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崩溃与扩大：五胡十六国，以汉赵、前燕、前秦为中心
四百余年的汉王朝倾覆之后是天下大乱，群雄纷起。经过多年混战、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后，司马氏的西晋篡夺了曹魏政权，并先后消灭蜀汉和孙吴在280年迎来再次统一。然而这次统一只是西晋短暂的辉煌，西晋稳定于表而在内危机四伏，有曹魏一朝对宗室严加防范导致皇权旁落的前车之鉴下，西晋采取的是大肆分封司马氏诸侯宗王，领兵出镇各国封建的政策，宗室的势力空前庞大。而自东汉内附已久的匈奴、氐、羌等族聚族而居在中原塞内，保持着原有组织和生活方式；北方边境也散居着大批鲜卑部落，拓跋氏、宇文氏、慕容氏等都在其中。在晋武帝去世之后，他的智障儿子晋惠帝无法控制朝政，西晋政治先后被外戚杨氏与皇后贾氏家族垄断，同时宗王也虎视眈眈，在300年爆发的政变里贾氏被推翻而赵王入朝秉政，其他实权宗王自不服而争相起事，由此爆发的八王之乱是一场大混战，中原再次陷入战火。
西晋政权因内乱瓦解，而境内的匈奴等各族也相继反叛独立，匈奴南单于后代居于并州的屠各部（休屠部）首领刘渊自称大单于、皇帝建立汉赵国政权，这是中国第一个异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刘渊早年入质洛阳，熟悉汉文化，其本名已佚，改姓刘是因其自命承大汉之正统，他是被汉晋异族入质政策塑造出的新型匈奴首领，不再满足于单于这一游牧民首领的单一身份，而是要建立一种二元的双轨政治：在一个国家内既适用汉地管理体系，也能号令部落组织，这种模式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谷川道雄认为，五胡国家仍然以部族制度作为支柱，部族以国家军队的形式出现在中原的形态下，由皇帝和诸王执掌军队的军事封建制本质上是对部落联盟国家继承的战斗共同体。（谷川道雄，2011）汉赵国宗王、司隶校尉、内史，与单于、左右辅、都尉两套系统配合，匈奴五部族民，平时属于司隶校尉系统，在战时就随即转为军人。在民政与军事合一的管理下，部族民是兵民合一的，汉赵国开启五胡国家普遍采取的军国体制。（陈勇，2009）汉赵国建立后，匈奴五部及“六夷”杂胡均获得自由民的“国人”身份，摆脱奴隶地位，这也是刘渊政权贵族依靠部落自由民支撑性质的基础，在其控制汉人的地区继续实行州郡制，但汉人大体是作为农民、军需后备压榨之用而参与军事本身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也是“胡汉分治”的精髓。汉赵国的巅峰是在刘聪、刘曜时攻灭西晋，洗劫洛阳，俘杀怀帝、愍帝，“永嘉之乱”是中央政权在史上首次亡于异族的大事。琅琊王侥幸率衣冠南渡延续汉人正朔，而北方中原就开启数百年胡汉大融合的进程。汉赵国的主干是五部匈奴，但在连年的对外混战中五部匈奴被消耗殆尽后，刘渊的继承人威望不及刘渊，就只能最终把统治权让渡给势力膨胀的石勒号令下的杂胡（羯族）后赵政权了。
汉赵开启了胡族天子的现象，此时汉族的意义也得到确认。先秦时的诸夏与夷狄，不是区隔于血缘，而是在于文化，“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1]此时“汉”尚未作为民族的称谓。两汉王朝过后到五胡列国时期，始有匈奴、鲜卑等异族将其称呼中原之人，证明此时以文化论“汉”的概念已出现差异，而以血缘、语言为区隔占据上风。（刘学銚，1999）经过十六国和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大量的匈奴、鲜卑等民族与北方汉族融合，重新塑造了新的华夏，因此至隋唐时“汉”作为民族的意义才定型， 它是指代的是经过胡汉大融合的这一中原的新民族，“中华”的意义得到了扩大。
前述北匈奴溃败之后，鲜卑控制了蒙古草原，但是鲜卑国家与匈奴帝国不同，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体系而统治力弱。鲜卑在汉魏时曾在檀石槐、轲比能等部落大人的带领下联合，但在卡里斯玛型首领谢世之后复归于一盘散沙。鲜卑民族源于东胡，东胡很早就出现在史书中，为东北草原地带的胡族的统称，其语言属阿尔泰系（可能为蒙古语族），南部的乌桓和北部的鲜卑就是东胡的主要构成。统一匈奴帝国崩溃之后乌桓、鲜卑获得独立，但是其政治组织大多时候都是分散的小部落，时而与匈奴联合侵略汉地北疆，时而被东汉政府收买去侵袭匈奴。曹魏时期国家重心相对偏向于与吴蜀争霸中国，边疆的军政相对松弛，而世居于东北的鲜卑各部落就逐渐侵占了一些土地农民，开始管理边疆事务。（巴菲尔德，2011）
