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20年度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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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所有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遇见的人的总和，它们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赋予以意义，成就以完整。
文 | 戴文子
引言
你将看到的内容是一份极具主观色彩的书单，文字部分节选自本人书评。在此贴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只是我个人的年末读书总结，所以读到这里就关掉离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否则接下来的七千多字极有可能浪费掉你生命中的十多分钟。当然，你点击进来的本意或许就在于此。
以下排序与阅读体验无关，和阅读顺序有关。一月一本，中外开花。阅读充满误解，文字写尽偏见，表扬批评，都很欢迎；知我罪我，一任诸君。
一月 · 杀死自己孩子的女人
角田光代的小说语言平和，波澜不惊的讲述之下是婚恋生活中真实乃至灰暗的一面。难得的是，角田光代不只看到了夫妻之间贬低和被贬低的微妙关系背后的张力和冲突，也看到了这种关系在某些时刻构成了二人亲密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基础。角田光代的笔下充满内心独白和微妙对话，以及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之间徘徊犹豫的状况，在她看来，女性角色的工作不是作为恋爱故事的背景设定或摆设而存在的，而是切实塑造了她们的日常生活、性格心理和家庭关系。
《坡道上的家》看似描写家庭主妇的日常，但只要稍加品读，便可感受到潜藏在文字间的无可奈何。作为读者，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借由另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凝视残酷，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去观看而不怕会投射过度。但实际上，书中角色所遭遇的困境反映出的现代家庭里面不为人知的黑暗面，以及在结婚生育这条人生必经路上所经历的挣扎和烦恼，每个人都无法置之度外。
与其说角田光代想要借由《坡道上的家》控诉什么，不如说是想提醒读者：不要轻易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妥协，更不要对让自己不舒服的常识低头。盲目的陷入集体意识中是件十分可怕的事，角田光代试图打破我们已经快要被僵化的意识形态，试图唤醒我们去独立思考，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婚姻、以及为何要生儿育女，而所谓的“丧偶式育儿”，本就不该成为一种现象级的话题讨论。
二月 · 人生逆旅，天地浮游
《云游》沿袭了托卡尔丘克一贯的碎片化写作模式，对此其解释说是为了顺应互联网时代人们碎片化阅读和处理信息的习惯。《云游》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甚至不像是一个交织一起的短篇小说集，尽管其中有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以重复出现的人物和发展完善的叙述为特色。大体而言，这个由116个联系松散的片段组成的作品，是一部关于旅行和人体的小说。其中一些故事由一位在全球各地游走的无名女子讲述，另一些是在语境全无的时空中出现。
阅读本书的过程并不轻松，在这团混沌的文字星云中，读者很容易迷失方向，阅读成了一场考验耐心与想象力的冒险探索。这自然会让需要故事情节、热爱线性叙事的读者感到沮丧，但对于那些喜欢在地图边缘以外旅行的人们来说，《云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通过频繁地对语义和结构的复制、增殖，《云游》的文本时空呈现生生不息，无限裂变，犹如多重宇宙般的浩瀚感，一种卡尔维诺迷宫式的深邃奇崛之美。
