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the high-tech ideas of Buckminster Fuller are back in vogu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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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州的旧磨坊镇温努斯基（Winooski）每年平均降雪75英寸，1月份气温降至零下10摄氏度。1979年，在全球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温努斯基的7500名居民发现自己每年要为取暖支付4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万美元。为了节省开支又能保暖，市议会批准了一项巨大的计划：在温努斯基上空建一个穹顶。

穹顶由透明塑料制成，由金属缆绳悬挂在空中，占地一平方英里。风扇会吸入新鲜空气，根据需要进行冷却或加热。要想离开或进入，汽车必须通过一个双门气闸，就好像温努斯基变成了一个空间站。在穹顶受控的气候下，供暖费用下降90%；一位规划师欢欣鼓舞地说，你可以“一年到头种西红柿”。一家联邦政府机构承诺提供研究资金。第二年，推广测地线圆顶的设计师和发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来到温努斯基，祝福该项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富勒已经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宠儿。他无视学科界限，称自己是一名跨越建筑、科学和经济的“全面的预期设计科学家”（comprehensive anticipatory design scientist）。另一位伟大的嬉皮英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富勒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the Leonardo da Vinci of our time）。富勒不仅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一个著名的偏心轨道。他戴着三块手表，多年来他的饮食包括牛排、李子、果冻和茶。他在名为Dymaxion Chronofile的剪贴簿中汇集了许多类似圣人的思考——以及他的洗衣账单和其他不相干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他用15分钟的片段记录了自己60多年的生活。

富勒并不是第一个梦想圆顶城市的人——它们已经在科幻小说中出现了几十年，通常是作为反乌托邦的温室——但作为一个工程解决方案，它们让人感觉非常富勒式的。在它们的概念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人性是浪费的、不可靠的，抗拒自我修复。相反，富勒把他的信念寄托在科技上，把它作为驯服人类混乱的一种手段。富勒1966年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表示：“我永远不会试图改造人类——那太难了。”（I would never try to reform man – that’s much too difficult）呼吁人们改正他们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做。富勒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开发出一种技术，绕过人类行为中的缺陷——也就是说，“改造环境，让人类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前进”（to modify the environment in such a way as to get man moving in preferred directions）。他寻找的不是人类主导的设计，而是设计主导的人类。

富勒为1967年世博会设计的蒙特利尔生物圈（Montreal Biosphere）

温努斯基的大圆顶从未投入建设。到1980年底，在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整个夏天都在猛烈抨击这个项目的成本和视觉影响，人们的情绪已经发生了转变。富勒在1959年第一次提出了圆顶城市的概念，直到1983年去世前，他一直支持这个概念。他写道，‘从我们许多大城市的消费曲线来看，很明显我们正在耗尽能源。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在物质、时间和能量方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封闭空间。’在他的城市设计中，最雄心勃勃的是他想要在曼哈顿中城上空建造的圆顶，高1英里，直径2英里。富勒说，除了完美的气候之外，穹顶还可以保护纽约人免受附近核弹爆炸的最恶劣影响。

在战后美国的大动荡中，富勒确信，世界对其资源的配置很差，不可持续，而改变是刻不容缓的。世界再次经历了一个富勒时刻——一个政治、环境和技术剧变的阶段，既令人不安，又令人振奋。在这个框架内，富勒的生活和思想——健全的思想，但也有些单调乏味或荒谬可笑——以一种新的共鸣响了起来。

除了年代档案（Chronofile），富勒对他的生活和工作做了另一个非凡的记录。1975年，当他将近80岁的时候，他在费城一个空闲的电视演播室呆了两个星期，录制了12堂讲座，总共42个小时。他坐在一把白色椅子上，面对着10到12名年轻的追随者。在整个系列中，他不用笔记，从一杯水中啜饮大概六次。他的元音像草原一样宽广而平坦——“scaa-yence”而不是“science”——他的句子中夹杂着一种奇怪的声门音，介于轻笑和清嗓子之间。富勒最喜欢的姿势是闭上眼睛，手掌和手指合拢在下巴下方。他以这种方式连续讲了几分钟；声音低沉，就像一个电视福音传道者邀请我们加入他的祷告。

