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大起义，农民在进化，敌人也在进化

汉桓帝及汉灵帝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像权臣一样开始腐化。

桓帝、灵帝各自都不同程度地扩建宫殿，扩建类似上林苑这种娱乐用地，因而皇室也加入到兼并行列中来。

所不同的是，外戚、宦官、豪强兼并的对象最先是小自耕农，后来是小产业者，后来则彼此厮杀，到皇帝参与进来时，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加长了。

而生物学告诉我们，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必将死亡、降解，最后又成了食物链最低端的养料，这样才能形成闭环。

皇帝本身其实可以超然物外，允许豪强的存在，但严防豪强影响国家机器，让豪强、中产阶级、自耕农、奴隶形成闭环，最终都成为帝业万年的燃料。

皇帝本身不该依赖某个阶层，因而需要各阶层的均衡，需要金字塔结构中各阶层比例的稳定。

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在建国之初是容易实现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本性决定了自然状态下“穷的会更穷，富的会更富”，“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嘛！

因而就更需要皇帝代表的国家机器更好地做好分配，“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像桓帝、灵帝这样自甘堕落，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号豪强是没有出路的。

到东汉末年，实际上的社会结构已经成为豪强与赤贫的二元结构，中间的中产阶级和自耕农已经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社会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已经在所难免。

张角之前的两次暴力革命。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只一年，章邯一出，陈胜身死，后续的斗争本质上变为六国旧贵族与豪强的反扑，最终以农民性为底色、也能兼容并蓄利用旧贵族的刘邦取得最终胜利。

两汉之交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是最强大的两支，最终推翻了王莽的统治，但尽管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刘姓宗室作为领袖，他们自身从未建立起农民性的革命纲领。

张角率领的黄巾大起义显然吸取了前两者的教训。

在起义前，张角凭借太平清领道成为宗教领袖，在赤贫阶层之间收获了广泛的声望之际，还麻痹了统治阶级。

同时，通过宗教分会的形式，建立了三十六方这种扁平直达的组织机构。

最后，当起义条件成熟时，在宗教基础之上，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革命纲领。

可以说，经过十年谋划，张角对发动起义的筹划远比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周密、纯粹。

而且，张角这边还很灵活，他派人与宫里几个宦官也搭上了线，渗透到帝国的方方面面。

秦末大概不允许张角有这个猥琐发育的条件，如果张角生在两汉之交，大概会比赤眉、绿林做得都出色，可能就没刘秀什么事儿了——虽然两汉之交的豪强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但两汉之交的豪族普遍还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

但很遗憾的是，东汉末年，社会形势又大不相同了。

皇帝只是个空架子，张角真正的敌人是豪强大族。而豪强大族们从两汉之交的动乱中也吸取了教训，黄巾起义对他们而言，是大混乱、大洗牌，也是大机会。

刘秀建国后，对帝国军队的一项改革是削减乃至取消了郡国兵，那么当黄巾起义起来时，镇压起义的主要力量是中央军。

皇甫嵩、朱儁、卢植三位出色的帝国将领被派了出来，他们面对黄金起义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中央军也在急剧消耗。

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必然是中央军逐渐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帝国财政崩溃，帝国覆亡指日可待。

但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为了保护自家碉楼的豪强自发组织起来，不跟国家要粮，不跟国家要枪，加入到对农民军的镇压中来。

起义军的各部势力因此被牵制，终于不能形成合力，最终张角兄弟的主力、颍川张曼成主力被各个击破。

和陈胜、吴广、绿林、赤眉一样，张角最终也难逃失败的结局——农民在进化，统治阶级也在进化。

但张角兄弟先后身死，只代表黄巾起义核心的失败，燎原之火已经在腐朽的东汉帝国大地上烧了起来，无处不起义。

然而，这一切又助攻了豪强。地方官和豪强集团，充当了黄巾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在灭火的过程中，豪强的军事实力得到提升，摆脱中央的意识得到鼓励。

张角死去了，留下遍地的大小军阀，而且，大概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不小心开启了一个五百年的大分裂时代。

你好，我是不明山人，正在写简明中国政治史，这是一个有时好玩、有时严肃的公众号，每早六点，厕上一观，可通天地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