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读书报告
原著名：《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作者：艾朗诺（美）
译者：杜斐然 刘鹏 潘玉涛
版本信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
综述：相较于通行的文学史在描述宋代文学中重点立足于宋代整体环境的变化与唐宋文风不同的比较。本书从北宋尤其是1030年后的约100年的时间里，宋代的士大夫文人在某些领域对于美的追求。本书立足于士大夫个人对于美的追求与其自身的社会身份，社会价值观念以及身份认同的冲突与调解，这使得美学在这种冲突与调解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本书将焦点集中于北宋士大夫在审美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的焦虑，指出传统儒家对于这些活动的成见，他们必须开辟新的视野，敢于挣脱教条的束缚，勉力给出一个说法以自辩。但正是如此美学才得以在宋代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辉煌夺目的影响。
一 个人的焦虑：审美追求与社会身份认同的冲突
本书所围绕的一大核心便是士大夫对于美的自我追求与其社会身份所产生的冲突。首先需明了的是儒学是不断发展的，它在前代已经被不断加诸新的内容或者作符合时代的阐释从而形成累加型的主流文化，每个士大夫文人既是儒家主流文化的建构者同时又深受其影响。因此，无论是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建构活动还是其所受到的影响都对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可能是反向的促进亦可能是正向的促进。
其次，儒家的建立是为了承担辅助管理社会这一职责，因此儒家更加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儒家用社会等级的关系，以家庭为最小单位将人与人编织在一种关系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形成各自的身份认同，此外处于等级上层的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与管理作用则更为关键。因此处于社会等级上层的人他们所需要的能力与德行便更加严格。他们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导致个人空间被大大减小，身份认同使得他们需要不断地强化自我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与维持以便更好地突出与完成自我的社会责任。而这个途径便是用符合社会身份的规范去尽量排除或者回避自己作为个体对于美的感性欲望从而使自己回归社会理性身份。
但这种社会身份与个人审美追求的关系并不会一直保持和谐，在个人脱离社会公共环境进入到私人空间时以及个人社会身份受到波动时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会产生。而在此时以社会身份为主体的士大夫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法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美学是否能存在以及以什么样的特点存在，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这种美学从而使得其拥有新的特点。因此一种美是否能够被接受与发展首先要受到作为接受个体的士大夫文人的认同与改造，这是其能存在的先决条件。明乎于此，对于本书中欧阳修，苏轼，李格非等关于金石，书画，古玩的收藏，牡丹的鉴赏，花园的建造布局，词的接受与革新则会有深刻的了解。
正如前文所说当士大夫进入私人领域时个人的审美追求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从而产生个人审美追求上的焦虑。本书中个人的审美焦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喜好和士大夫身份的冲突，如第一章中欧阳修对于金石的收藏中“玩物丧志”的惴惴不安，对于藏品中不符合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容的忧虑；第二章中宋代诗话中对于诗歌技艺的研究，品鉴与肯定，甚至是沉溺与传统诗言志的价值观念中排斥为作诗而作诗的形式主义文风之间的冲突；第三章中对于牡丹之美的迷恋与反对感官享乐的价值观念的冲突；第四章中对于珍贵收藏的痴迷与超然于物外的哲学追求之间的冲突；第五章中对于词这种新兴文体的与士大夫传统价值观念中对于男女情欲描写的排斥与否定。