慕容部鲜卑是其中一支，从东北草原发源地一直西南迁移至辽西辽东一带，到魏晋时已经南至河北北部的昌黎地区。西晋天下大乱，内地汉人投往慕容部地区多达数万家，慕容部势力变强后击败了附近的扶余国、段部鲜卑、宇文部鲜卑，定都于昌黎，此时的部落大人慕容廆已经比较熟悉汉地制度，他任用汉人士族管理经济，利用接纳的大批难民发展农业工商业，联合侨姓士族与慕容氏共同构成政权的统治核心，创立了慕容－侨姓士族联盟的“胡汉自治”体制。在之前刘渊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胡汉分治”的本质是“以胡统汉”，即以胡人为枢要以汉式官僚政府统治汉人， 胡人不但占据胡官也占据汉官系统的核心位置，但据李海叶的研究，慕容廆时期的昌黎政权，汉官系统的中央及地方均由汉人任职，另前后赵的军事系统几无汉人，而慕容氏则多主帅为鲜卑，偏师为汉。所以慕容氏政权的胡汉二官系统界限清楚，汉人完全实现自治。前后二赵时期，匈奴及杂胡共同构成统治核心，但慕容氏却将其击败的段部、宇文部鲜卑部落离散、强制迁徙移边，排除在统治体系外，而与汉士族联合，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五胡时独特的政治形态。但慕容所用的士族大多为中原侨姓士族，因辽东本土士族势力较强而需慕容氏的庇护较少，所以昌黎政权采取的也是一种以“侨姓”治“辽东”的“以汉治汉”策略。（李海叶，2015）
慕容廆时奉晋为正朔，东晋授予其“昌黎公”“大单于”等官，其曾向东晋寻求燕王封号但未果，在慕容皝建大燕国称燕王、慕容儁称帝之后，慕容氏趁后赵覆亡、冉闵之乱之际从东北挺进了中原，定都邺城。但慕容原政权内的汉士族依然奉晋为正朔，受“华夷有别，正朔相承”的影响，反对慕容氏的帝业。冉闵之乱汉人起义诛尽胡羯，根源就是前后赵胡汉分治对汉人的民族压榨、歧视和汉人对胡人深刻的民族仇恨，这都使得慕容氏对汉人顾虑重重。在慕容恪领导下的前燕政权首先取缔了后赵大单于台和整个胡族职官系统，鲜卑贵族皆转任中央行政官和州牧等汉官，也同时兼任将军管理鲜卑兵与汉兵，将原来的汉士族有计划地清除出统治集团，加强了宗室集权，此种举措一方面将民族压迫性质的胡汉分治机构取消以期收买汉地民心，一方面破坏了昌黎时期的与汉士族联盟的体制，前燕转向完全汉式国家体系，形成以慕容宗室为核心的狭窄化权力结构，这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于宗王，为前燕之后的内斗埋下了伏笔。不久慕容暐、慕容垂二派争斗，慕容垂等奔前秦苻坚，而慕容暐派无能，前燕在苻坚打击下灭亡。淝水之战后苻坚败亡，慕容氏趁乱复国，而慕容垂复兴的后燕国与慕容暐系所建的西燕继续内斗，后燕灭西燕，对同族的鲜卑贵族大肆诛杀，而后燕的统治核心进一步收紧到慕容垂的嫡系子孙手里，在决定逐鹿中原命运的参合陂之战中，宗室慕容麟的作乱直接导致后燕惨败于北魏，慕容垂死后不久后燕就覆亡了。（李海叶，2015）慕容氏政权前期的汉人士族分权其实是防止宗室权力过大的良策，但燕政权在挺进中原势力强盛之后对士族的弃用收窄了权力结构，造成了前后燕无休止的内斗和灭亡。与前后赵相比，燕国的民族政策较为得当，但是统治基础更为薄弱。
建立前秦的苻氏出自原居甘肃的氐族，氐族据目前研究主要分布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和四川北部，是三苗西迁和羌人东迁到此地结合的后裔，而氐族世居深山直至魏晋时期才在魏蜀争霸的背景下卷入了中原纷争。（孙功达，2005）永嘉之乱时苻洪成为氐族盟主，先后效忠于前赵后赵，后赵陷入混乱之际苻洪自称“三秦王”“大单于”取得独立，势力庞大，苻洪死后苻健继承，向西进占了长安自称”天王”即皇帝位，建立前秦。此后苻健、苻生降服姚氏羌，将前秦势力扩展至整个陕西。357年苻坚政变推翻苻生，苻坚笃信儒道，任用名相王猛，“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2]采用汉式官僚体系励精图治，铸就了十六国时期一个短暂辉煌的治世。其后苻坚积极扩张，东向灭亡前燕，西向灭前凉、前仇池，北向灭代国，南向攻占蜀地，于376年完成华北的统一，前秦国势达到顶峰。