我没亏，不像人家大起大落，我就稳步上升。”他说。

至今，他在鞍山盘下的店铺总计有五百多平米，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可谓是鞍山新村的“地头蛇”。

与此同时，他在苏家屯路上开设文化传播工作室，也有两三年的光景了。

那里曾是七八十年代，他每个月来排队剃头的地方。

从“小辫子”的工作室走出来，一路上经过的是他主持设计的艺术涂鸦。

魏国祥主持设计的涂鸦距离他的工作室不远

西游记、三国演义、熊猫等大块彩绘形象在市井氛围中绵延，营造了一片色彩斑斓的喧嚣。

四

在老居民看来，鞍山新村是杨浦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人口层次相对比较高，经济基础也比较好。

对许多人来说，一生中一旦有一段时间生活在鞍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杨浦。

车学娅是其中之一。

1972年，从杨浦中学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位于纪念路、武川路上的建筑安装机械厂（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所在地）。

5年后恢复高考，车学娅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

这所学校是她小时候和小伙伴破篱笆而入、摘马兰头的游玩之地。

毕业后，她在纺织建筑中专当了5年老师。

露天摆放的椅子也是新村一大特色

因为离鞍山新村的家太远，她随后申请调到位于赤峰路71号的上海城建学院设计院（后并入同济大学，现为同济大学南校区）。

80年代初，车学娅结婚。

婚房在鞍山四村44号，和娘家在同一个新村里。

面积15平方米，在当时已经算是条件非常好了。

苏家屯路是车学娅每天的必经之路。

穿过这条路，去到鞍山四村89号的父母家，仅仅几十步之遥。

女儿出生后，外公每天从位于鞍山四村84号底层的托儿所把她接回来，带她到苏家屯路上的沿街花园玩耍。

上世纪80年代，车学娅和女儿在苏家屯路沿街花园

之后，车学娅搬去曲阳新村。但1993年到1995年，她又回到鞍山八村住了两年。

直到后来为了改善住房条件，才买房到了黄兴路。

魏国祥的人生轨迹也一直在杨浦。

从1985年到2005年，每隔10年，魏国祥都搬一次家。“搬了四趟，都在杨浦，一趟比一趟好。”

魏国祥说：“我从小杨浦长大的，对杨浦有热爱。”

在他看来，杨浦什么都好。

“杨浦的房子我感觉比较好，清爽。杨浦的人都蛮好的，对我老客气的，做啥事体都方便。”

“我连跟环卫工人关系都老好的。”

以鞍山新村为起点，也许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依恋。

“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杨浦，从打一小学到杨浦中学，再到同济大学，全部的受教育过程都在杨浦。”

“中途居住、工作离开过，最终又回归了杨浦。几十年来的生涯与杨浦相连结。”车学娅说。

（原载于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2018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