另一个方面是士大夫文人的身份认同与其美学追求的大众性或者说是普适性从而造成的身份趋同的焦虑。在一个社会一旦阶级分化形成之后各个阶层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以区别于其他阶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旦存在跨阶层的审美活动，那么如何在其中凸显自我身份则成为重要士大夫文人的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在跨阶层审美活动中处于上层的人来说一旦不能进行身份区分则会对其社会身份的构建与凸显产生威胁。在第一章与第四章中士大夫从事的金石，书画等艺术品的收藏与品鉴和商贾进行的购买活动；在第三章中士大夫对于牡丹的喜爱与描绘与市民，商贾对于牡丹的喜爱；在第五章中士大夫文人对于新兴的词的喜爱与普通市民对于词的喜爱，这些对于士大夫社会身份的构建与凸显的冲击也促使士大夫对这些艺术活动的内涵与形式进行改造或阐释而这种革新与阐释反过来则会对这种审美活动进行塑型从而使得其孕育出符合士大夫文人社会身份的内涵与特点。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本书中所提出的士大夫文人对于词的革新“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形成了“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文学体裁。
二 群体焦虑：士大夫文人对于审美活动的阐释与革新
如前文所述在审美过程中士大夫文人首先要解决其社会身份与审美活动的冲突。但如何使其审美活动被士大夫群体所接受，即如何对审美活动进行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从而使得自己的审美活动被接受与认可是其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当该审美活动在士大夫文人中普遍流行时这种审美活动的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的焦虑就会从个体蔓延至群体从而形成群里的焦虑，使得某一种审美活动获得大量的讨论。如本书中关于收藏这一审美活动便是经过欧阳修，苏轼，王诜，米芾等人的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又如本书中关于花园与花卉的品鉴亦是经过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李格非等人的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最为重要的便是对于词这一文学体式经过众多文人如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晏畿道，黄庭坚等不断对于词的创作进行阐释与革新从而使得词在北宋到达了巅峰成为一代之文学。
（1）关于收藏活动的价值阐释和意义赋予
作者在书中指出欧阳修《集古录目序》中所提出的铭文因学术上有用故其其收集属于正当行为的说法在序言中完全被他对于铭文书法及其盎然古意的喜悦之情所掩盖。从而揭示欧阳修在对金石的收集中存在着对于“物”的占有而获得的愉悦。这种愉悦对于欧阳修而言是其在感到与“古”割裂后的他在对金石铭文的收集中取得了与“古”的联系。而欧阳修则为此对收藏活动进行价值阐释，他在跋尾中赋予铭文两种价值即史学价值与前贤往哲的遗产。但欧阳修在跋中将铭文的“愉悦”或者“消遣”之效与史学价值相提并论，在序言中开诚布公地承认，从一开始搜集，他就是被铭文给予他的愉悦之情所驱动。这种对物的占有所获得的愉悦显然与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相矛盾，更遑论其所收藏的铭文中部分内容与儒家思想存在着冲突。
因此，收藏活动中如何对人与物的关系进行阐释或者规定则成为这一活动能否在士大夫群体中得以存在的关键。而这个任务在苏轼那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对于收藏物的占有以及收藏活动本身都使得苏轼烦恼。对苏轼而言，任何一种对实在之“物”的占有，都有悖于高尚的人格。苏轼试图调试出一种不将占有艺术品当作“占有”的理想心理状态。苏轼拒绝沉溺于艺术品收藏实际上是他拒绝“役于外物”的整体世界观的反映。
因此，对于收藏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苏轼做出了规定。在苏轼看来，关键在于人待“物”的方式而非“物”的本身导致了问题的存在。只要在适度的范围内，他并不反对享受“物”所带来的乐趣。这与他在《宝绘堂记》中区分“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是同一旨趣，“寓”与“留”是判断态度，方式可取与否的标准。其哲学原理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即通过“寓物”来实现“怡情”，士大夫们需要“寓心”于某种实际之物中，而这些实际之物又确实能够释放或者激发他们的洞察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通向终极的“道”，一颗开悟了的心既不会执于“物”，因为同样不会执于“无物”。
至此关于收藏活动的价值阐释，意义赋予以及在收藏活动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符合士大夫社会身份的要求与建构从而使得这一审美活动也拥有了独特的内涵与价值。
（2）关于官能享受与士大夫修养的冲突
在本书中主要是第三章“牡丹的诱惑：有关植物的写作以及花卉的美”探讨了官能享受与士大夫修养之间的冲突。需要提及的是对于藏品之美所带来的愉悦也是一种官能享受。在本章中作者首先阐明了牡丹与梅兰竹菊所含有的文化内涵及其中所寓有儒家道德理念，故对梅兰竹菊的喜爱是可以被赋予符合士大夫价值观念而对于牡丹的喜爱所表现出的官能享受这与儒家对于士大夫修养的要求产生冲突。
