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友记》的那些年和这些年

《老友记》开始影响我们这代人时候，我还停留在人生的周星驰阶段，在完全不知道无厘头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渴望从一个红领巾少年变成无厘头青年，不如此则无法摆脱一个普通城市孩子的青春期窘迫，比如买不起Nike鞋，总也找不到合适发型，也没有一辆捷安特的变速自行车什么的。从大使馆被炸的那一年到南海撞机的那一年，我还在通过《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看世界，心里没有被无厘头填充的部分则全部是基于误解和幻想的国际地缘政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的前《老友记》时代。

我身边的第一批《老友记》粉丝有两类人，一是喜欢学英语的人，二是家里买了电脑的。这两种人又常常是一种人。我读的高中一直以重视英语教育而显得非常洋气，每周还有一次全校英语日，所有老师学生在这一天都得竭尽所能的说英语，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那时候也我们高中有了需要戴鞋套才能进入的计算机房，在有限的信息技术课上我学会了电脑开机、关机，仅此而已，而家里有电脑的几个家伙已经可以在乌漆嘛黑的DOS界面搞一些恶作剧了。这些人会在一起讨论《六人行》的剧情，而我只会模仿那段“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考了托福，出去了。我去了本地一所师范大学，想读英文，最后报了中文。

1999年前后我们在读什么呢？有文化的读余秋雨、张中行的散文，赶时髦的读痞子蔡、韩寒、卫慧，穷苦出身的读《平凡的世界》，我开始读村上春树和王小波，当然，读书已经是一件很次要的事情了，大多数时间都整天待在网吧，在QQ聊天室里疯狂灌水。总之，生活在时代巨变之中。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我在渔湾市一个网吧里玩“半条命”，就是后来的CS，当时网速不行，游戏只在局域网里玩，队友和对手就坐在旁边，游戏里的枪战时不时会变成网吧里的骂战，非常精彩。那时候已经不看《环球时报》了，新闻都从新浪、搜狐来，八卦都从天涯、猫扑来。很可惜，我的《老友记》时代还没到来，一是因为网吧太吵太闹，二是因为字幕组的英雄们还在集结中。

我的《老友记》时代起源于去北京读研究生的那一年，也就是《老友记》十季全部播完的第二年。还是北京的大学好，宿舍有暖气，校园网上有所有奥斯卡影片、所有热播美剧，隔壁同学那里有各种日本电影，花了9800块买了一台IBM的笔记本，除了偶尔写写论文，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美剧的世界中。所以，我的《老友记》观影史是以考古的方式进行的，那时候《老友记》这个名字已经过时了，直接叫Friends就好了。那一年正是《越狱》风靡的时候，废寝忘食，晨昏颠倒，美剧启蒙的元年真的很美好。我大概花了半年，把Friends看了一遍，特别喜欢前三季，最喜欢的人物是Phoebe Buffay。看美剧跟其他的娱乐方式不同，你可以理直气壮地骗自己，这是学英文，虽然理解几乎完全靠中文字幕。

奥运会和60年国庆的盛典过后，我的北漂生活变得糟糕起来了，离开了学校就没有了几乎免费的宿舍和便宜的食堂，几千块一个月的收入只能在“成都小吃”吃个勾芡的齁咸的盖饭，生活变得困苦起来。吃不下饭的时候，Friends下饭，郁闷的时候，Friends解忧。我那时候在一家美资的教育机构教美国大学生汉语，常常想跟学生聊Friends，可是人家拼命给我安利《绝命毒师》。有个从纽约来的学生点醒了我：纽约房租那么贵，他们都没什么正式工作，整天不是在家就是在咖啡馆聊天，哪里有钱付房租啊。原来他山之石，在他山也还是石。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不少在北京漂着的各国友人，原来是全世界的年轻人的不幸都是一样的，穷。最有效的应对办法也是一样的，逃。他们逃到了北京、上海靠着教英文能过上相当自由且体面的生活，而我必须逃离北京，因为完全无法立足。

第一次到纽约，我还是非常虔诚地去中央公园跑了一次步，有个学生在公园旁边有一套小公寓，我在那住了几天。也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北边穿街走巷，手里捧着一杯咖啡。非常刻意地回味曲中意，扮演曲中人。后来在新泽西安顿了下来，离纽约很近，可是我对纽约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好不容易才从一座大城里跑出来，怎么会想再一次扎进另一座大城呢？我宁可在新泽西的小镇和树林里面打发空闲的时间。在后《老友记》时代，偶尔也还是会看上两集的，看着美国人演的美国喜剧，脑子里满是北京和个人成长史，这算不算反转。后来开始在美国读博士了，基本上就不再看《老友记》了，再好的剧，看了十多年，十几遍，也看腻了。写论文写累了，倒是在YouTube上看过《乡村爱情故事》和《马大帅》，赵本山和范伟吃肉皮那段看了好多遍，底下有条留言：老子翻墙出来看《马大帅》，这是为什么？

日子就是这么飞快地过去的，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人总是在明白之前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