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pedia条目翻译 - 萨默顿男子之谜

萨默顿男子之谜（Mystery of the Somerton Man）又名Tamám Shud案件，1948年12月1日6:30，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的尸体在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阿德莱德（Adelaide）南边的萨默顿公园海滩被人发现。数月后，警方在死者所穿的裤子的表袋里找出了一张印有波斯语短句“Tamám shud”（意为‘结束’‘终结’）的纸片，此案由此得名。纸片来自一本《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12世纪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所作的四行诗的选集）的最后一页。很多家媒体都在早期报道中将“tamám”错写成“tamán”，更加深了世人的困惑。

萨默顿男子简要信息

出生时间：约1905年

死亡时间：1948年12月1日

安葬地点：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西特瑞斯（West Terrace）公墓

其他名称：无名男子（Unknown Man，警方术语）

闻名于世之原因：神秘死亡

警方向群众征集线索后找到了纸片所属书籍，那本书的封底内侧写有一串阿德莱德当地的电活号码、一个含义不明的数字以及看似密语的文字。案件调查人员始终未能破译出文字的确切含义。

自警方调查之初起，萨默顿男子就成了人们眼中的“澳大利亚最神秘未解之谜之一”。此后，死者身份、死亡原因以及相关事件引发了各界的热切猜测。公众对案件的长期关注主要源于这几点：死尸出现在冷战初期的国际关系紧张化时期、案件中涉及密码、死因可能与查不出来的毒物有关、当局无法确定死者身份。

萨默顿男子不仅在1940年代末及1950年代初引发了澳大利亚民众的强烈关注，还吸引到了其他国家的各界人士。南澳大利亚州警方为确认死者身份而向他国同行提供了大量信息，进行了多次商讨。虽将死者照片及指纹广泛传播，但澳大利亚警方依旧没能收获有价值信息。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把萨默顿男子的指纹与档案中的所有国内罪犯的指纹进行了对照，但并没有成效。英国苏格兰场也受邀调查了案件，没能给出任何高见。

近几年，新证据屡屡浮出水面，一份旧身份证件显示萨默顿男子可能名叫H. C. Reynolds，也有相关机构在对尸体留在石膏翻模上的发根进行DNA检测。

发现尸体

1948年12月1日6:30，一名男子报警称在位于阿德莱德西南方约11千米处的格莱内尔格（Glenelg）附近的萨默顿海滩发现了一具尸体。男尸躺在埃斯普拉内德排屋（Esplanade Terrace）与比克福德排屋（Bickford Terrace）交接处的跛腿儿童之家（Crippled Children‘s Home）对面的沙滩上。尸体面朝大海，头倚在海堤上，双腿伸出，双脚交叉。有人认为此人死于睡眠之中，他的外套右衣领上放着一根没抽过的香烟。尸体衣服口袋里的物品如下：一张未使用的阿德莱德-亨利海滩（Henley Beach）的二等座火车票、一张可能未使用的阿德莱德市内巴士车票、一把美制窄铝梳子、半包Juicy Fruit牌口香糖、7根装在Army Club牌香烟烟盒中的Kensitas Club牌香烟、一盒只剩四分之一的Bryant & May牌火柴。

目击证人称一名形似死者的男子在11月30日晚上就躺在同一位置，姿势也跟尸体的死状一样。一对在30日晚7点看到男子的夫妇声称他将右臂完全伸直，之后又无力地放下了手臂。另一对在晚七点半至八点间看到男子的夫妇则表示借着刚开启的路灯灯光，他们在那半个小时里没有看到男子做出任何动作，但他们所回忆的男子姿态跟之前的路人所描述的有些微差别，说明男子有可能活动过。第二对夫妇回忆，他们都觉得男子对海边的蚊虫没有反应很奇怪，但以为他喝多了，或者是睡着了，就没再多想。有一名目击者告诉警方，她看到一名男子站在海堤阶梯上低头注视着那个躺着的人，目击者所回忆的男子在30日夜间的姿势与警察记录到的死状完全一致。

另有一名目击者在1959年现身报告警方，他和另外三人在1948年11月30日夜间看到一名穿着讲究的男人架着另一个男人沿着萨默顿海滩前行。作报告的警察名为Don O’Doherty。

病理学家约翰·柏顿··克莱兰德（John Burton Cleland）认为死者看上去像个“英国佬”，死时大约40-45岁，“身体非常健康”，身高约180厘米，眼睛为灰色，发色在金黄至姜黄之间，鬓角略微发灰，肩宽腰细，双手及手指甲未显露体力劳动痕迹，大脚趾和小脚趾呈楔形向中间合拢，就像长期穿尖头靴的舞者的脚。小腿肚上的肌肉位置较高，与常穿靴子、高跟鞋或专业跳芭蕾的人的情况类似。死者身穿白衬衫、棕色裤子，戴红白蓝三色领带，穿的套头针织毛衣、袜子和鞋也是棕色的，上身穿的灰棕双色双排纽扣夹克款式时髦，剪裁看上去是“美国式样”。萨默顿男子身上的所有衣物的标签都被除掉了，现场没有发现帽子（这在1948年并不常见）和钱包，他的脸刮得很干净，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警方由此认为他死于自杀。最后，尸检中对牙齿的检查结果也没能跟任何人的牙科记录挂上钩。

尸检结果表明萨默顿男子的死亡时间在12月1日凌晨两点左右。

“心脏呈正常大小，一切无异常……平时无法观察清楚的大脑表面的细小血管在充血后变得十分明显，尸体咽部充血，食道内壁粘膜表面发白，食道中部有一些溃疡。胃部大面积充血，十二指肠后半部充血，胃中混有血液与食物。两肾充血，肝脏血管中大量充血……脾脏体积异常庞大……约为正常大小的三倍……在显微镜下观察，肝脏中叶受损，胃部有急性炎症大出血症状，肝脏及脾脏严重充血，脑部充血。”