由于对于牡丹的喜爱无法在阐释学上获得与梅兰竹菊类似的价值，使得士大夫产生关于喜爱牡丹之美的焦虑，从而对这种审美活动进行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首当其冲的是欧阳修，对美敏锐的触觉使得欧阳修对牡丹之美及其培植的知识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洛阳牡丹记》在畅言这些之后，转而将论牡丹的美同物气之偏联系起来，随后又寻找有力的证据证明花的“灾”和“妖”之间的区别。他坚称“妖”与灾害无关，花虽然妖艳有瑕疵但却是无害的。其做法以退为进，承认牡丹的缺陷但尽量将这种缺陷解释为无害从而使得牡丹能够被作为一种有瑕疵但不会对士大夫文人的修养（因为它是无害的）造成影响的审美对象存在。
欧阳修之后，苏轼在《次牡丹序》里也毫无顾忌地描绘了游览牡丹园的欢愉，他用诸多细节来展现花朵的美丽。这种描写则令人体会到牡丹所能带给人的官能享受这对一个士大夫来说是需要避免的。作为回护，苏轼将牡丹定性为“智巧便佞者”，随后苏轼开始强调自己不事张扬。之后更是转到为官直言进谏，刚正不却写出极为精巧的描写梅花姿态的宋璟来含蓄表明认为纤细柔美的感性与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息不相容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甚至表示对美好事物的鄙视可能是与抵挡不住诱惑一样也会带来问题，与佛教修心不修口的思想类似。
可以看出，苏轼在对牡丹的欣赏活动作价值阐释时的努力，他虽然对牡丹之美进行了贬低，但他否认将牡丹之美与德行之害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甚至认为能够坦然欣赏牡丹之美恰恰是德行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相较于欧阳修主张牡丹之美的无害，苏轼的阐释更使得对牡丹的欣赏有一种检验士大夫修养的功能。
（3）诗话中对诗歌技艺的探讨肯定与传统文论中表达内容和表达形式关系的冲突
传统文论中关于文质关系，言意关系都属于表达内容与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其理论主要受到儒家与道家哲学的影响。但无论是儒家“文质彬彬”或者是《系辞》中“立象以尽意”，抑或是道家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其共同看重的都是偏向于表达内容。也就是说表达形式是要服务于表达内容。这意味着表达形式是不能脱离表达内容单独成为存在的，更遑论将表达形式从表达内容中脱离出来作为探讨的内容。儒家传统总是把“工”尤其是“巧”与虚伪，做作联系在一起，这种偏见阻碍了人们对于专门技术的研究。道家更是将人工雕琢视为自然之害。因此，六朝末和唐代编纂的韵律手册和作诗指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宋代诗话的出现则使得诗艺的探讨得到了新的载体。
宋代的诗话始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本书中指出欧阳修诗话的显著特点便是其“话”的特征即其中大部分条目其实都出于闲聊。甚至其中所提及的材料也多从野史杂记中摘录。就此可以看出诗话之“话”的特点即表明诗话与论，文，序，书，跋等文体的区别，其更像是个人的笔记或者说是读后感。联系前文中所说，我们可以设想当士大夫文人脱离较为正式文体的书写（这些作品是要公之于众）而从事诗话这一近似于笔记杂谈的非正式文体的书写时其审美取向则会更多的显露出个人喜好即他可以在诗话中进行诗艺的讨论。由欧阳修开端，士大夫文人拥有了新的文学体式用以讨论诗歌表达的技艺问题。通过诗话士大夫文人解决了对诗艺探讨的审美需求。批评家不需要在讨论诗歌语言与意义的时候想方设法将其追溯到诗经与楚辞以其中带有经典的影子来作为其出色的证明而是将某篇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批评从而对其为什么出色进行阐释。通过对于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类似于文本细读）从而在如何谋篇布局，如何斟酌用字，如何使用声律技巧等角度来品鉴诗歌。
（4）词的革新：从花间郑声到要眇宜修
作为有宋一代最为耀眼的文学遗产，词这一文体在出现时便与士大夫的文化价值出现严重的冲突。它是声色场合中教坊唱曲所填写的歌词，它的演唱者是歌女与娼妓（有官妓，家妓，普通歌妓）。这种表演形式甚至比孔子所要放逐的郑卫之声还要“淫靡”。但本该永远沉积在社会下层的表演活动却在士大夫文人中得以流行，更有甚者士大夫文人竟亲自来为歌女填词作曲。这对于士大夫阶层的身份构建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但词中对于爱与美的描写，词曲的动人这些根植于个人最基本的审美诉求又使得士大夫文人无法割舍这一文学体式。
正如前文所述，既然士大夫文人无法割舍那就同样要对词进行价值阐释或者意义赋予从而对此进行改造使得它成为符合士大夫文人价值观念的文体。
本书中提及，这种改造并非开始于宋代，而是始于《花间集》。但如果是以维护士大夫文人身份认同而言，这种改造应始于温庭筠。即如前言词出于民间，可将其与民歌相类比，其内容的直露可想而知，温庭筠则将这些曲重新填词，使得它能够在上层文人雅士，达官显贵的歌筵酒席中被唱出来。这种用词的雅化自然是是维护士大夫身份的一块“遮羞布”。《花间集》试图将词这种表演形式从民间脱离使其成为上流社会的专属，“将使西园英哲，用兹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序言很明显想要将士大夫文人酒宴时所用的曲词与民间曲词进行区分。正如书中所说欧阳炯试图将《花间集》阐释为表现文人运笔之高妙的乐歌典范，但肯定词的华美文笔，也就是肯定了它的描写对象所带来的精妙感官之美。这个标准使得《花间词》给词所赋予的价值阐释仅仅是文人驰骋文采，堆砌华丽辞藻的文体。此外更由于《花间词》所选录的很大一部分是描绘思妇恋情，男女情事的词作，这更让词士大夫价值观念上很难坦然接受并将其作为正当的文体。因此，词在宋代必然要在士大夫文人手中作进一步的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才能使其存留于文苑之中。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明确宋词行进的方向，词既要保持其作为文学体裁与其他文学体裁的不同又要对其表现形式与变现内容进行革新或者改造使得它与主流文化背景，士大夫社会身份的构建以及士大夫群体价值观念形成相对和谐的状态。
