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爱琳：聆听时间的人
“就像孩童在幼儿园发生什么事，回家一定会絮絮叨叨跟妈妈讲，虽然妈妈没有去幼儿园，也会知道发生的事情，乖的孩子不就是这样吗？我也想乖乖的把我看到全部都跟观众讲啊。”
01.人生不过是一场纵横
纵是时间，起始于从何处来，落脚于最终去往何处；横是空间，阅和品是延展的必要条件。
每个人都会活出自己的维度，对于车爱琳而言，她是聆听时间的人。《藏家》是她的听诊器。
在策划《藏家》项目的初期，车爱琳并没有想很多。对于她而言，这部片子需要承载两件事：第一，不能浪费观众25分钟的时间，对观众要有社会责任。第二，不能对不起藏家，不能把他们一生心血的凝聚拍扁平了。
首先，车爱琳面对的是外界对收藏界的误解和刻板印象。
当我们看到收藏、提到藏家，首先会想到这是一群有钱、有闲、生活优渥的人，收藏是他们的日常兴趣爱好。当下大家的生活节奏普遍偏快，这些似乎与日常生活遥不可及，这种看似与日常割裂的现象在当下这个社会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好像提到收藏，就意味奢侈、虚荣、养尊处优。
“这个也是我最初试图贴近他们的原因，我想知道这里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收藏这件事确实与金钱是分不开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刚开始他可能是有点闲钱，他去做这件事的目的可能是满足一下虚荣心，用闲钱买几副画，挂在家里，然后让几个朋友来看一看王阳明的真迹，夸一夸，这是最初的、很原始的虚荣心。但是到后来有一些事件促使他的人生有一些变故之后，他开始对自己进行一个宏观的自我关切。
后来收藏依然是他的爱好，但是这份爱好从浅显的满足虚荣心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成为了个人的使命。收藏不仅仅只是花钱的过程，而是观自己，发现自己的很多弱点的过程，这其中有过虚荣心，有过骄傲心，有过浮沉，最终所有的一切都是时间的馈赠。他从被外界指引，到自己成为自己的坐标轴，这件事是非常震撼我的。”
车爱琳决定将收藏的表象一一拆穿，她开始思考，如何给观众传达现象背后的内核。每件藏品的价值和意义都是非凡的，这似乎并不在每个人都能感知的范围内，但人生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将这些藏品作为传感器，聆听他们的人生，剥开收藏的表象之下，是这些老先生对时间的一种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远远比我们认知中更年轻，更有活力。在接触和拍摄的过程中车爱琳对这部片子的传达意义慢慢转为一种人文关怀。
时间给了他们最温柔的关切，这种关切使他们保持那种赤子之心，一定程度上讲，他们是时间的受益人。
“在我们没播出之前，我邀请了我的朋友观看。他们看完以后统一都有一个反应，他们没有去评价这部片子，都在讲自己。都在进行一个自我关照和自我反思，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的。这部片子是一面镜子，你看完以后，或许可以照见自己，或者找到一个参照。又像是与长辈进行了一场交流，他能够关照你的错误，你的美，你的好。”
你看到什么，你就缺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想要什么。
02.你要想要好的作品，就要舍得用人
收藏就像是在梳理历史的鬓角。在收藏梳理的过程中，历史会给你一些时间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引领着你进入另一个空间，空间的纵横会带来时代的力量，在受到这样的力量的推动之后，藏品成为历史文明的容器，而藏家成为历史精神的浓缩。
“很多人收藏，都是为了挽留儿时的记忆。收藏承载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收音机也好、瓦当也好，收音机承载的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的科学发展不如西方这么快，我们的无线电是在他们有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在他们的裹挟下不得不进入工业革命。我们的无线电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出现的，我们先模仿，山寨抄袭，最后我们有自主创新。
然后再说瓦当，西安是一个十三朝古都，瓦当都来自于秦汉时期。那么遥远年代的东西证明着那个时代人对于审美的追求，民族的历史一直在延续着，就像流水一样。如果没有这些片段，没受到过这种滋养，我们拿什么教小孩？你如何述说你从何而来，不知从何处来的人，如何去往远方？”
对于车爱琳而言，这部片子是一种对关照的守护。人生的意义往往呈现于疑问之中，落实在解答上。
直给的答案少了些许趣味和探索，也少了一些奇妙的可能性。车爱琳决定让《藏家》成为一面镜子，无声却透彻。
“最终，我们定下来的表现形式是无解说版。这是纪录片里面最难做的一个片种。这意味着整部片子要全部用电影的语言来表述。依赖于一场一场的戏，用镜头展现一场一场内心的独白。”
这是车爱琳职业生涯中第一部这样的片子。她边走边摸索，但内心始终坚定。经验让她明确知道好片子是什么样，带着这样的内心期许，她步履不停的朝着心中的方向去。
“如果用解说词去描述这些被时间眷顾的灵魂，会离他们更加遥远。我特别想听他们亲口述说跌跌撞撞的一生，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70多岁了。我想听他们的声音，就像想听我父亲的声音一样。我觉得纪录本身更重要，而不是去描述他的功绩。”
高规格的制作带来了新的困境，对于拍摄手法的要求使剧组一再扩充，对于镜头的追求势必牵扯到拍摄器材的大量使用消耗，制作的费用，人工的费用，让本来就不宽裕的预算一下子走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车爱琳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对于她而言，这部片子如何达到高品质就是一切，为此她开始自掏腰包。
“你知道你在面对一帮老爷爷的时候，他们就像你的父亲。因为我40多岁，我的父亲今年八十。我觉得他们的人生有价值，我想留下这种无法复刻的珍贵价值，我碰到这个难题，我不能退，我不能因为没有钱，我就让片子品质降下来。高品质需要双机拍摄，全程都需要两个摄影师加一个助理，其实就超钱，就超在这个部分。我现在的人生的收获都是因为我做了22年的记者。我整个人的修养、修为，一直在这些年在不断进步，这是金钱无法换来的，所以我觉得垫钱只是一件小事，这件事与获得相比根本不重要。”