尸检结果还显示萨默顿男子死前的最后一餐是康沃尔肉馅饼（Pasty），进食时间为死亡前三至四小时，但未表明体内有任何异常物质。病理学家Dwyer博士得出结论：“我十分确信此人死于非自然原因……致死物质可能为巴比妥类药物或某种可溶解的安眠药”。专业人士虽认定中毒为可能性最大的死因，但也表示肉馅饼与此无关。此外，验尸官无法对死者身份、死亡原因以及11月30日晚上出现在萨默顿海滩同一位置的人是否就是死者本人等疑点给出确切答案，当时没有任何目击者看清了那人的面目。1948年12月10日，南澳大利亚州警方因未确定死者身份而要求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这是他们在办案史上首次提出此类要求。

发现行李箱

1949年1月14日，阿德莱德火车站员工发现了一个棕色的行李箱，标签被摘除，寄存时间为1948年11月30日11:00之前。据信这个行李箱就属于死在萨默顿沙滩上的那名男子。箱中有一件红色格纹晨衣、一双7码红色毛毡拖鞋、四条内裤、睡衣裤、剃须套装、一条裤脚中夹有沙粒的浅棕色裤子、一把电工螺丝刀、一把裁切成短利刃的餐刀、一把磨尖了头的剪刀、一块可能被用作刀尖护鞘的方形锌板、一把刷漆用的刷子，跟商船三副用模版给货物刷油漆标识的那种一样。

箱子中还有一卷巴伯尔父子牌（J. Barbour and Sons）的线绳，那种橘黄色的上蜡线绳“并不常见”，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根本没有，死者身上穿的裤子的一个兜的衬里也是用这种线缝补的。虽然全部衣物上的绝大部分标记都被移除了，但警方还是在一条领带上发现了写有“T. Keane”这个名字的标签，另一个干洗衣物袋子上也标记着“Keane”标签，还有一件汗衫上带有“Kean”（与前两者相比少了一个‘e’）标识，这三个干洗标签上还带有3个编码，分别是1171/7、4393/7和3053/7。警方认为，移除死者衣物上的其他标识的人有可能漏掉了上述标记，还有可能知道死者不叫Keane，所以故意将这三个标签留了下来。由于澳大利亚当时还在实行战时物资管控，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得到新衣服。虽说当时的人一般都会在衣物上留下自己的姓名标签，但人们通常也会把买来的二手衣物上的前主人姓名标签摘掉。真正反常的是，行李箱里没有换洗用的袜子，而且警察找到了铅笔和信纸，却没找到信件。

警方经调查发现各英语国家都没有名叫“T. Keane”的失踪人口，带着干洗标签上的信息找遍了全国也没有收获。行李箱中唯一有用的东西是一件外套，这件衣物的前衬料和刺绣样式表明其产地是美国。这种外套不是出口产品，说明死者可能去过美国，也可能是从与自己穿一样尺码衣服的曾经去过美国的人那里买来的这件衣服。

查过火车进站记录后，警方推断，萨默顿男子可能是乘夜班火车从墨尔本、悉尼或者奥古斯塔港来到阿德莱德的，在阿德莱德火车站旁的城市浴场（City Baths）洗浴并剃须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洗浴票据），他返回火车站并买了一张10:50开往亨利海滩的票，但最终出于不明原因没有登上那列火车。萨默顿男子在离开火车站之前把行李箱寄存了下来，之后搭上了一班开往格莱内尔格的城市巴士。所谓的“城市浴场”并非如名字所指的那样是座公共浴场，而是一处公共泳池。火车站的洗浴设施就在寄存处旁边，寄存处则位于火车站朝向北排屋街（North Terrace）的南出口附近。从火车站北口出发去往英王威廉街（King William St.）上的城市浴场的路是一条小巷。萨默顿男子抵达的当天，火车站浴室并无无法使用的记录。

验尸

验尸官托马斯·埃斯金·克莱兰德（Thomas Erskine Cleland）在尸体被发现的几天后就开始了验尸工作，但后来尸检却被拖延到了1949年6月17日。负责进行调查的病理学家约翰·柏顿·克莱兰德重新检查尸体后有了一些新发现。克莱兰德记录道，死者的皮鞋非常干净，似乎刚擦过，一个在格莱内尔格游荡了一整天的人脚下的鞋肯定不是这样。克莱兰德发现的这个证据与一些人所主张的萨默顿男子在死后才被移至海滩的说法吻合，这也能解释尸体所在地为何没有中毒的两个主要迹象——呕吐和痉挛——所留下的痕迹。

托马斯·克莱兰德认为，没有一个目击者能百分百确认前一晚看到的人就是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的死者，所以萨默顿男子依然有可能死于他处，之后才被抛尸于海滩。但克莱兰德同时强调，这个说法纯属猜测，因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所有目击者都一致认为在晚上和白天躺在海堤下的就是同一个人，理由就是出现在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男子的前后所处位置与特殊姿势完全相同。最后，克莱兰德依旧没能找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证据。

阿德莱德大学的生理学、药理学教授塞德里克·斯坦顿·希克斯（Cedric Stanton Hicks）证实，某一系列药物中的变体，也就是他所说的“一号药”与“二号药”在被人经口腔服用相对小的剂量后就能发挥剧毒效用，但验尸人员却几乎不可能从尸体中将之查出，其中“二号药”状况尤甚，就算一开始就怀疑该药物就是致死物质，专业人员也找不出确凿证据。希克斯把写有两种药物名称的文件交给了验尸官，上面写的是“物证C.18”（Exhibit C.18）。直到1980年代，普通人不用出具任何证明就能在药房买到两种药物后，案件调查方才把它们的名称公之于众，它们分别是来源于毛地黄属植物（Digitalis）的物质以及哇巴因（ouabain），都是强心甾（Cardenolide）型的强心苷（Cardiac glycoside）。希克斯在报告中注明，萨默顿男子尸体上存在的“证据”都将死因指向了上述两种药物，唯一不存在的症状就是呕吐，虽然有一些强心苷中毒案例中也缺乏这个主要现象，但希克斯表示他依然无法对没有呕吐症状的萨默顿男子案件给出一个“坦率的结论”。希克斯表示，如果目击者看到萨默顿男子的最后一次动弹发生在他死亡的7小时前，这也就意味着男子即便摄入了大剂量强心苷，尸检人员也查不出来。目击证词表明萨默顿男子最后一次肢体活动出现在30日晚7:00，这可能就是他死前的最后一次痉挛。