他演讲系列的标题——“我所知道的一切”（Everything I Know），揭示了富勒的无畏——对他知识的坚定性和理性的力量的信念，对他头脑中的一切都值得保存的信念。他钻研数学和建筑、历史和经济、工程和教育，甚至上帝和爱。他花了几个小时研究四面体和其他形状的性质，以近乎神秘的崇敬口吻讨论它们。他似乎被几何、地图、绘图和图表的力量所吸引，这些力量能够捕捉和提炼系统中元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富勒自己的设计很有特色：测地线圆顶（geodesic dome）、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动态最大张力车（Dymaxion Car），甚至Dymaxion浴室，都是为了超高效率而建造的。Dymaxion是“动态化”（dynamic）、“最大化”（maximum）和“紧张”（tension）的混合体，是由几位广告业主管为富勒创造的，他几乎把这个形容词用在他想到的所有东西上。他是一个敏锐的新教义信奉者，相信新单词和短语能够创造新的想象可能性，用像struts这样的术语来支撑他的思想。

一辆复制的动态最大张力车（Dymaxion Car）

富勒的一些即兴片段很奇怪，他可能大错特错。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庞大而统一的进程，并声称人类是被某种未知的力量栽植在南海岛屿上的。他把一个共同的词源学词根和一个深刻的数字意义归于“九”（nine）和“没有”（none）。（“我一直坚持迷信，”他解释道，“因为总有一天迷信会成为现实。”）有一次，他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谣，“漫步回家到圆顶”（Roam Home to the Dome），这首歌的歌词坦率地说很糟糕，但在他的演唱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喜爱。

富勒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形象，他利用这些讲座来打磨自己的个人神话。富勒认为，通过设计和技术拯救人类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使命。

1927年的一个冬夜，富勒的事业出现了戏剧性转折。他32岁，身无分文，在芝加哥失业。他的第一个女儿五年前死于脊髓灰质炎，而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另一个女婴。从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到被哈佛大学开除，再到他的建筑公司倒闭，他的一生都在浪费生命。

富勒走到密歇根湖的岸边，准备纵身一跃。后来他回忆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你没有权利消灭自己……你属于宇宙。”（You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eliminate yourself… You belong to the universe.）富勒说，这个声音告诉了他更高的目标。经过磨练和鼓舞，他回到了家，成为了素食主义者，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写下了他的想法，这是他未来工作的基础。

至少，富勒是这样描述这个重要的夜晚的。哲学家乔纳森·济慈（Jonathon Keats）知道得更清楚。在他关于富勒的书《你属于宇宙》（You Belong to the Universe，2016）中，济慈指出，Dymaxion Chronofile档案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富勒试图自杀、改变饮食，或者他对找到工作感到绝望。富勒似乎已经决定，他所有的思考都应该转向尽可能广泛的为人类服务，于是他回顾地创作了这个寓言。他自己的生活是唯一能统一他涉足的不同领域的力量。

正如富勒所描述的，世界被打破了。政府过于关注发动战争，也太容易屈服于富人的要求。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富勒就注意到，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增长，是以牺牲其他99%的人为代价的。人们对现状投入了太多，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设计师、实业家、金融家、科学家——在原创思维的基本任务上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与此同时，地球正陷入危机，能源耗尽，环境污染严重。换句话说，正如富勒在“我所知道的一切”（Everything I Know）中所说，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的一场绝对革命”（an absolute revolution of humanity）。除非世界找到办法让“每个人都能在未来10年内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否则我认为人类就完了”。（everybody up to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I think humanity is all through.）

富勒世界观的基础是一种近乎神学的信仰，相信人类的天定命运，这得益于他通过他的姑婆玛格丽特（Margaret）早期对超验主义的接触。富勒的使命是革新人们的生活方式，这让人想起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召唤：停止墨守陈规，发展“与宇宙的原始关系”（an original relation to the universe）。对富勒来说，这是一个紧急指令。年轻时，他就吸收了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训令，马尔萨斯警告称，人口增长没有节制，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会缺乏食物和其他资源。富勒认为，那个黑暗的不足时代就在眼前。时间不多了；未来必须在明天到来。

但就像富勒在反主流文化中找到立足之地一样，他也将自己置身于美国主流潮流之中。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是他最早的发明之一，它代表了富勒如何将文化与反叙事结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富勒想把房子本身的概念，重新想象成“不是要拥有的财产，而是要使用的机械装置”（not a property to be owned, but a mechanical arrangement to be used）。从它的横截面来看，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看起来像一个六角形的甲板，悬挂在中央桅杆上。通风系统在夏天将冷空气输送到屋内，在冬天可以关闭以保存热量。淋浴只吸了一品脱的水，与空气混合，然后以雾枪的方式高速喷出。厕所里的垃圾干净利落地用塑料包装好，送到现场的消化池，再转化成燃料。这栋房子造价6500美元，重3吨，不需要连接市政电线、污水管或水管。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里——富勒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可以被空运到一个新的地点。

