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教旨到激进左翼
人们在观察自杀事件时，会直接被血腥化的场景想象而触动，或者从真切的现实困境去分析，更多会指责为一个心理学的承受与脆弱问题。愿死者天堂为安，透过事件理解更为宏大的思潮转变。事实上，从死者遗书文本可以洞悉到一个精神死亡现象。在肉体死亡之前，首先是精神死亡，而精神亡于那些有毒的思潮。
原教旨指直接将原典运用在现实生活的解释模式。任何思想家运用的概念，有其特定的文本语境、思想语境、时代语境，当这些语境已经发生改变后，仍然固守刻板的词汇和象征符号，会与现实活动产生隔膜。比如“资本家”就是一个极易造成认知错位的术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被攻击为资本家的，多是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企业家。斗争话语会摧毁市场化成果，而不会有效防御资本对国家安全的侵蚀。原教旨会制造出两类人，制造“圣徒”与制造“小粉红”，前者追随“圣经”，在错乱的现实中实现社会拯救，后者追随权威，在臣服中自我赋能。
原教旨是要把现实拉回传统，所以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被传统幽灵缠绕着的头脑，是彻底的“回归”。激进左翼与此道路相反，可目的一样，试图在当下的遭遇中，寻求传统理论的现实化效应。比较典型的两种方案是，超越主权国家的左翼国际联合，瞬间回到了1848的原初语境，或以“加速主义”的口吻恢复斗争理论的现实化，就像那些倒在1848年6月的人，和巴黎公社流血的人，将希望放置眼前。
原教旨的特点是较强的自组织能力，有一个价值信念，就可以发展出组织，有着较强的行动能力，而不喜纸上谈兵。因为信念是口号化的，便于传播与认同。粉圈行动逻辑，大抵出于这样的思想酵素。激进左翼则偏向个体化自嗨，“联合”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自陈后现代主义的个体存在价值，网络“键政”就是一种假托庞大群体意像的个体狂欢。
原教旨和激进左翼作为在青年中广泛存在的思潮，不能解决“内卷”现实中的价值适应问题，更不是为“内卷”提供价值方案，这两股思潮本身就是“卷”的原因。激进左翼将欧美各国内部一小撮人的反思视为对中国现有问题的答案，原教旨则将经典理论的创造力弱化视为美德。归根结底，面对本国根本性焦虑的问题，思考者的责任是“直言”，在“遭遇”中给出一套价值方案，如此，才是爱国与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