克莱兰德在尸检早期曾表示“我估计该男子死于中毒，致死物质可能就是一种葡萄糖苷，而且也并非误服，但我不知道是死者本人自行摄入的毒物还是他人下毒”。除上述尸检成果外，克莱兰德无法给出萨默顿男子的具体死因，他也表示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死者是在死后才被挪到海滩的话，“一切难题就烟消云散了”。

尸检过后，调查人员制作了男子的头肩石膏翻模，当局也因确定萨默顿男子的身份与死因的难度之大而将案件称为“无与伦比的谜团”，觉得也许永远也查不清他的真实死因了。

与《鲁拜集》的关联

就在尸检进行的同时，警方在缝在死者裤兜里的表袋中发现了一小片卷起来的纸条，上面印着一行字：“Tamám Shud”。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帮助警方翻译了这行字，发现其来源于1859年英译本《鲁拜集》的最后一页，意思是“结束、终结”。纸条反面没有字，警方于是以此为线索在澳大利亚全国搜寻最后一张书页的最后一面是空白的《鲁拜集》，媒体也收到了纸片的照片。

向群众广泛征集线索后，澳大利亚警方找到了那本最后一页被撕掉的《鲁拜集》，这本书由位于新西兰基督城（Christchurch）的Whitcombe & Tombs出版，年份是1941年，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作于1859年的《鲁拜集》英译本的再版。负责早期调查工作的警探利安（Lionel Leane）中士有一个习惯，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只会用假名来称呼证人，保护其隐私，这次他说找到书的人名叫“罗纳德·弗朗西斯”（Ronald Francis），此人在所有官方记录中都没留下真名。“弗朗西斯”在报纸上读到萨默顿男子案件后才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这本书似乎是一件关键证物。

那本书被发现时的具体情况并不明确。一篇报纸文章称那本新西兰版《鲁拜集》英译本比尸体还要早露面大约一到两周；前南澳大利亚州警探Gerry Feltus（此人将萨默顿男子案定为一桩悬案）则声称那本书“在死者于萨默顿海滩被发现后不久才被找到”。这个时间问题很重要，因为调查者一直以行李箱被寄存在火车站的时间为线索猜测男子在死亡的前一天才来到阿德莱德。如果说那本《鲁拜集》在尸体现于海滩的一至两周前就被捡到了，那么便可以推断出萨默顿男子在11月30日之前就来过阿德莱德，或者在当地停留了更长一段时间。关于此案的大部分资料都记载《鲁拜集》现于停在格莱内尔格的Jetty路边的一辆未上锁车内，位置要么是后排地板上，要么是后座上。

《鲁拜集》的主旨是人应当尽可能丰富自己的人生，在将死之际没有遗憾。诗集的主题让警方猜测萨默顿男子有可能是服毒自杀的，但这也仅仅是个猜测。关键证物新西兰版《鲁拜集》的最后一页缺了印着“Tamám Shud”的那一小块，而最后一页的背面则是空白。显微镜观察结果也表明死尸身上的纸条确实来自那本书，书的背面还有五行笔迹，文字全部为大写字母，第二行字被划掉了，这是个重要特征，因为第二行字与第四行字十分接近，这意味着写字者可能在留下密语时出现了笔误。

字迹：

WRGOABAND

MLIAOI（划掉）

WTBIMPANETP

x（被两条横线穿过）

MLIABOAIAQC

ITTMTSAMSTGAB

字迹中的第一个字母可能是“M”，也可能是“W”，大多数人都觉得是“W”，因为字迹中的其他字母M与这第一个字母的差别都十分明显。第二行的“MLIAOI”上的横线可能表示划去，也可能是条下划线，其中的最后一个字母看上去又像是个“L”，但仔细观察后，不难看出是字母I跟那条横线的末端组成了一个类似字母L的图形，而且字迹中的另一个“L”中的横向笔画带有弧度，依据常人手写习惯也能知道第二行的那最后一个字母不是“L”。第四行字母中的“O”上面有个“x”型符号，但无人知晓这个符号是否重要。调查人员一开始以为这些字母组成的是某种外语中的词语，后来才明白这几行字有可能全是暗语。密码专家随即加入调查工作，但未能成功破译。1978年，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密码专家应ABC电视台记者斯图尔特·雷特默（Stuart Littlemore）之要求重新研究了密语，后在报告中表示他们几乎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若这些字母真是一条经过加密的信息，短短五行的长度也根本不足以让专家找出规律，更谈不上将之破译。专家告诉雷特默，这些字母可能是“某个精神失常的人的信手涂鸦”。

书上留下的痕迹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其主人是住在格莱内尔格莫斯利（Moseley）街的杰西卡·艾伦·“乔”·汤姆森（Jessica Ellen ‘Jo’Thomson，1921-2007），她出生在悉尼市郊的马里克维尔（Marrickville），原名杰西·哈克尼斯（Jessie Harkness）。杰西卡在格莱内尔格的住处就位于萨默顿男子尸体所在地以北约400米处。杰西卡告诉警察，自己完全不知道那个死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何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更不知道他为何在死亡前夜出现在自己家附近。但杰西卡也记得1948年年末时曾有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想要拜访自己，此人还跟隔壁邻居打听了消息。费尔特斯（Gerry Feltus）在他的书中表示，杰西卡·汤姆森在于2002年接受自己采访时“含糊其辞”，要么就是“单纯地不想谈起往事”，坚信杰西卡·汤姆森知道萨默顿男子的真实身份。汤姆森之女Kate也在于2014年接受《60分钟》（60 Minutes）节目组采访时说过自己觉得母亲一定认识那个死人。