车爱琳将自己比做一只蚕，她希望将自己受益的东西像蚕吐丝一样全部吐露给观众，即使视频影像在短短25分钟的时间里面，不可能把一个人的一生全部承载。这对她来说是件伤脑筋的事，但她仍然愿意向蚕一样，尽可能将精神价值提炼成丝，释放给观众。
“我们不给这部片子配解说，也是希望大家自主的去共情、去感受，片子里每一寸剥离解说的留白，都是思考的空间。解说的作用是引导你，带领你，我要把我的东西传达给你。而人生是一道开放题，我们试图通过藏品和藏家这样一条纽带或介质，来传达出人生的广袤维度。在维度面前沉默是最好的声音。”
在车爱琳看来，只要有信念，只要有追求，就已经得到了一切。享受过程是最大的满足。她在《藏家》与观众间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水渠，把《藏家》这一汪池水打通，让它通向更源远、更高深、更广泛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得到滋养。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分享。打开自己就是在接纳他人。播种者，既是收获者；给予者，最终会成为得到者。
03.“真善美”是人类的终极关怀
车爱琳与绝大多数70后一样，出生没几年就赶上了改革开放，跟着国家一起沐浴着春天的气息，她受到那个时代的滋养，也承载着伴随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烙印。
“70后整个都是会有一点小理想，一些不着边际的小想法，对是否有意义这件事存在一些偏执，反正我觉得70后就是傻乐傻乐的。我是有自己的信仰的，我信仰世间来一趟就是追求真善美。”
总能给人以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的车爱琳，总是强调真诚的意义，越是真诚就越是动人。直到现在，车爱琳都不认为自己是导演，她对自己的定位仍然停留在记者。现阶段的她认为，自己顶多是借用电影的语言，用记者的身份在做事。
此前的经历中她走过很多弯路，有很多试错的过程，大多数时候对自己都存在不满意的地方，直到今年把《藏家》做完，她终于明确、坚定了人生的方向。
“纪录片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吃苦，很多时候是想象不到的苦涩，得能苦的下去，就是要坚持。有很多时候都觉得坚持不下去了，身体和心理的素质都要不停变强。同时还得热爱生活，真的热爱人类文明。保持一种高频的好奇心，这会唤起心里的那种震荡。我喜欢做能够对人心脏有有触动的东西，哪怕微弱的。但是一定要在你心脏上有感觉。”
早年间，大学毕业的车爱琳留在北京打拼，那时候收入不稳定，经常赘不入出，当时有别的公司开出高薪条件，她是真的心动，在与年纪较长的前辈交谈过后，还是选择守在这个行业。
在做纪录片的过程中，车爱琳把自己当成转化器，她认为吃苦是件好事，苦是调节和平衡人生节奏的重要感知。摇摆是人生的必然。一定要允许自己退后，允许犯错，允许走弯路，甚至允许自己开小差。接受自己，最终与自己和解。
“如果人生下来就是吃饭、睡觉、运动，那种状态叫食饱，对文化艺术和精神的追求叫思饱。如果只有食饱的话，人生还是空虚，但你思饱了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的意义突然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听故事，哪怕我们没文化，也会特别喜欢听长辈或他人讲述故事。慢慢的你听多了，你自己也会给别人讲了。”
车爱琳的休息时间都是从见缝插针中挤出来的。她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但凡有时间休息就玩命休息。一个项目忙完之后，她一定会给自己留一些完全空白的休息时间。什么都不做，也不看手机，就在家休息，有时候会一整天都在睡觉，在这些宝贵的休息时间中，大量的阅读仍然贯穿始终。
“我这阵忙完就完全跟外界告别了。我需要有属于自己空间和时间，我要去补课，要去充电，我需要阅读、需要音乐、需要阳光和鲜花，需要自己浇灌自己，自己滋养自己。生活必须要保证高质量和高纯度，我的工作、我的片子才做的好。”
对于车爱琳而言，《藏家》的结束是一场新的开始，她要带着这种坚定与真诚，投身于下一场尝试与体验，在读懂自己这项课题中，她刚刚进入前所未有的好状态。
“我觉得我仍然保持着20多岁的状态。可能干这个领域，虽然钱挣不着，但是你的心是不会老的。只要在接纳，只要在接受新知，新的东西源源不断的涌进来，何谈老去？”
1974年9月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编导专业（现中国传媒大学），现任职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现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担任导演。擅长自然、人文、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影像叙事。 人物经历： 1998年到2003年，就职于中央电视台科技专题部担任记者。
代表作品《中国的植物王国》、《天堂泪——酸雨》、《古书修复》、《生死8小时》。
2003年至今，就职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纪录片导演。
代表作品《古颅悬疑》、《王佐一号》、《首都警察故事》、《费利斯·比托的1860》、《丽江人家》《中国船舶工业——蓝色角逐》、《商痕——火锅宴》、《藏家》。 获奖作品： 1999年《中国的植物王国》获中国科学院“科星奖”
2001年《天堂泪——酸雨》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科教节目三等奖
2002年《古书修复》获戛纳电视节科技类提名奖
2009年《王佐一号》荣获国家公安部金盾文化工程奖、金盾影视奖两个奖项
2015年短片《你，改变了世界》入选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青年论坛主题短片
2016年短片《一天》入选Ｇ20峰会（中国杭州）青年论坛主题短片
2017年短片《Intenet of thing》入选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无锡）主题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