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安刘是灭刘？——吕后朝的政治平衡
刘邦晚年，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产生了很大的犹豫，一度想要废黜吕后之子，太子刘盈，而立戚夫人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屡谏不听，最后是张良用商山四皓之策保住了刘盈的太子之位，是为惠帝。刘盈性格较为柔弱，吕后掌握了实际政权，刘盈去世后，她另立傀儡，仍然继续把持朝政。吕氏亲族如吕台、吕产、吕禄等，也纷纷缘此而进，进封王侯，吕氏一门一时权倾天下。直到吕后去世后，才由陈平周勃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诸吕，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天下终于回到刘氏手中。所以后人如杜牧就曾评论说，“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是吗？惠帝去世之后，有两处细节颇值得玩味。
惠帝的葬礼上，吕后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张良的次子张辟彊时年十五岁，在宫廷中做近侍，他告诉丞相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儿子，现在去世了，太后的哭声却不悲伤，你知道为什么吗？”丞相问他为什么。他说，“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是在怕你们啊。你现在上奏太后，请求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统帅南北军，让吕氏族人都进宫掌握朝政，这样太后才能心安，你们才能免祸。”丞相照他说的做了。太后的哭声这才哀痛起来。于是“吕氏权由此起”。
其时的丞相有二人，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王陵性格耿直，而陈平处事灵活。吕后继续掌权后，想要给诸吕封王。王陵说高祖白马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坚决反对。吕后很不高兴，又问陈平、周勃。他们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后很高兴。退朝后，王陵责怪陈平、周勃不维护刘氏朝纲。陈平、周勃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
第一件事中，张辟彊年仅十五岁，绝不可能他说什么丞相就听什么。此时不但丞相是王陵与陈平两位（王陵后来因为反对诸吕封王之事罢相）。丞相之外还有周勃、灌婴等手握重兵的重臣。让出宫中的兵权与政权，允许诸吕入主中枢，显然是这个“功臣集团”的一致意见。
第二件事中，陈平、周勃则说得更清楚了，他们同意诸吕封王，这是在“全社稷，定刘氏之後”。（从他们在吕后去世后的作为看，显然他们也做到了。）
为什么是这样，要从当时的大局看起。
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以“忠孝”为绝对正义的儒家才占据了汉族思想的正统地位。高祖、吕后时，还是“前儒家”时代，刘邦本人就最看不起儒生。此时的“君臣”关系，与后世只要“不忠”就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语境下的君臣关系，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刘邦的手下，皆是“人杰”，他们肯跟着刘邦干，仅仅是因为他们钦服刘邦这个人。这种仅仅基于P2P关系的“忠诚”，未必能够直接延及于刘邦的子嗣。
如刘邦晚年，英布造反。刘邦此时健康状况已经相当不佳，想让太子刘盈代他前去征讨。商山四皓就说，“……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于是吕后泣涕进谏，刘邦才勉力自己出兵征讨，放弃了让太子带兵的想法。
刘邦去世后，吕后秘不发丧，和亲信审食其计议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甚至想过要尽诛功臣。郦商得知此事，求见审食其，说，“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吕后这才决定发丧，打消了尽诛功臣的念头。
后人读史，往往只看到吕后为人的强悍和对待戚夫人、如意的残忍，很难设身处地考虑，刘邦去世，刘盈只有十几岁，性格又柔弱，吕后孤儿寡母，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上述两个细节中，“使羊将狼”和“北面为臣，此常怏怏”，已经充分表明了此时局面的险恶。吕后放弃尽诛功臣的想法，也是因为如果消息泄露，功臣先发制人，她更将死无葬身之地。
因此，吕后在各种问题上极为强势的态度，固然有她性格的原因在，事实上也是“以攻为守”的做法。她如果不尽量表现得强势，她在功臣集团面前，同样是“使羊将狼”的格局。而此时已经没有刘邦可以支持她了。