《云游》一书所展示出来的森罗万象，腾踔横溢的生命力，俯瞰时空与时代的恢弘视野，以及对生命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惊叹。在托卡尔丘克的笔下，古老的寓言、神话与现代生活场景紧密联系，神秘主义与医学科学互文互映，人体与万物共生共栖。想象与现实，文学与生活，包括国家、种族、性别、宗教、文化之间的边界业已消失，所有生命体都在发展中“互相协助，促进彼此勃发”。她追求的已不仅仅是构建一个奇幻瑰丽的思想宇宙，更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文学生态系统，或者说是一种文学真正介入现实世界，与人类命运全然贴合的更高“生命形态”。
三月 · 藏身在自己笔下
菲利普·罗斯是一个并不太向往光明的作者，他的小说里常常有自己的影子，在每个故事中静静地观看着一众角色，亦介入故事之中。那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罗斯就是孤独小屋里那个寂寞的男子，用一面镜子映照着似长实短的人生，其中有悔恨、欲望、欢愉和悲哀。我们习惯了批判别人，而不是自我批判；我们习惯了书写别人，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主角。罗斯的写作打破了中国人太多的“习惯”，阅读感受可以说极具冒犯性。
《事实》完美展现了一名笔耕多年的文坛巨匠应有的风采，罗斯从标题设置到结构编排上都有意反向利用自传和小说解读契约调动读者。对自传，作家突出其小说家编故事的虚构性，而对小说，罗斯又采用与署名相同的叙述者，铺张地写作自己的生活经历，给读者以纪实故事的假象。罗斯的这部作品在文体上很有特点，是由一篇论述文学的论文与一个小说家的自传结合而构成的，表面看似乎是一本探讨小说怎么写得圆的小说，实际上却是菲利普·罗斯与自己进行着对话和反诘，且不断地对美国的文学、生活、历史和现实进行着分析和批判、嘲讽和挖苦。
“所有小说都有自传的因子，所有自传都有小说的成分，对于小说大家，尤为如此。”话虽如此，但绝大多数作家在其虚构作品中都千方百计抹掉自己的生活痕迹，罗斯却反其道行之，大张旗鼓地谈论、运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热衷于在创作中自我指涉和自我想象。对自我进行深入剖析，这是罗斯贯穿了一生的写作路数，他似乎永远都在和镜子里的另外一个自己在搏斗、辩论、嬉戏和对峙，他似乎永远都无法走出以自身作为出发点来书写的那个看上去狭窄、实际很宽广的领域，而这反倒成就了菲利普·罗斯的写作意义与文学价值。
四月 · 我们来过又忘记
梁鸿在《四象》中虚构了这样一座沟通生死的桥梁，为我们提供了站在彼岸重寻爱与痛、记忆和时间的一种视角。整本《四象》无论叙事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探索性和挑战性。小说采用多声部内心独白式的叙事视角，四个性格殊异的人物分别从现实、历史、自然、灵魂四个角度出发，用大段独白讲述各自人生，现实与回忆交织、碰撞。梁鸿深厚的文学功底赋予了《四象》令人惊叹的万千气象，源自《易经》的书名也应和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好似太极之阴阳，两仪生四象。而四象即万象，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四象》中的一些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揭示着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空虚混沌、无所归依。整篇小说气象宏远，叙述大开大合，梁鸿的实验写法虽然大胆，却依然秉承关照现实的热情，蕴含着对当下时代境况的深层洞察。从《中国在梁庄》到《四象》，梁鸿最看重的始终是人，是一个个平凡又扎实、纯粹又鲜活的生命。在《四象》里，即便是早已死去的人、被遗忘的人，他们也依然有血有肉，能在自语中回望过去，在对话中参与现实，以一种荒诞又真实的方式重生。
在梁鸿的创作和当下的书写谱系中，《四象》无疑具有转折性和拓展性的意义。它表明在文坛盛行“轻逸”和“日常”写作之时，总有一些具有思想力、不畏艰辛的作家，愿意携带着一份沉重、一份悲凉，返回到并不久远却已被淡忘的历史场景之中，将那些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化作我们能接纳的文学形象和经验，以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怎样看待死者，就会怎样看待生者。
五月 · 耄耋少年等风来
何为“笑的风”？读过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承认，《笑的风》刮起的无疑是一场时代的飓风。小说的篇幅并不算长，然而表现出的却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大视野。王蒙将宏大叙事放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中来完成，将一个人的人生遭际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来推进，艺术地再现了几十年来当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使得《笑的风》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瑰丽的史诗气魄。文章老更成，王蒙以《笑的风》充分展现出自己密实、扎实的世道取证与松弛、松绑的回看叙事的辩证“捕风”手段。