1949年，杰西卡·汤姆森向警方提出要求，请求他们不要永久记录自己的姓名，也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其他人，担心这样会坏了自己的名声。警方答应了杰西卡的要求，他们的这个决定给后续调查工作添了很大麻烦。汤姆森女士在不同新闻媒体、书籍及其他案件相关资料中被冠以不同假名，她的昵称“Jestyn”和化名“特蕾莎·约翰逊（原姓鲍威尔）”（Teresa Johnson née Powell）就位居诸假名之列。费尔特斯在著作中表示自己之所以有权公开汤姆森女士及其丈夫普罗斯帕·汤姆森（Prosper Thomson）的真实姓名是因为得到了汤姆森家族的允许，但他最终还是在自己的那本《无名男子》（The Unknown Man，ISBN：9780646544762）中为涉案的汤姆森家人编造了化名。费尔特斯还在书中称杰西卡的家人不清楚她与萨默顿男子案之间的联系，说自己已经向汤姆森家承诺不对外公开杰西卡的身份信息及其他一切与之相关的内容。有媒体称杰西卡的真名对案件意义重大，所谓暗语的密钥可能就藏在其中。

杰西卡通过警探利安中士而见到萨默顿男子尸体的石膏胸像后说自己认不出他是谁，据利安中士回忆，杰西卡刚看到胸像时“完全惊呆了，甚至差点昏厥”。制作那座胸像的保罗·劳森（Paul Lawson）在多年后的一场采访中告诉记者，自己当时也在场，汤姆森女士刚一看到那座胸像便移开了视线，之后再没看第二眼。

杰西卡也曾表示自己在二战期间于悉尼的皇家北海岸医院（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工作时拥有过一本《鲁拜集》，之后在1945年将其送给了一位名叫阿尔弗·鲍克索（Alf Boxall）的陆军中尉，后者当时正服役于皇家澳大利亚工兵（Royal Australian Engineers）的运输部队中。杰西卡告诉警方，她在战争结束后移居墨尔本，在当地结婚，鲍克索后来还给她寄去了一封信，她在回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结婚了（后续调查表明，杰西卡未来的丈夫普罗斯帕·汤姆森在1949年时正在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事，此人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与杰西卡·哈克尼斯结婚）。无证据表明鲍克索与杰西卡在1945年之后还有过联系。

警方在与杰西卡交谈后怀疑萨默顿男子就是鲍克索，但后来却在1949年7月于悉尼找到了他，而且他手里的那本《鲁拜集》的最后一页也完整无缺（据说他的<鲁拜集>是1924年出版于悉尼的英译本）。鲍克索当时的工作是在兰德维克（Randwick）巴士车站（这里也是他在战前的工作地点）当维修员，不知道自己跟萨默顿死尸之间有什么关系。杰西卡·哈克尼斯在赠与鲍克索的那本《鲁拜集》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JEstyn”（原字迹即如此），还摘抄了诗集中第70首诗的句子：

“Indeed，indeed，Repentance oft before I swore——but was I sober when I swore？And then and then came Spring，and Rose-in-hand My thread-bare Penitence a-pieces tore.”

间谍理论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因案件情况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而怀疑萨默顿男子其实是个间谍。

阿德莱德附近至少有两处能吸引间谍的设施：镭山（Radium Hill）铀矿、伍麦拉试验场（RAAF Woomera Range Complex，一座英澳军事研究基地）。

萨默顿男子死亡前后的同一时期里，澳大利亚国安机关正在进行重组，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的成立年份就是1949年。美国的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截获的苏联情报表明，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成立后，苏联在澳大利亚开展的间谍活动遭受了重大打击。

另一个间谍理论还与阿尔弗·鲍克索有关，后者据信曾在二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军中从事过情报工作。斯图尔特·雷特默在1978年的一场电视访谈中曾对鲍克索提问：“鲍克索先生，你是否承认自己在结识那位年轻女子（杰西卡·哈克尼斯）之前曾于军情部门工作？你是否跟她提起过这段经历？”鲍克索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雷特默接着又问鲍克索，哈克尼斯是否有可能知晓他的工作性质，鲍克索的回答是：“不可能，除非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雷特默跟鲍克索说阿德莱德的萨默顿死尸可能与谍报活动有关，后者如此回应：“这个说法太耸人听闻了，你说对吧？”鲍克索的服役记录显示他最早隶属于第四水上运输连，之后被调遣至一支名为“北澳大利亚观察部队（North Australian Observer Unit）”的特别行动部队，他在这支部队中晋升迅速，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从准下士（Lance Corporal）变成了中尉。

尸检过后

萨默顿男子的尸体于1949年被葬于阿德莱德的西特瑞斯公墓，慈善组织“救世军”（Salvation Army）负责举办葬礼。为这场体面的葬礼出钱的是南澳大利亚大看台赌注登记经纪人协会（South Australian Grandstand Bookmakers Association）。

尸体入土多年后，警方注意到有人为坟墓献花，于是便询问了一名可能向无名氏之墓献过花的女子，但她声称对死者一无所知。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阿德莱德火车站对面的斯特拉斯莫尔酒店（Strathmore Hotel）的一个名叫伊娜·哈维（Ina Harvey）的前台服务员告诉警察，在1948年曾有一名奇怪的男子在酒店的21或23号房间中住过几天，时间就是尸体被发现前不久，他的最终结账日期是11月30日。哈维回忆称那名男子讲英语，携带的行李只是一个黑色小箱子，看起来不像是音乐家或医生常用的款式。一名见过箱子内部的酒店员工告诉哈维，里面有一个针状物。