（三崎良章，2019）但强盛的前秦实际上隐患重重，苻坚运作一个汉式政权如何获取其本部族支持？他的方法上就是一方面将部众首领编为属下官僚，将氐人十五万户分配于各地要塞，消除本部的影响力，一方面主动削弱宗亲的力量，用汉官加强其独裁。但致命的是秉承儒家德治的苻坚对降服的鲜卑、羌等部落采取优待政策，不但未曾屠杀、离散其部众，反将其首领予以重用，如慕容垂官至京兆尹、慕容暐为五千户的新兴侯、姚苌为扬武将军，并各自率其部众组成的军队征战，苻坚这一”尾长翼短”的异族优待方针实是前秦国家最大的危险。谷川道雄对其这一行为解释为苻坚本人的德治理想主义，他认为苻坚在根基未稳时力排众议坚持讨伐东晋，野心固然，更重要的是其坚信施仁政的前秦在其励精图治下已代晋室承天命，儒治中华之复兴在异族氐人之手在此一举，苻坚是坚信亲征南朝一统宇内是正义崇高的。（谷川道雄，2011）
遭遇淝水之战惨败之后苻坚众叛亲离，前秦在鲜卑、羌等的反叛下分崩离析，苻坚不久死于姚苌之手。苻坚德治的理想主义有其可行性，但在人心散乱、根基不稳时急于去讨伐立国已久的东晋是败亡之源，对鲜卑和羌部的优待更大的可能是其实力较强而前秦无法立即摧毁他们，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苻坚想通过超越种族的德治以孚人心在此时行不通。苻坚的离散本族、压制宗室的政策虽然能够防止前后赵、前燕国家私权化导致的内斗，但这一独裁化的推进却使本人成为孤家寡人，前秦的失败给数年后再次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提供不少启迪。
前赵后赵的国家遗弃了汉人，用“胡汉分治”的大单于台和胡官系统肆意压迫汉人，最终酿成冉闵之乱迅速倾覆；慕容鲜卑的燕国前期的“胡汉自治”可圈可点，废除单于台和胡官汉官系统合而为一，但在进入中原势力扩大之后权力过度集中于宗室贵族，政权毁于无休止的内斗；前秦任用汉官，优待异族，毁于一场在政权未稳时武断冒进与东晋的决战。在五胡国家其政权核心都是部族宗室分掌军队的军事封建制，这是继承了塞外部落联盟国家的特点，但部落联盟时期各部族首领与大单于权力有相互制约平衡的作用，而进入五胡国家时期军事封建的贵族却与皇权一道加速了统治阶级的私权化，军事贵族无法停止掠夺，皇帝要加强独裁，皇帝和贵族的欲望一旦冲突，政权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而随之倾覆。虽然不少政权吸纳汉族士族进入，但没有兵力的汉族士族在五胡统治下始终是被动的，他们无法对胡族政权上层的权力造成任何制约，因此狭窄权力结构下的不受限的苛政也是五胡政权短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十六国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趋势，匈奴帝国满足于根据于塞外纯粹扰边，前赵尝试以胡人方式用胡官军事统治国家，燕国尝试用部落军事贵族担任汉式官僚实行统治，前秦尝试引入汉官用汉式官僚机构与部落贵族共治，胡族政权是在积累经验、逐步摸索尝试如何在中原建立起稳定的国家政权，而这一愿景在之后的北魏王朝得到了较圆满的贯彻。
-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6页；76页；84-86页；99-100页；132-136页；213-223页
- 陈勇：《汉赵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09年，13-16页
- 刘学銚：《北亚游牧民族双轨政治》，南天书局，1999年，67-69页
- 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22－48页
- 孙功达：《氐族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34-69页
-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商务印书馆，2019年，102-106页；110-115页；179-182页
[1]韩愈：《原道》
[2]《晋书·载记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