《笑的风》是王蒙写给他的读者的，他的读者里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一起走过同样的时代，理解人在其中的渺小，以及任何一个时间节点所带来的忧愁与兴奋。《笑的风》大概也是王蒙写给自己的，他创作这部小说时已近86岁，这是一场回忆，也是一场总结。小说的叙事轻松，节奏明快，即使在书写人生失意时，也几乎不着笔墨去刻意渲染伤感。对于自己的时代，王蒙或许已经无意于纠结细节，对于这点，王蒙和他的读者都懂。
岁月、文学、爱情，是欺骗还是感动，是褫夺还是成就？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王蒙在《笑如风》里写满了人的爱情、婚姻，也写满了新中国风云激荡70年时代与生活的变化，合上书页，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切的发展都有代价，一切的获得都有另一面的失落，一切的留恋中都有困惑和心得。
六月 · 津门市井传奇
王松的小说没有文人式的伤感和矫情，更多地是带有一个数学专业出身的作家所特有的爽利劲儿，叙事干脆利落，线索清晰，逻辑性强。而《烟火》却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读完使人眼前一亮。王松虽然在京津冀之间游走，根基还是在津门。天津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是王松最为熟悉的。因此，他的笔一落到天津的街道上，就变得摇曳多姿、声情并茂起来。那个醉心于故事、讲究叙事速度、素以理性著称的王松，笔端也不免带了些许文人式的悲悯和伤感，故事情节的进展也跟着缓慢了下来。
《烟火》的故事密度在长篇小说里是极其罕见的。在百余年的时间跨度里，百余位出场人物的故事在一条胡同里渐次展开，每一个人物都自成章节，都可以沿着时间的脉络探向另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角落。王松大量采取插叙与补叙的手法，在保证故事主线不受干扰、始终保持固有节奏娓娓道来的前提下，得到了很好的补益与充实。正因为这些穿插的故事和人物细节，小说的架构更加丰盈茂盛，时代和人文气息更为浓烈动人。
读完掩卷，我们或许更能体会作者对这部小说命名的用意。“烟火”指向的当然是市井与民间，在王松看来，正是在嘈杂而丰厚的民间市井生活里，才埋藏着这座城市乃至于这个民族最为重要的根本；而人们之所以更愿意管这条胡同叫“蜡头儿胡同”而非“海山胡同”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重要的不仅是广阔空间里一时的风云变化，而是在历史与日常生活深处那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
七月 · 暴力时代的无声注脚
伯恩斯是个以灵魂写作的作家，在《送奶工》中，她并没有着眼于外部的可见的暴力，而是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了宗族主义、服从主义以及无处不在的不信任与恐惧，尤其是女主角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沮丧、创伤等等心理。布克奖评审团高度赞赏《送奶工》这部小说，谓之“我们之中没有人读过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关乎残酷、性侵犯与抵抗之间的故事，却在其间交织着富于感染力的幽默感”，称她以饶富特色的语调、挑战传统的形式、耳目一新的笔触，把人带回北爱尔兰问题时期的贝尔法斯特。
显然，北爱尔兰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处于分裂社会的地方，《送奶工》的故事会让人联想到世界其他地方遭遇相同处境的人们，比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而暴力氛围的描写也会让人联想到塔利班等等，个人在军事强权面前的无力正是这本书最值得令人反思的部分。同时，书中主角的遭遇也与当下的“Me Too”运动有所联系，这本小说将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Me Too”，给出了一个关于“Me Too”到底是什么的、具有道德意味、同时也充满智力挑战的图景。
