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成为恐惧与现实意味的产生：莫泊桑《逗乐》之我读

在好莱坞经典恐怖片叙事中，恐惧多源自于人内心无穷无尽的想象。人们在自我恐吓的过程中不断向深渊底部坠入，精神愈发恍惚。小小说《逗乐》借助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我”与朋友在开玩笑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警惕，以至于那些开过的和正在酝酿的玩笑都成了“我”内心后怕的来源的完整事件。正是在那样“高度的欢乐”中，“我”开始变得敏感，玩笑也转化为恐惧，连同真实世界人内心的“异化”一起浮现在读者眼前。

一、逗乐的当代审美经验描述

在《逗乐》中，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是一个博人发笑的故事，因此如何对《逗笑》进行具备审美态度的文本阅读便成了重点。《逗乐》的当代审美经验可以描述如下文本讲述了“我”在朋友家打猎后种种疑神疑鬼的举动，从活动到休息一刻不停，直到发现是虚惊一场才作罢的故事。当代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还注重精神建设，强调两者的辩证统一才是衡量幸福生活的标准之一。在马克思看来，人在满足个人生存条件后才能从事精神层面的活动，这种观点放在当代语境中也并未过时。如此，《逗乐》中的“我”之经历显得既可笑又可悲。

身为朋友家客人的“我”本应满心欢喜地与朋友打猎，参与到适当的开玩笑活动中去。但是事与愿违，“我”在他们的玩笑中逐渐将笑话“移情”在自己身上，开始认定自己就是玩笑针对的对象。因此，“我”房间中的窗、床、椅都变得可疑，从而让“我”难以面对自己的处境。当代读者自然会为“我”在生活空间中感到的恐惧形成共鸣。不论是我们自己观看恐怖片，还是品味小说的超自然片段，都会借内心的“怜悯与恐惧”而产生感情交汇，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论述。读者用自己对恐惧的理解，与“我”的命运“同呼吸”，形成净化心灵的审美体验。

以上描述表明，《逗乐》具有放置在不同语境中来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将回归文本，从作品的精神分析构成探讨其艺术价值。

二、精神分析视野的启示：梦与虚实结合

我们已经确定《逗乐》是一个喜中见悲的文本。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法”之前，用临床病人回忆儿时的案例治疗精神疾病，以回溯“原始”纯真的方式探索出治愈疾病的上佳途径。同样，在“无意识理论”中，冲动是“一团混乱”的根源。《逗乐》中的“我”，在回到房间后已接近病态心理，伴随着无意识对精神的冲击，“我”终于对各种事物产生焦虑，以至于自己都觉得可笑。

在考察《逗乐》的当代审美经验时，我们提到过读者因阅读具备恐惧元素文本而产生惧怕情绪的案例。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描述中，他认为“梦是欲望的升华，文艺是被压抑本能的升华”。《逗乐》结尾揭示的梦，正源于“我”和朋友们在打猎、晚餐时的所见所想，玩笑带来的压力在夜晚来临前于心中“生根发芽”，进而侵入“我”的梦，实现了现实与虚无的结合。因此，暴露在玩笑中的“我”，无时无刻是消停的。那“一个小时的清醒”，是我对进入梦境的抵抗。“我”是一个在虚无与现实中流动的个体，由玩笑和怀疑构成。

由此可见，“我”既是玩笑的接受者，又是逗乐的受害人。于生活而言，危机如梦般隐藏在潜意识层次中，在我们放松警惕的梦境中迸发出来，达成虚实交接的作用。

三、特殊的语言描写形成的文体风格

《逗乐》的典型特点之一是它用一连串“我”的心理描写展现了人物的心灵历程。小说伊始，我先是“怀疑”，而后在朋友们的过度热情中开始能“嗅到空气中的玩笑”，最后“哪怕是最小的东西也能打哆嗦”。这一系列对于心理的描写，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我”对非正常现象的恐慌感。

根据《逗乐》的文本可以看出，作者是很会讲笑话的人，因为他深谙人听到笑话后心理是如何变化的。有趣的是，这篇名为《逗乐》的小说一个笑话也没有，而仅仅是用“笑”这一客观生理反应描述“我”与朋友的经历。我们之所以能描述当代审美经验，得益于作家搭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第一，从叙事角度看，小说为第一人称叙事。叙述由“我”而发，读者被主人公带领顺次体验被恐惧支配的过程。比如，“我”从“我要讲述一个玩笑的故事”到“人们笑够了”，是“我”笑到“我”被笑的变迁，如说书般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第二，风格独特的叙事结构产生从容徐缓的效果。美国文学理论家沃伦认为“松散的艺术结构能描述口语的结构”。“我”作为《逗乐》的讲述者，正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语气向读者传达故事的始末的。作者在夜晚啼笑皆非的行为，像极了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的小孩，而这种“逗乐式”的行为，正是人们在棘手处境中本能的反应，这也确实符合沃伦所说的“细枝末节中感悟悲喜交加故事背后的力量”。

特殊语言缔造的文风就在这样的叙述中臻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