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仍然是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为应对美国住房短缺而设计的。济慈发现，20世纪30年代初，富勒要求投资者提供1亿美元来制造第一辆原型车，他注意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需要4300万美元来制造他的汽车模型。房子将在工厂里批量生产，用塑料和金属制成，每一个单元都与其他单元没有区别，这是原则问题，也是为了降低成本。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建造房屋所需的大部分工艺和材料——轻质、坚固的塑料、高压合金、生物反应器——当时还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勒制造了一些原型，但他与比奇克航空公司（Beechcraft aviation company）合作生产待售房屋的计划无果而终。即使在富勒成名的巅峰时期，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也从未投入生产。

底特律亨利福特博物馆的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的内部景观

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Dymaxion House）永远都是迫在眉睫的，这是富勒主义者对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生活的预言。富勒设想，高效、模块化的建筑将解放居民，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新获得的空闲时间用来学习和思考。但是这个设计没有考虑到业主的喜好，也没有考虑到地形和天气如何因地而异。对于一个狂热的工业化社会来说，家和其中的人已经成为纯粹的机器。

富勒的职业生涯似乎是随着失败而发展的。1927年的那个冬天，他的生意失败后，他决定投水自尽。后来，当他自杀失败后，他成为了一名发明家。当他的发明——房子、汽车、浴室——被证明胎死腹中时，他成了一个未来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他不再建造他认为世界需要的东西，而是开始预测这些需求。

结果，富勒的注意力开始遍及整个地球。如果说，早些时候，他是在把自己的想法浓缩成一个莲蓬头的设计，现在他是在把它们扩展成抽象的全球系统：国际电网；为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模拟游戏；金属、矿物和其他行星资源的供应链。（无可否认，当时还没有建立全球信息网络的技术。富勒会对互联网及其追踪和加速商品分配的能力感到兴奋。）这种“综合主义”（comprehensivist）的方法，富勒的一个术语，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发的合作，使世界为全人类工作，而不侵犯生态或对任何人不利”（to make the world work for 100 per cent of humanity,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through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without ecological offence or the disadvantage of anyone）的唯一手段。

富勒坚称自己不关心政治，但在战后的美国，吸引了反主流文化。他的格言对年轻人和失业者、越南战争的抗议者、反核运动和环保运动都有影响。在1965年成立于科罗拉多州的嬉皮士社区空降城（Drop City），富勒的测地线穹顶像疣一样绽放，由废料场回收的材料建造而成。他的“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概念试图传达地球及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星球孤独感，这是《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出版的灵感来源，该杂志成为了反主流文化的宣言。早期版本经常提到富勒。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让孩子们完全听他摆布。”（No one had the kids eating out of his hand like he did.）

然而，富勒对未来的展望既没有田园式的，也没有社会主义式的。技术过剩引发的问题的答案不是减少技术，而是增加——更多不同的技术。幸运的是，创新的繁荣也即将到来。凭借灵活的教育体系、环境设计和高效的规划，富勒坚信科学家和企业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与麦克卢汉的思想相似，麦克卢汉曾为大众传媒扩展人类概念的方式而欢呼。

富勒主张用技术来治疗现代性的创伤，这在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那里引起了激烈的批评，他渴望一种更有机的人文主义。1968年，两人对未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设想，《地平线》（Horizon）杂志对此表示怀疑：“哪一个是通往应许之地的指南？富勒还是芒福德？” 芒福德对科技狂热者所希望的人类未来的贫瘠感到遗憾。芒福德在1956年的一篇讽刺文章中写道，这篇文章可能直接针对富勒和他的泡沫圆顶城市：

富勒预言的魅力依然存在。历史学家霍华德·西格尔（Howard Segal）在2009年写道，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等小说的愿景，“把乌托邦从令人向往的地方变成令人畏惧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听到像富勒这样的智者说技术终究是一种促进和平的力量是令人欣慰的。富勒在1969年写道，“历史上第一次，乌托邦至少在物质上是可能实现的。”

富勒去世后的几年里，世界对科技的信心逐渐消退。全球化和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共识伴随着环境危机、各种技术万能药的失败以及对官员和专家的不信任。我们现在才刚刚从这些更深层次的失望的阴影中走出来，进入新技术繁荣带来的明亮而令人困惑的光明之中。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从富勒的原则中可以得到某种安慰。相信技术是一种救赎，实际上是相信人类有能力使用它，而不是把它引向破坏性的目的。富勒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乐观主义者。他想，我们被赋予了智慧，所以我们在宇宙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写道：“大自然显然有意让人类成功”（Nature was clearly intent on making humans successful.）。这是典型的富勒悖论：他怀疑我们修补缺陷的能力，但他相信我们有能力开发出能够战胜缺陷的技术。

编译自：Why the high-tech ideas of Buckminster Fuller are back in vogue.（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