1959年11月22日，一个名叫E·B·柯林斯（Collins）的新西兰Whanganui监狱囚犯在报导中声称自己知道萨默顿男子到底是谁。

在案件中的《鲁拜集》被发现后的70多年里，军事情报人员、数学家以及无数业余解码爱好者都试图破译书中的暗语，但无人得出合理解释。退休警探费尔特斯在阿德莱德《广告人报》（The Advertiser）上的一篇文章中称暗语的最后一行字“ITTMTSAMSTGAB”中的一大段字母可能是“It’s Time To Move To South Australia Moseley Street”（是时候搬到南澳大利亚州的莫斯利街去了）这句话的首字母缩写，汤姆森女士在格莱内尔格的住所就位于该地主路莫斯利街上。计算机语言学家John Rehling在2014年的分析报告中大力支持暗语是某些英文语句中的单词首字母缩写的说法，但一场大范围英语文学调查也未能确定暗语的来源，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暗语可能是某种速记的产物，而非含有规律的密码，所以也许根本不可能被破译。

197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制作的系列电视纪录片《内幕故事》（Inside Story）中的一集就讲述了萨默顿男子案件，片名是《萨默顿海滩谜案》（The Somerton Beach Mystery），记者斯图尔特·雷特默负责对案件的调查，节目收录了鲍克索的受访录像，但全片中没有多少新消息，当年制作死尸头肩石膏翻模的保罗·劳森也拒绝回答“到底是否曾有人明确指出死者为何人”这个问题。

1994年，维多利亚州首席大法官、维多利亚州法医医药学会主席约翰·哈伯·菲利普斯（John Harber Phillips）重新评估了萨默顿男子案，关于死因，他明确表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地高辛（Digoxin）中毒致死”。菲利普斯指出，尸体多脏器都有血肿，与洋地黄中毒症状吻合，且没有自然病变痕迹，“肉眼看去无任何可能致命的病状”。

曾于1940年代调查过萨默顿男子案的前南澳大利亚州总警司（Chief Superintendent）伦·布朗（Len Brown）认为死者可能来自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因此当年的西方国家警察都无法查明其身份。

南澳大利亚州警察历史学会一直保管着萨默顿男子的翻模胸像，而且石膏中含有几缕男子的头发。当年的防腐处理导致尸体的DNA被甲醛严重破坏，后世鉴定工作因此无法深入展开。如棕色行李箱（于1986年被销毁）等重要证据也不复存在。另外，警察档案库中的目击者证词也在事隔多年后消失了。

各种传闻中的死者身份

案件过后的多年中浮现出了不少猜测，阿德莱德市的一家报纸《广告人报》在刚刚事发时就刊登了一个死者身份：“E·C·约翰逊，大约45岁，来自佩纳姆（Payneham，阿德莱德市的一个东部郊区）的阿瑟街”。1948年12月3日，也就是事件上报的第二天，E·C·约翰逊本人来到警察局，证明自己没死。同日，另一家阿德莱德的报纸《新闻报》（The News）在头版刊载了一张死者照片，此后，来自公众的查明死者身份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了。12月4日，南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声明，称死者的指纹跟州警察指纹信息库中的所有数据都不相符，他们只能扩大调查范围。12月5日，《广告人报》报导称警方目前正在查询军事人员档案，原因是有人报案说自己于11月13日在格莱内尔格的一家旅馆和一个貌似萨默顿男子的人喝过酒，男子给他看过一张写有“所罗门森”（Solomonson）这个名字的军人退伍薪金卡片。

1949年1月初，有两人告诉警察死者应该是一名63岁的退休伐木工罗伯特·沃尔什（Robert Walsh）。另有一个叫詹姆斯·马克（James Mack）的人也见过尸体，一开始认不出是谁，但在一小时后联络了警方，也说那人是沃尔什。马克承认，自己在见到尸体时之所以没有向警方确认其身份是因为觉得沃尔什的发色不是那样。几个月前，沃尔什离开阿德莱德前往昆士兰州买羊，并未按原计划在圣诞节前回家。警方对这个说法很是怀疑，觉得男尸的年龄明显不到63岁，同时也承认虽然尸体的双手显示死者在死前至少有18个月没有砍过木材，但尸体特征与伐木工这一身份也并不抵触。萨默顿男子的真实身份还是没能得到确认。之后，曾指认死者是沃尔什的证人之一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重新观察了尸体，接着就撤回了先前的指证，她的理由是尸体上没有她印象中的疤痕，腿部的粗细也与她所了解的沃尔什的情况不同。

截至1949年2月初，警方已收到8种对死者身份的“确凿指认”，证人中有两个来自达尔文的男子认为死者是他们的一个朋友，还有人觉得尸体属于一名失踪的车站工人、一艘汽船上的船员或者一个来自瑞典的人。维多利亚州的警探一开始都觉得死者一定来自他们的州，原因是棕色行李箱里的干洗标签与墨尔本的多家干洗店所用的标签很相似。萨默顿男子的尸体照片在维多利亚州公布后，当地冒出了28个自称知道其真实身份的人。维多利亚州警察后来否定了所有新出现的假说，表示有“其他调查”证明男子基本不可能来自这个州。

当时停泊在阿德莱德海边的Cycle号轮船上的一名水手Tommy Reade也被调查人员纳入了疑似死者之列，部分同船船员在停尸房见到尸体后都否认死者是他们的那位同伴。

截至1953年11月，警方宣称，他们近期收到了第251份关于萨默顿男子身份的群众意见，但依然表示“唯一有价值的线索”还是尸体所穿的衣物。

2011年，一名住在阿德莱德的女子联系了体质人类学家马切伊·亨内贝格（Maciej Henneberg），告诉他自己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写有“H·C·雷诺兹”（Reynolds）这个名字的身份证。这种身份证是美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发给外国海员的，亨内贝格于2011年10月拿到了该证件，用上面的照片和萨默顿男子的照片进行了对比。亨内贝格发现二者的鼻子、嘴唇以及眼睛都存在解剖学上的相似性，但最相近的部位还是二人的耳朵。两男子的耳朵轮廓“非常接近”，此外，亨内贝格所说的“最独一无二的特征”是面颊上的一个痣，两张照片中，两个痣的形状和位置都非常相似。亨内贝格的原话是：“不仅耳朵外形类似，二人脸上的痣也都非常接近，因此我能十分肯定地确定萨默顿男子的真实身份，这种情况在尸体识别领域并不多见”。