在社会的翻云复雨之下，总有人要与集体的遗忘对抗，像是搜罗城市身世的拾荒者，或是历史细节的侦探，唤醒过去，以待来日。安娜·伯恩斯，就是那个为大时代做出注脚的人。
八月 · 万物有灵，世界皆为烟火
每个作家都会在作品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对于迟子建而言，北极村是她的文学根基，哈尔滨则是她文学创作开枝散叶的地方。在给读者呈现诸多关于大兴安岭深处的故事之后，迟子建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新生活的城市，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到生活，从鸡毛蒜皮到烟火漫卷，每一部作品都写得那么踏实、紧实而又令人期待。
文学创作是不应该有边界的，一个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突破自己。将城市生活作为小说的焦点，对迟子建来说更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伪满洲国》到《起舞》，从《白雪乌鸦》到《晚安玫瑰》，一系列以哈尔滨为背景的作品为迟子建积累了城市文学的表达经验，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和构思也变得愈加明朗和具体起来。而在哈尔滨30年的生活积淀，让她有勇气、力量和契机再次书写这座城市繁盛的烟火。
《烟火漫卷》试图用文字刻画城市烟火气息中饱含的丰富生活图景，抒写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迟子建聚焦哈尔滨城市的百姓生活，以细腻生动的笔触、独到的情节，把人间烟火中每个人生命中的收获与苦难、离合与欢笑、过错与怅惘，在不疾不徐的讲述中伸展开来。迟子建笔下的人物通常都有两面性，能让读者体会到复杂人性背后的些许暖意。这些暖意，正是迟子建文学书写的底色。从冰天雪地的北国走来的她，始终坚信心中有暖意，这世界才会温暖。
九月 · 一种无力的造作呻吟
三十多年来，魏思孝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乡，成了许多人口中新一代“扎根于土地”的作家。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身份“青年焦虑文学代表”，用它来代替外来的“小镇文学青年”标签。魏思孝说自己时常焦虑、感到悲观，但他同时又觉得这样的焦虑和悲观并非坏事，能使自身得以自我告诫与审视。有些焦虑，只能交给时间；对于时间无法解决的焦虑，只能学着与之和平共处。
魏思孝之前的小说主角都是小镇的忧郁青年，而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山东中部的中年农民。魏思孝说自己这次是“以短篇的要求去写长篇，尽量去掉多余的赘肉，留下筋骨。”因此呈现出的效果便行文没有丝毫同情与抒情的地方，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多半是由于生活本身所致而不是刻意为情节设置，而且叙述语调克制内敛，笔法朴素，好像只是在陈述事实，每个人物点到为止，可一股悲悯之情跃然纸上。这是魏思孝的笔力体现，也造就了这部作者迄今为止最成熟且动人的小说。
写乡村故事的作家有很多，有人为了改变，有人为了唤醒，而魏思孝去描写那些乡村中“失意的人”却无意于此，他也深知什么都改变不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把这些时代和个体冲撞的痕迹记录下来，在时代这堵墙上，留下一个个人形的血印，给后来人瞧一瞧，加深对当下的理解。”在魏思孝看来，所谓的扎根土地和深入生活，并不单纯就在乡村，城市生活也需要。身居物质意义上繁华的地方就会结出硕果。对文学写作而言，有块持续能观察人和生活的地方才是弥足珍贵的。
十月 ·真实，具有令人恐惧的力量
《背叛》成功地打破了美国每一项社会禁忌和政治正确的细微差异，它让读者开怀大笑之余也感到畏惧，既妙趣横生又令人痛苦。黑色幽默可以说是《背叛》的一大特色，比第以讽刺与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一位美国黑人青年的遭遇：年幼时被父亲严厉对待，父亲惨遭不幸后回到家乡南加州的黑人聚居区，亲历了有着畸形主仆关系的温情、以及白人黑人在教育、人际相处各方面的冲突等等。故事情节看起来令人压抑，语言却相当接地气，其间大量出现的当地俚语，散发着一种令大多数读者陌生又欲罢不能的“痞气”，带着一种喜剧般的气息。
在《背叛》中，讽刺的基调自初始就已奠定，但在读完之后却很难将其定义为一部“讽刺小说”，它与现实过于一一对应，令人不知是在阅读架空，还是在直面别人不敢说出的事实。一众媒体和批评家将保罗·比第与乔纳森·斯威夫特及马克·吐温相提并论，为他的幽默才能拓上大师之印。然而仔细读来，《背叛》并无《格列佛游记》中那种奇崛的想象，也无马克·吐温常用的那些夸张变形手法。在《背叛》中，比第不夸张现实也不夸张人物，里面的笑料就是现实本身。
