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伴学 | |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风险社会学解读

截至11月29日12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3108例，现有确诊病例911例，境外输入3821例；海外现有确诊病例17689208例。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迈入风险社会时代的一次集体大考。无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同，人们之间的社会利益分化和阶层差距多么巨大，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都正在成为主导这个时代的新标识。针对风险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社会学的分析一直保持着非常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优势，甚至发展出了一门专门的分支学科——风险社会学。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谈中国防控“非典”疫情风险时曾说过：“我们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要站得高、看得早、看得远，预先看出问题，看准方向，抓住机会，深入研究，坚持下去，就能发挥社会学的实践功能”。

任何流行性疾病的爆发都具有典型的社会学特征。从流行性疾病传染源的产生、传播到影响、防范等各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学特性。流行病学调查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在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等领域的具体应用，许多调查方法和技巧都是相通的。由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爆发恰逢世界上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春运，这更给疫情风险的防控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从某个方面注解了风险社会的危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对此，笔者认为可借助风险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观点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风险社会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各种“风险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虽然其至今还未取得完全制度化的学科地位，但影响却日益广泛。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首先提出并加以系统分析的，也由此开启了世界范围内“风险社会学”的研究热潮。“风险”在贝克那里是指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一个概念，只有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了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能称之为“风险”。

与其他对风险研究相关的学科相比，风险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构成风险的脆弱性，以及脆弱性与社会力量之间发生关联的环境因素。因此，风险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风险”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且必然与行动者的活动相联系。风险社会学反对将“风险”具象化，即将“风险”从其社会背景中剥离出来，并认为其是不受具体活动、技术和环境影响的现象来处理。如果我们从风险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乌尔里希·贝克）

第一，从疫情缘起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爆发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悖论和副产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的风险认知缺失或不足。在风险社会学看来，“风险”本身就是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是现代性极度膨胀的结果。由于“风险”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和认知范围，导致很多时候人们对风险的存在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及威胁视而不见。现代性就像一个巨大的悖论，人类在无止境地追求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又使自己陷入了无穷尽的风险之中，而且还不停地陷入产生各种新风险再生产、再防控的循环往复中。目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能不说与人们对现代社会风险本身的认识不足甚至松懈有关。所以，正如贝克曾指出的：风险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实质上最终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此次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这个理论观点的注解。

第二，从疫情传播过程来看，流动性、全球化、个体化极大地加重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性。风险的全球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尤其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由于时空不断压缩，时间的易逝性和空间的流动性导致风险越来越具有难以感知和控制的全球性特征。随着各种社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不断加快，使得原来那些局部的、地方性的风险越来越具有跨越国家边界、民族边界和阶层边界的特征，进而演化为一种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风险与危机。正是这种流动性和全球化的叠加，使得这次疫情爆发风险的规模和范围发生了快速变化，各种风险的累积和扩散效应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全球疫情风险的防控工作变得愈来愈艰难。与此同时，社会个体化、原子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个体从原来对家庭、组织、阶级阶层等依赖的结构性束缚中相对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个体主义”趋势和力量，这种对原有社会结构“不再重新嵌入的抽离”的个体化趋势也会成为风险社会的一种动力机制和风险来源。在疫情发生时，很多人会从个体出发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化依据并做出个体的自主性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先后有500多万人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武汉，成为新的潜在的风险来源。可以说，个体化趋势在风险社会里，其造成的不仅仅是风险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导致产生风险的类型也增多了，使得每个个体都变成必须要面对风险的独立主体了。

第三，从疫情爆发的社会后果来看，疫情防控极大地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所形成的大流动、大聚会、大消费的春节年俗和面对面的交往方式，让全体中国人过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冷清的春节，这或许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所产生的一种未预期的后果吧。如今，中国的春节年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化成了一种聚会与购物的“狂欢节”，导致节后“后遗症”频发。实际上很多人都有点厌倦春节期间没完没了的人情应对。难道春节期间人们就非得聚在一起，面对面地互动和拜年吗？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人际交往尤其是像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风俗的礼仪结构和交往形式，而且也使得传统节日和人际互动的许多仪式性内容发生了变化，使人们强烈地体会了只与自己家人在一起过节的味道。2020年春节，人们把大量甚至全部时间都留在自己的家庭里，过一个外部看似冷清但家庭内部却十分温暖的春节，或许这种年味的变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第四，从对疫情防控的响应体系来看，我们以往的应急管理体系及其相应的各种配套制度在面对重特大风险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实际上很多风险的产生都与制度有关。所以，加强应对风险的制度化建设，是风险社会应对各类风险的基本保障。为此，风险社会学认为，必须要在制度失范的风险社会中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范，用制度创新来规避和摆脱制度困境，使之在面对新的社会风险时，既能够增强预警的能力，又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暴露了人们特别是相关决策者风险意识的普遍不足，而且也暴露了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响应机制迟钝。202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明确提出了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要求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并就疾病预防控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等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今后制度化建设的方向。

第五，从应对疫情的社会机制来看，最需要的是要重构社会信用体系和人际交往的信任关系，而不是人人自危和他危。流行性疾病的扩散风险是对现代信任社会的一次大考验。我们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每天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到处都充斥着从人人自危到人人他危的心态。一位社区工作者告诉笔者，她每天都要在自己的社区排查湖北等重点疫区的回乡人员。她去平时熟悉的社区居民家里，结果发现平时很熟悉的许多居民都对自己避之而不及，隔着窗户或防盗门与自己说话，生怕自己被传染，而这位去排查的社区工作人员自己其实也是一直担心被他人传染，也只好远远地隔空喊话。如果这种非常态情境下的交往方式演变成了一种常态下的人际互动，那么，社会信任关系将很快被瓦解，人们只有自己相信自己，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了，那社会还能称之为社会吗？虽然我们最终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战胜病毒，但要恢复和重建一种已经瓦解了的社会信任结构却会变得更加艰难，如果那样，将是比疫情更为可怕的社会灾难。所以，如何在流行病风险爆发时，以自律和他律为中心，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信用体系和人际信任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六，从疫情防控的宣传教育来看，疫情风险教育和及时公开的舆论引导是维持社会长期稳定非常关键的环节。贝克在其风险社会学中早就指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意识首先决定风险的存在。”的确，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政府管理者还是普通民众，风险防范意识一直严重缺失，日常教育也严重不足。很多人在面对风险来临的时候，不仅没有基本的风险感知和预判能力，而且也不懂基本的个体防范技巧和处置方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再次警示我们，人们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对风险产生和防控的意识，以及在疫情风险发生后需要及时公开的各种相关信息。无数事实证明，在全媒体的网络时代，任何企图隐瞒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做法最终都可能会演化成谣言，并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增加社会风险的程度。到那时候，人们需要应对的就不仅仅是疫情风险本身了，还有许多来自疫情之外的叠加风险。

作者简介：文军(1969—)，男，湖南祁阳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基地“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理论等研究。

本文节选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原文题目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