晏殊对词作中人物性别和感伤原由的双重含混处理巧妙化解了花间词由于聚焦女性，气氛暧昧，充满闺情别怨所带来的对作者自我放纵甚至是淫荡的指责。这是晏殊的成功之处。
柳永的慢词创作扩展了词体的容量，但其仿民歌的语言与表达风格无疑是背离士大夫群体想要将词改造为符合其标准的努力。因此，正如其人一样，柳永词亦始终被烙印上“语多尘下”的印记。尽管他所描写的不过是人本之于性情的真实的欲求罢了，更何况，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亦不是先前男性视角下所臆测的女性形象所能够相比的。但，柳永并非全无功绩，其羁旅行役词终于在词中唱出了自我，将士大夫本该诉诸于诗歌的仕宦不得志，飘泊于江湖的失意用第一人称在词作中表达出来从而使得词借的诗歌的“三分白”与诗歌产生了联系，呈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从而使得词的内涵与容量都发生了改变，这是对词能够存于文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如书中说，苏轼虽努力创作出“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的词作，但其诗化则是承接柳永的努力。苏轼将词的内容进行广泛的拓展，强调词是“诗之苗裔”，使得词作不再是停留于歌筵酒席，吟咏闺情别怨的文体。“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刘熙载《艺概》），词获得了可以承载符合士大夫文人价值观念的文体。当然，诗与词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正如前文所说在价值阐释与意义赋予的同时还要保持词体独特的美感。因此苏轼对词改革的在当时的语境中看对抬高词的地位有着更加直接与明显的作用。毕竟士大夫对于词之所以割舍不下就是因为他们从中体会出词与诗所拥有的不同的美学享受。词对于爱与美的描写是词美感特质的主要来源，因为爱与美是拥有最广泛的象寓性，它是作为个体的人所能够普遍感知的更何况是富含深厚文化素养与敏锐的审美触感的文人呢。
因此，苏轼所开创的词风并未获得广泛的学习，但其拓展的题材则逐渐普及。而后周邦彦则是在苏轼与柳永的基础上对词进行革新，在表达手法上周邦彦承袭并进一步发展与改造柳永，他将语言进行雅化并且以情写物，用含情之笔，用赋法层层勾勒。在题材上继承苏轼创作咏物词与羁旅行役此词，化用诗句诗意，将个人情感熔铸于其中从而开南宋词风。
三 结语与思考
本书中所提及的“美的焦虑”如对于物的占有，对于官能享受的喜爱，对于技巧的肯定等如果将其放入传统儒家主流文化中来看实际上是一种既定文化背景中价值观念的焦虑。也就是说这些之所以成为焦虑，是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是与整个文化背景中对士大夫的要求是背离的。本书中能够发现这些焦虑并且由此立论来阐释，解读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是由于作者将对于美的感知与追求还原为个体的需求。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只是发现了审美焦虑的存在并没有深刻剖析这种审美焦虑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既然对于美的感知与欣赏甚至是沉溺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需求那么这种需求为何在主流文化背景下会成为焦虑，这种焦虑反过来对审美活动的内涵与特点产生了何种影响与塑型。
此外，作为特殊存在的士大夫文人，他们常常身兼多重身份，如文人，官员，哲学家，艺术家等。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能够有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世界，从而形成一种兼性的审美眼光。他们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美，创造美。但同时在诸多身份并不是同等而论的，也就是在这些身份中有主次之分，主导的身份与居于次位的身份并不是时时刻刻处于平衡状态，当发生冲突时主导身份必然会对居于次要的身份进行压制或者是调节。其次身份的主次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某个主要身份会被外界剥夺或者压制如贬官，或者被主体自我放弃与压制如归隐或者放弃仕宦，那此时个人多重身份间的主次关系则会进行重新的构建，那这种重新构建是否会影响主体对于某个审美活动的接受与革新。
以上粗读此书后的一些猜想，限于篇幅与知识储备并不能够对所提的猜想验其是非或者对其有充分的论证，望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够将相关的知识积累充足再作更为详细的论证与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