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札記·畢泰戈拉與「東方性」

在古希臘哲人中，畢泰戈拉單就名字上說，應該是我們熟悉的人。我們中學裏讀過幾何，都知道畢泰戈拉定理就是我們中國古代所謂「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在記載上，畢泰戈拉當時發現了這個定理，曾經作了一次百牢的大祭，那說明是看得很鄭重。

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留下的文獻記載，畢泰戈拉這個人，一是年輕時周遊得很廣，二是在埃及和波斯等東方的國度受到了一些神秘宗的影響。所以，他後來建立的畢泰戈拉學派，於學派之外，更有點教派的味道。他第一個說出「朋友之間一切都是共有的」、「友誼就是平等」之類的話。如果放在師徒密切的學派裏來說的話，就有點後世「兄弟會」或者「行會」之類的樣子，只是行會是做工方面的傳授，而學派當然是以學問上的授業為主了。

在畢氏的學派裏，據說門徒是把財產放在一起共用的。新的門徒，五年裏面總要保持沈默，只是用耳朵來聽講，卻不許用嘴巴來發表什麼鴻論。他們只有通過考試之後，才能進畢泰戈拉的屋子，見到他的面。這就很有點宗教的氣味。讀聖經的舊約，就可以知道，對於主耶和華，是不能輕易去見他的面的。他關照莫回頭去看他，有人忍不住一回頭，卻馬上變成鹽柱了。

正因為畢氏的學派好像教派，所以他的不少教訓和誡命，如今讀上去都很有意思。他不讓人們為自己祈求，因為他看死一般人並不明白什麼東西對自己真正有益處。與中國人的中庸有點像，他也是反對一切過度的東西，過度飲酒飲食當然不好，就算是勞動，過度了也是他所認為不應該的。

他沒有明確禁慾，說得有餘地，但他的傾向卻也是清楚的，說是這樣的行樂，如一定要有，就在冬天吧，但夏天不可以，春秋兩季要節制，但總之無論哪一個季節，總不大對健康有利。他的態度也就可以知道，總不鼓勵太厲害，至於不同季節他要這麼樣來規定的理由，卻是不知道，或者是他說過，但只是沒有傳下來，亦未可知。而且，與中國人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觀念，也並不一致。大概不同的地方，地理、氣候、環境等等，都不一樣，連帶著其它方面，也就不同了吧。

他還有一些「不許」的命令，更是廣及生活裏的細處。比如，不要用刀來撥火，不要使天平傾斜，不要坐在鬥上，不要在指環上面刻神像，不要輕易與人握手，不要養腳爪上有鈎的鳥，不要用利刃。

他對於人們的小便，也是有嚴格的「指教」，特別關照不要朝著太陽小便，也不要在剪下來的指甲和頭髮上小便或行走。我們因為不知道裏面的講究，所以單單看到這樣的話，覺得有點好玩，在他們當時一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當然，不朝太陽小便之類，即使到了如今，總還是可遵守，既不雅觀、也不禮貌，更是對著上天不大尊重，這一點即使現在是無神論者佔多數的時代，內心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何況如今還有法的一方面也是不允許。畢氏還有一點也特別說起，不要吃動物的心臟，雖然這與本人飲食習慣一致，但其他喜愛雜碎的，卻不必因此而有什麼想法。只要不是畢氏一派，但吃應該無妨吧。

畢泰戈拉的哲學，當然是「數的哲學」。亞里士多徳在他的那一本《形而上學》裏介紹得最詳細。他說，畢氏一派從事數學研究，並且第一個推進這一知識部門，進而認數學的始基為一切存在物的始基。由於數目是數學中基本元素，所以畢氏便從數目中發現很多與存在物及自然過程相對應的特徵。漸漸地，便在數目中看到了一切和諧的特性和比例，而一切事物即以數目為範型，數為天下一切的先導，數目裏有正義，有機會，有靈魂和理性，甚至整個的天就是一個和諧、一個數目。

前面說過，畢氏這個人，受到過東方「神秘宗」的影響，所以我疑心他是一個有點「東方性」的人。與古希臘此前的自然哲學家不同，他不視具體的水或火之類為萬物始基，而是獨獨看中了有點抽象和神秘的數目。在他的眼裏，不可捉摸的數目字與天底下形形色色的事事物物卻是可以這樣自然地對應起來。這就有點像我們中國古來的「天地人」所謂「三才」的理論。這在畢氏後世門派當中成熟起來的音樂之論裏面，更可以看得清楚。

音樂當然與數學有不解緣，而那又是與「整個的天是數目」的看法合在一起的，仰觀天文，天體之間的距離和速度無不是由數目而成「天體音樂」，只是這種天上的樂音，對於人間而言只可心識，卻不得耳聞，所以抬頭看著星空，敏感的人直覺得滿天的交響合奏，落在耳朵裏卻是寂然無聲。於是，由天地人共有的數目，而成人間的律呂，那就相當於把人間不得聞的天體音樂，降到了人們的心裏，而人的靈魂和理性，卻也是以數目為始基，當然能夠感應，好的音樂之能打動人心，原因就在這裏。前不久，作一短文，敘及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一位好友對於中國古來「律歷合一」的學問十分精通，有以教我，學習到不少東西，由物候而曆法，而五音七聲，這裏面「天地人」的感應，與畢氏的那些說法，都有相像的地方。所以，畢氏實在可能是一個「東方性」的人物，我們東方人看他留下來的一些殘章，總有親切的地方可以找到。

這一點，還可以從亞里士多徳對於畢氏的評價和態度裏面看出更多的東西。亞里士多徳在《形而上學》中，於介紹了畢氏的理論之後，反復地說出同樣的意思，就是雖然畢氏說那個抽象的數目完全可以用來解釋天底下的一切事物，但是問題卻還是存在，究竟運動是從哪一種原因產生出來，他們卻沒有說到，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們，在運動和變化之外，怎樣可能會有生、滅或天體的運行，怎樣會有些物體是重的，有些物體是輕的。亞里士多德甚至有一處有點嘲諷地說，如果有什麼地方出現了漏洞，他們就貪婪地去找個東西填補進去，使其整個系統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認為十是完滿的，所以就認為天體應是十個，但看得見的卻只有九個，於是捏造出第十個，稱之為「對地」；還有一處也是略帶不屑的口氣說，「我猜想，他們對於專門適用於感性事物的東西是根本沒有話可說的。」

這樣看來，亞里士多徳實在可以說是西方思想起源上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在根子上還是人間性的，興趣最終還是落在「為什麼這個東西重、那個東西輕」之類的實在問題上。而像我們東方人或者有一點「東方性」的人物，卻是把天地人合在一起看的，而對於具體問題的研究往往是派生的，總好像是大背景之下的小節目。比如有明一朝的律呂大家朱載堉，他的根本興趣可能還是在於律歷融通的大學問上，而在這個學問之下，卻在十二平均律的計算上，琢磨出了開方的準確方法。這個主次關係，實在是很有不同。如今，用西方體系一對照，那麼得到的觀感就是，中國文化好像「先天有餘、後天不足」，看上去包羅萬象，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從中抽取頭緒，但好像總是展不開，成熟不了，說不到底。這和亞里士多徳對於畢泰戈拉派的評語，何其相像。不過，在所有這些不同裏面，想要妄分出高下是非好壞，卻也有點多事。還是釋氏的話說得最好：聽非有聞，亦非無聞，了無取捨，名為真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