而在功臣集团这一边，又会有他们的考虑。与项羽之间的楚汉战争，可谓九死一生。面对战神一样强大的项羽，刘邦在正面战场逃命数次，险些就没有然后。这样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天下，无论从哪个角度，他们也希望能够维持尽量长久的太平安宁，不要重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覆辙。就如《史记•吕太后本纪》末尾的“太史公曰”说的，“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从普通黎民的角度，历经春秋战国到暴秦的数百年战乱，好不容易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大家都已经再也不想“乱”了。从功臣自己的角度，取得天下，论功行赏，刚瓜分完胜利果实，都封了侯，正好享受起来，谁也不想无缘无故又丢失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过去这群“虎狼”是被刘邦强大的领袖力和人格魅力凝聚在一起的，刘邦一旦缺位，如何继续保持这一格局，让彼此之间不因为互相不服而打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推一个同样强势的“领袖”上去。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吕后是既存人选中相对最为合适的一个。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且“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她是有能力胜任这一角色的。
而虽然刘邦认为刘盈太“仁弱”，“不类我”，而想另立“类我”的如意，但以戚夫人的柔弱和如意的年幼，绝对不可能胜任在权力结构上“填补刘邦留下的空缺”这一任务。因此，大臣们都希望能够维持刘盈的太子之位，最后依靠张良的计策得以成功。他们需要的不是刘盈，而是吕后。
吕后即便承受巨大的恐惧，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也一定要掌握朝政，不能让给戚夫人，我想，她是在恨一口气。刘邦起兵后，吕后一直在沛县照顾刘邦的父母等。楚汉战争的第一仗，刘邦在彭城大败给项羽，项羽便在沛县擒获了刘邦的全家。直到垓下之战前，刘邦假意与项羽划鸿沟而中分天下时，项羽才将刘邦的父母妻子还给刘邦。在项羽处的这些年，一定都是吕后在苦心维护一家人的生存。然而在吕后为了刘邦吃尽苦头时，戚夫人却因为一直跟随刘邦，又能歌善舞，颇受刘邦宠幸，甚至要废刘盈而立如意。这在吕后来讲，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吕后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戚夫人，又杀了包括如意在内的三个刘邦的儿子，到她晚年，遇到日食，她很不高兴，说“这是因为我”。最后，她在路上见到一条苍犬窜入自己腋下，因而起病，占卜认为是如意作祟，她因为此病而卒。可见，她对杀害如意等事，内心其实是有负疚的。但即便如此，她也不能容忍自己被人用完就随随便便扔掉。
吕后与功臣之间固然是“你情我愿”，但吕后也不过是一介凡人，以她所处的客观局面，她内心不感到紧张恐惧是不可能的。惠帝在位时，她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尚能“名正言顺”，惠帝去世，吕后内心的不安可想而知。但此时，一方面吕后绝不愿意放权，强行夺权多半会酿成动乱，另一方面，功臣集团仍然缺乏比她更合适的领袖（后来的汉文帝此时只有15岁左右），因此，轮到功臣集团主动退让，来换取吕后的安心和双方的和平共处了。诸吕正是在此时掌握兵权、入主中枢，而后逐步进封王侯的。
在刘邦缺位后的“后刘邦时代”，功臣和吕后之间，就这样一直维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吕后虽然杀了戚夫人和刘邦的三个儿子，但没有动过功臣一个指头。除了赶跑王陵以外，人事安排一如刘邦临终时的交代。而功臣这一方，除了允许诸吕入主中枢和加封王侯外，身为丞相的陈平更是“日饮醇酒，戏妇女”，不管国事。“吕太后闻之，私独喜。”双方之间维持了心照不宣的平衡。
直到吕后去世，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才一举铲平诸吕，从代国迎来了未来的汉文帝。
正因为功臣集团与吕后之间心照不宣的微妙平衡，吕后当政时期，如“太史公曰”所说“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方定天下，百废待兴的西汉王朝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为后来由文景之治走向武帝的全盛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而在儒家的“忠孝”观被树立为绝对正义之后，这样的平衡案例，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过。
附
日本战国末期，丰臣家族的覆灭，恰恰是个可与吕后朝互参的反例。丰臣秀吉正室，地位相当于吕后的宁宁无子，而侧室茶茶在秀吉晚年所生，年仅几岁的秀赖继承了秀吉之位。决定丰臣家族命运的关原之战中，宁宁站在了准备颠覆丰臣家族的德川家康，而非守护秀赖的石田三成一边，连带忠于宁宁的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全部倒向家康，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关原之战失败，石田三成被处斩后，秀赖方再也没有能与家康抗衡的力量，最终在大阪之阵彻底覆灭。如果宁宁有机会像吕后一样填补秀吉去世留下的权力空白，也许情势会是另一番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