真实，具有令人恐惧的力量。它照亮了人们想要视而不见的黑暗，照亮了我们作为幸运者与咫尺之遥的不幸者之间脆弱的边界，照亮了幸运者因此具有的，如比第后来所言，某种罪恶。保罗·比第的幽默来源极为复杂，恐惧、愤怒、失望、沮丧，也许是其一，也许兼有。但黑暗之中是否总有光明？一如既往，比第并不打算给出答案。他只大胆说出别人不敢看也不敢说的晦涩现实，剩下的全部交给读者——交给你我。
十一月 · 一家供销社里的世情图景
语言和词汇往往带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年代感，在人们的记忆中，“南货店”绝不仅仅是个商品和货币往来的所在，它与生活密切相关又保持距离，是由复杂气味构成的记忆迷宫。正是在这样一个由南方果品、日常物件构成的生活世界里，张忌敏锐地捕捉到历史变迁之中个体生活的细微裂隙，用干净素朴的南方方言，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在物质匮乏年代，一家小小的南货店，各式人群迎来送往，上演着平凡人不褪色的生活故事。
《南货店》里的世故人情遵循着张忌一贯的圆融之道。小小的一间南货店里，各式人群迎来送往，包蕴着异常丰饶的人生百相：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间的冷漠关系……没有激烈的冲突，也不追求刻意的煽情。生生死死，命运沉浮，时代激荡，人们轻声慰藉，都在作者波澜不惊的叙述语调中娓娓道出。日子就这样过去，一代人被轻易地扔进历史的烟云之中。
《南货店》读来有难得的质朴自然感，没有丝毫西方后现代的炫技，也罕见古典传统的谱系承接，有的只是对人物故事的坦率叙述和对文字篇章的娴熟建构。张忌把精力更多地投注在对当下现实的敏感把握，对人心困境的细腻触摸。张忌的小说谈不上异质性体会或震惊性经验，却在平稳流畅的书写中蕴含着对朴素文学美感的坦荡回归。他塑造了一个个在生活中浮沉的人物，书中角色的人生演绎，无形中成了书外读者的精神出口。
十二月 · 为残损的瓷娃娃树碑立传
《记忆记忆》是一部饱含文化意蕴与哲学沉思的作品，也是斯捷潘诺娃对自己的俄国家族的寻根之旅，这本书的写作跨越三十五年，作家穷尽半生心力，只为还原家族迁徙版图，为族人建起记忆的纪念碑。她搜集那些带有记忆痕迹的信件、物件和照片，试图复原出前辈的生活图景。但最终她不得不承认，想要清晰还原“记忆”是不可能的，记忆未必可靠，靠记忆拼凑的也未必是真相。
一大家人在时代洪流中隐微地存在着。在斯捷潘诺娃看来，家族历史像是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可是在当事人看来，何尝不是一部侥幸逃脱的悲喜剧。斯捷潘诺娃意识到，自己一直所做的，无非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感伤的往昔浪漫曲”。而斯捷潘诺娃比绝大部分作家深刻且高明的地方，在于她有自反性：时时刻刻的自我怀疑、批判与犹豫。
趋于宏大与归于微末，涉及时代又潜入生活，苦难与诗意难解难分，叙事与哲思纵横交错。《记忆记忆》注定是一部无法界定文体、难以概括内容、不可能找到师承的个性之书。斯捷潘诺娃写尽记忆对于幸存者的意义与伤痛、对于历史的抗争与补充、以及对于记忆本身的执念与无能。就像本书的核心喻体瓷娃娃，它们在承载历史时受伤，也正是伤痕使得每个个体独一无二，而珍视记忆，就是为残损的瓷娃娃树碑立传，使得它们不至沦为历史车轮下一粒看不到的微尘。
结尾
从2015年书评见刊开始算起，今年已是我走过的第六个年头。整整六年时间，我写了近两百篇书评，码字量以十万级作计量单位。
不间断地强制输出并未带来什么成就感，反倒让我的知识储备几度濒临枯竭，也极大的透支了我对于阅读的热情。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造成的全国停摆让我强制休息两个月，得以借机在家梳理不算漫长却对我影响深远的个人阅读史，我可能再也记不起读书这件事带给我最初的喜悦、满足与感动，自然也不会有复工以后的重整旗鼓再出发。
我是我所有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遇见的人的总和，它们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赋予以意义，成就以完整。
过往无需回首，未来也不用期待，一年又一年，日子怎么都得过，我现在关心的，只有此时此刻，以及手头上的这一本书。
行文潦草，不知所言，就此搁笔。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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