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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戏剧书店，出现即地标

世纪朵云 2020-12-01 15:19:48

买书几十年，藏书几万册。办公室和家，遍地是书、举目是书，丛丛叠叠如同迷宫，云遮雾绕着办公桌、电脑、一米八高的书橱。如要穿行其间，切不可大步，侧身踮脚、小心移动脚尖才是上策，心情是喜悦兼“胆战心惊”：唯恐引起书山倒塌，小规模地震也就罢了，书摔伤了可不行。

这就是爱书人杨扬教授的日常。他从不给书分门别类，脑中自有一套特别“编程”。说到哪本，全凭记忆手到擒来，完全做到“书在手边，想翻就翻”。

在朵云书院戏剧店即将开业之际，我们与杨扬教授聊了聊阅读、访书，以及他对戏剧书店的展望。

杨扬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

书与生活并不隔绝

怎么能叫买书呢？杨扬说，“对我来说，买书就是休息。”每天闲时翻阅京东、当当，追踪新书上架，果断剁手；或是每月前往古籍书店，三楼寻宝。“买书如置衣，永远少一本，”他说，“纸质书嘛，捧在手心里的感觉，到底不同。”

由于读书兴趣“蛮广”，文史哲是一支主力，全集收了不少，各个版本不错过：20世纪的重要学术人物鲁迅、胡适、茅盾、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傅雷家书》，能找到的版本都收了，喜爱的原因是，翻开书就是一位行家在“谈翻译、谈艺术” ……这些仅为冰山一角，全集在手“想查就查”，真正乐事一桩；

另一支，全然与兴趣相关：图册、葡萄酒、茶书、明代家具、器具、文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书里，喜欢上就“停不下来”。从哥伦比亚的祖母绿宝石行业兴衰，到茶树在世界的流通过程，随性跟随一本书去任意探险，杨扬说，“书与生活并不隔绝，书与生活融为一体”。

有书在，就不会有寂寞感，唯恐时间不够用。杨扬说，自己以前有个习惯，就是把用得到的书放在最难拿到的地方，“书是要翻的”，与惯性背道而驰，“就可以经常去翻动它们”；现在，他习惯入睡前读书，床头的新书和常用书攒起丛丛书堆，“读书确实是快乐的事情，特别是一本书想用就能找到”。

访书，从哈佛到东京

爱书，必然也爱访书。2005到2006年，杨扬担任哈佛燕京高级访问学者期间，访遍哈佛周边书店：Coop Book Store、Harvard Book Store、Crow、Duck……如数家珍。翻翻找找间，奇遇颇多，他见过：费孝通先生签名送给怀特海的英文书，海明威小说初版本，劳伦斯签名本、“书上签名的字很大”的博尔赫斯签名本；他翻过：罗尔斯收藏的卡西尔《启蒙哲学》、批评家保尔·德·曼收藏的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他入手，不计其数，最终回国时带回八大箱，几百本书。

更有一些奇遇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杨扬曾在书架上发现过1923年左右，沈兼士赠予罗素的书，告知图书馆后被转为“珍本”收藏；还发现过一本书，谈的是对中国的认识，借书卡显示20世纪初有过一个借阅记录，100年后，他才成了第二位读者。

杨扬教授（左二）走访历史建筑

“旧书的麦加”东京神保町古书街，自然也不错过。当年匆匆两小时行程，居然收获颇丰：一是收得中国学者傅云子的初版《白川集》，傅云子是位藏书家，曾在天皇藏书的正仓院，发现多种中国失传的戏曲刻本；二是路过风月洞书店时，巧遇一张大正4年（1914年）东京博览会场馆的导游图，那一年，曹素功墨荣获金奖。

虽然藏书中不乏珍贵之作，如老师赠与的周作人《谈虎集》、《谈龙集》初版本、毛边本，但杨扬对书的观点是，藏还在其次，并不在意珍本与否，“我的书，主要是用”。

戏剧书店，出现即地标

今年10月，为纪念夏衍120周年诞辰，上海三代话剧人同台献演夏衍《上海屋檐下》。《上海屋檐下》，不仅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保留节目，也是海派话剧的标志性作品”，问世83年，到如今还有强大的号召力。杨扬认为，这是“上海的历史记忆以话剧形式保存”的一种方式。

《上海屋檐下》今昔（图片来自网络）

存留记忆，舞台是一种介质，书店也是。因此，他寄望即将开业的朵云书院戏剧店，既能展现“专业色彩”，也能“面向大众”。《于无声处》一年公演几千场，在话剧史上绝无仅有，可见覆盖人群之广；美国音乐剧《汉密尔顿》，用嘻哈音乐穿起美国开国大事，贯穿全年龄段。可见，戏剧虽是小众领域，但并非演给少数人看。

“戏剧书店出现，在上海就是地标。”杨扬教授寄望。朵云书院戏剧店，紧邻百年剧院兰心大剧院，历史气息本就浓厚；况且，上海作为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每年有上万场演出，应该要有一个能与之匹配的专业性戏剧书店，“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记忆。”在戏剧书店的功能上，也应该超出传统书店的范畴，不仅要有专业人士不定期举行线上线下的沙龙和展示，也要以多元呈现形式， “与音乐，与影视，与互联网”等等跨界，紧密跟随戏剧本身不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