编号为58757的身份证件由美国政府于1918年2月28日颁发给H·C·雷诺兹，上面标注的国籍为“英国”，年龄为18岁。但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研究中心都未能查到与“H·C·雷诺兹”有关的任何记录。南澳大利亚州警署的重大刑事案件部门至今依然将萨默顿男子案列在“未结案”之列，将继续调查新出现的线索。有些独立研究者认为身份证的主人是Horace Charles Reynolds，一个死于1953年的来自塔斯马尼亚（Tasmania）州的男子，所以此人肯定不是萨默顿男子。

阿博特的调查

2009年3月，德里克·阿博特（Derek Abbott）教授在阿德莱德大学领导的团队开始了对萨默顿男子案的调查研究，准备将暗语破译，并提出了将尸体掘出再检测DNA的要求，打算破解谜团。随着调查的进行，阿博特对警方留下的假设提出了质疑。阿博特还对当年的巴伯尔父子公司所制造的上蜡棉线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当时存在多种棉线包装，这也许能让人知道行李箱中的棉线购自哪国。

阿博特在调查中从头开始了对“密码”的破译，认为其中的各字母出现频率与随意写下的字迹差别很大，还准备研究写字者的醉酒程度与字母出现频率之间的关系。作者似乎遵照着《鲁拜集》中的四行诗格式而写成的那几行密码，佐证了“密码来自某种一次性密码本的加密算法”之说。调查团队利用电脑技术将《鲁拜集》、《塔木德》（Talmud）以及《圣经》中的文字与五行密码进行了字母频率对比，但密码长度太短，研究人员只能寻找与当年那本书的版本完全一致的《鲁拜集》英译本，也就是1941年的新西兰版本，此版本十分稀有，加之案件中的原书早在1960年代就已遗失，破译工作无果而终。

调查团队又发现1948-1949年间的萨默顿男子尸检报告已经全部遗失，阿德莱德大学的Barr Smith图书馆收藏的克莱兰德笔记中也没有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阿德莱德大学解剖学教授马切伊·亨内贝格在研究了照片中的萨默顿男子耳部后发现他的耳甲艇（cymba，upper ear hollow）比耳甲腔（cavum，lower ear hollow）要大，只有1%-2%的高加索人种的人口中存在这一特征。2009年5月，阿博特咨询了一些牙科专家，后者表示萨默顿男子患有一种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的罕见疾病“缺牙症”，从未长出过侧门齿，全世界只有2%的人患有这种病症。2010年6月，阿博特找到了一张杰西卡·汤姆森的长子罗宾（Robin）的照片，罗宾跟萨默顿男子一样，都拥有比耳甲腔更大的耳甲艇，而且同样患有缺牙症。两个无亲缘关系的人身上同时出现两个罕见身体特征的概率大约在1:10000000到1:20000000之间。

有媒体认为，在1948年时年龄为16个月并且死于2009年的罗宾·汤姆森的生父可能是阿尔弗·鲍克索或者萨默顿男子，他并非普罗斯帕·汤姆森的亲生儿子。DNA检测就能证明这种猜测的对错，但目前并无相关结果。阿博特认为，将萨默顿男子尸体掘出并进行常染色体DNA检测就能大大缩小他的可能身份的范围，检测结果与其他现有证据加在一起，谜团就能被解开。但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刘洛忠（John Robert Rau）在2011年10月拒绝了调查人员的掘尸请求，表示：“除公众好奇心理及宽泛的科学价值之外，公众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与此案关系不大”。

费尔特斯说一直都有人从欧洲给他打来电话称自己的某位失踪亲属应该就是萨默顿男子，而且“因为二战刚结束之后的那几年里有很多战犯改名潜逃他国”，所以掘尸与找寻男子家世也不会获得突破性发现。

2013年7月，阿博特公开了他委托艺术家绘制的萨默顿男子肖像，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认出他来：“所有调查者一直都在使用尸检照片，这并不利于公众辨认”。

2015年的一期《加州星期天》（California Sunday）专题报道称阿博特在2010年就已经跟瑞秋（Rachel，罗宾·汤姆森与罗玛·伊根Roma Egan的女儿）结婚了。

2017年12月，阿博特宣布“三根（现于尸体头肩石膏翻模的）状况极佳的头发正在接受DNA检测”，已经被送交阿德莱德大学的澳大利亚古老DNA样本检测中心。据称整个检验及鉴定工作将最多持续一年。2018年2月，阿德莱德大学团队在对萨默顿男子的头发样本检测中得到了一份高清线粒体DNA分析报告，报告显示男子与其母亲的线粒体DNA来自单倍群H（Haplogroup H），只存在于1%的欧洲人基因中。

2019年10月，南澳大利亚州总检察长维琪·查普曼（Vickie Chapman）批准了研究人员挖掘萨默顿男子尸体并提取DNA样本的请求，全部工作经费由关注此案的多方人员提供，接下来的步骤是将男尸的DNA与一名可能是他孙女（或外孙女）的人的DNA进行对照。

《60分钟》电视节目的调查

2013年11月，杰斯汀（Jestyn，杰西卡·汤姆森的昵称）的多名亲属在电视节目《60分钟》上接受了采访。杰西卡和普罗斯帕的女儿凯特对节目组表示自己的母亲当年对警察撒了谎，她说自己其实知道萨默顿男子是谁，而且“比警察还要高一层级的人”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普罗斯帕·汤姆森死于1995年，他的妻子死于2007年。凯特·汤姆森还在节目上说自己觉得母亲和萨默顿男子有可能都是间谍，因为母亲曾教过一些外国移民说英语，对共产主义思想很感兴趣，而且会说俄语。杰西卡从未告诉女儿自己为何会说俄语，也没说过是怎样学会的俄语。

罗宾·汤姆森的遗孀罗玛·伊根和女儿瑞秋·伊根也在《60分钟》节目里上了电视，表示萨默顿男子可能就是罗宾的生父，所以也就是瑞秋的祖父。据称母女二人后来又向南澳大利亚州总检察长刘洛忠提出了掘尸提取DNA的要求。德里克·阿博特后来也在写给刘洛忠的信中表示她们的请求与澳大利亚政府的挖掘战死军人尸体以验明正身的政策性质一致，都是亲人的解惑之举。但凯特·汤姆森却以有辱自己的哥哥为由反对掘尸。

时间线

· 1905年左右：萨默顿男子出生（出自验尸官的报告）。

· 1906年4月：阿尔弗雷德·鲍克索出生于英格兰伦敦。

· 1912年10月16日：普罗斯帕·汤姆森生于昆士兰州中部。

· 1918年2月28日：H·C·雷诺兹获颁美方身份证件。

· 1921年：杰西卡·哈克尼斯生于新南威尔士州马里克维尔。

· 1936年：普罗斯帕·汤姆森从悉尼的Blacktown移居墨尔本，婚后住在墨尔本东南市郊的Mentone。

· 1945年8月：杰西卡·哈克尼斯在悉尼的克利夫顿花园酒店（Clifton Gardens Hotel）与阿尔弗·鲍克索喝酒时送给他一本写有赠言的《鲁拜集》，署名“JEstyn”，鲍克索后被派至海外服役。

· 1946年10月左右：杰西卡·哈克尼斯怀上了儿子罗宾（按正常孕期估计）。

· 1946年末：哈克尼斯移居至Mentone，暂住在父母家中，Mentone也是普罗斯帕与当时的新婚妻子在10年前的新家的所在地。

· 1947年7月：罗宾·汤姆森出生。

· 1948年1月15日：阿尔弗·鲍克索结束服役回到悉尼，后于4月退伍。

· 1948年7月：阿德莱德地方法院的记录中出现了“普罗斯帕·麦克塔加特·汤姆森，租赁车辆的所有者，住在格莱内尔格莫斯利街”等内容，普罗斯帕是那起最早可追溯至1947年11月的车辆销售纠纷中的被告人，说明他最早在1947年就已来到阿德莱德。

· 1948年11月30日8:30-10:50:据猜测，萨默顿男子乘火车抵达阿德莱德，之后买了一张10:50前往亨利海滩的火车车票，最终未上车。当天，阿德莱德车站的某位售票员在6:15至14:00之间只售出了3张往亨利海滩的车票，现于萨默顿男子尸体衣兜里的就是其中之一。

· 1948年11月30日8:30-10:50:没人知道萨默顿男子在这期间都做了什么，火车站的洗浴设施无停用记录，尸体身上也没有火车站旁边的公共浴场票据，他有可能两处都没去。

· 1948年11月30日11:00-11:15:萨默顿男子将棕色行李箱存在火车站寄存处。

· 1948年11月30日11:15之后：萨默顿男子买了一张7日有效的巴士车票，车站位于火车站对面的北排屋（North Terrace）南边一侧的斯特拉斯莫尔酒店外，巴士于11:15发车。萨默顿男子也可能在11:15之后于城中他处上的车，因为当天在火车站和南排屋（South Terrace）之间共售出了9张巴士车票，他买的是第6张。如果说萨默顿男子在11:00就把行李箱存到了火车站寄存处（这里距巴士车站大约60米），那么他还有15分钟的时间赶上从斯特拉斯莫尔酒店外发车的巴士。无人知晓无名男子在哪站下的车，他所乘的巴士在11:44抵达终点站萨默顿，调查表明他“一定是”在格莱内尔格站下的车，这里离圣莱昂纳德酒店（St. Leonard’s Hotel）不远。格莱内尔格站距杰西卡·汤姆森在莫斯利街上的住处不到1千米，她的家距尸体所在地大约400米。

· 1948年11月30日19:00-20:00:多名目击者在海滩上看到了与无名男尸非常相似的人。

· 1948年11月30日22:00-23:00:以死亡时间为基准，无名男子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内吃下的馅饼。

· 1948年12月1日2:00:无名男子死亡。该时间得自救护车上的医疗人员在路上对尸僵程度的“快速判断”。由于怀疑死者死于自杀，警方没有继续研究死亡的准确时间。毒素会影响尸僵速度，所以死亡时间为2:00这一判断很可能不准确。

· 1948年12月1日6:30:John Lyons和其他两名男子以及他们的一匹马来到现场，发现了尸体。

· 1949年1月14日：阿德莱德火车站工作人员发现了死者的棕色行李箱。

· 1949年6月6日-14日：写有“Tamám Shud”的纸片被调查人员在缝在尸体裤兜中的一个表袋里发现。

· 1949年6月17日-21日：尸检。

· 1949年7月22日：一名男子将一本自称发现于11月30日（或一到两周以前）的《鲁拜集》交给警方，其中写有一串电话号码以及神秘暗语。警方后来断定“Tamám Shud”纸片就出自这本书。

· 1949年7月26日：警方经调查发现书中电话号码属于一名住在格莱内尔格的女子，杰西卡·汤姆森。她见过劳森做的石膏像后表示死者不是鲍克索，也不是她认识的其他任何人。劳森在日记中将杰西卡称作“汤姆森女士”，说她“身材窈窕”，“十分可人”，觉得她有可能与无名男子有不正当关系。1948年时汤姆森女士27岁。劳森在后来的采访中表示杰西卡当天的神态举止十分奇怪，看到石膏像后似乎快要晕厥。杰西卡请求警方不要对外透露自己的真名，因为不想让丈夫知道自己认识阿尔弗·鲍克索。虽然当时她还没结婚，但却告诉警察自己叫杰西卡·汤姆森，直到2002年外界才知道她原姓哈克尼斯。

· 1949年7月27日：悉尼警方找到了依旧在世的鲍克索，对他进行了询问。

· 1950年初：普罗斯帕·汤姆森办完了离婚手续。

· 1950年5月：杰西卡与普罗斯帕结婚。

· 1950年代：涉案的《鲁拜集》遗失。

· 1953年5月18日：Horace Charles Reynolds死亡。此人于1900年生于塔斯马尼亚岛，部分调查人员认为那张“H·C·雷诺兹”身份证就是他的。

· 1958年3月14日：尸检人员继续进行调查，报告中未提及汤姆森夫妇与鲍克索，调查记录中没有任何新发现，最终被定为“无限期暂停”。

· 1986年：由于“对调查再无帮助”，萨默顿男子的棕色行李箱及其所装物品被销毁。

· 1994年：维多利亚州首席大法官约翰·哈伯·菲利普斯对案件证据进行研究后认为无名男子死于洋地黄中毒。

· 1995年4月26日：普罗斯帕·汤姆森去世。

· 1995年8月17日：阿尔弗·鲍克索去世。

· 2007年5月13日：杰西卡·汤姆森去世。

· 2009年3月：罗宾·汤姆森去世。

· 2019年10月14日：南澳大利亚州总检察长有条件准许调查人员挖出萨默顿男子尸骸并提取DNA样本。

1945-1949年间的相似或相关案件

约瑟夫·“乔治”·马绍尔（Joseph “George”Marshall）案

1945年6月，也就是无名男子陈尸萨默顿海滩的三年多以前，一个名叫乔治·马绍尔（曾用名约瑟夫·索尔·海姆·马绍尔Joseph Saul Haim Marshall）的34岁新加坡人死在悉尼摩士曼（Mosman）的Ashton公园，尸体胸口上摆着一本展开的《鲁拜集》。Ashton公园就在克利夫顿花园酒店边上，警方认为马绍尔是服毒自杀的，案件就发生在哈克尼斯在酒店向鲍克索赠送她的那本《鲁拜集》的两个月前。未来的新加坡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就是死者的兄弟。警方于1945年8月15日进行了验尸，出席的还有一个名叫Gwenneth Dorothy Graham的女子，她于13天后裸死于浴缸内，面部冲下，手腕被割开。

曼格诺森（Mangnoson）父子案

1949年6月6日，2岁的克莱夫·曼格诺森死在拉格斯湾（Largs Bay）的沙丘中，尸体被装在一个大口袋里，此地距萨默顿海滩约20千米。克莱夫的父亲基斯·瓦尔德马尔·曼格诺森（Keith Waldemar Mangnoson）神智不清地躺在口袋旁边。被冻得只剩一口气的基斯在医院经检查后被转送至精神病院。父子两人此前已失踪4天，警方认为克莱夫在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24个小时了。在拉格斯湾发现两人的是Neil McRae，他告诉警察自己在前一夜梦里见到了曼格诺森父子的遇难地。验尸官查不出克莱夫的死因，但觉得其中一定有蹊跷。死尸的胃容物之后被送交政府部门研究。

小曼格诺森的母亲罗玛·曼格诺森在孩子死后报告警察说自己之前被一名蒙面男子威胁过，他开着一辆破旧的米黄色汽车，在拉格斯北（Largs North）的奇普赛德（Cheapside）街差点将罗玛撞倒，罗玛的家就在那条街上。曼格诺森女士的证词是：“一个脸上蒙着卡其色手帕的男人下车后威胁我，‘别去找警察，要不然你就等着瞧吧’”。另外还有目击者称之前就有一个与罗玛的描述类似的男人在她家附近游荡。曼格诺森女士认定他的儿子和丈夫的遭遇与丈夫想要跟警方指出萨默顿男子的真实身份有关，丈夫跟她说过，他在1939年跟一个名叫Carl Thompsen的人在Renmark共事过，他应该就是萨默顿男子。曼格诺森夫人跟警方讲述了自己的被骚扰经历后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急需医治。

拉格斯北发展协会秘书J.M.Gower接到过数通匿名电话，对方威胁称如果他再插手曼格诺森案件，曼格诺森家的女主人就也该出事了。阿德莱德代理市长Curtis也接到过三通匿名电话，电话另一头告诉他，胆敢涉足曼格诺森案件的话，倒霉事就会找上门来。警察怀疑，这些恐吓电话可能都是恶作剧，打电话的可能跟威胁附近郊区里的一位意外丧夫女士的人是同一个人。

媒体反应

《广告人报》和《新闻报》是阿德莱德当地的两家日报，它们报道萨默顿男子案件的方式并不一样。《广告人报》在当时属于晨报，用的版式是最大规格，该报在1948年12月2日的第三页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海滩上发现死尸》的短篇报道，内容如下：

“据信，一位名叫E·C·约翰逊的男子于昨日早晨被人发现死在跛腿儿童之家对面的萨默顿海滩上，此人大约45岁，生前住在佩纳姆的阿瑟街。住在萨默顿Whyte路的J·Lyons先生是尸体发现人，目前H.Strangway和Constable J. Moss警官正在调查此事。”

下午小报《新闻报》在12月2日的头版讲述了无名男子案件，其中涉及了更多死者细节。

一个记者在1949年6月借《鲁拜集》中的诗句表达了对案件的态度：“the Somerton Man seems to have made certain that the glass would be empty，save for speculation.”

有一篇社论将案件称为“澳大利亚最难解的谜团之一”，其中称男子若死于神秘无痕的毒素，连毒剂学专家都无可奈何的话，那么置男子于死地的人一定掌握十分超前的制毒与投毒技术，案件的性质也一定不仅仅是民间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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