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和反思疫情带给我们的，以及我们失去的事物。
上周六参加随机波动年度论坛，最大的启发是：必须整理和反思疫情带给我们的，以及我们失去的事物。保持清醒和思考，虽是简单的常识，但鉴于日常生活如此混沌，值得反复重申。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事情既已发生，流向就会转变。正如01年“9·11”后的美国，03年非典后的中国，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今年疫情后的世界也会大不一样。当前，中国疫情形势暂得喘息，外部世界仍在罹难：新冠肺炎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000万人，占全球人口总数1%。
灾难还没有完全消散，许多人已经着急着遗忘。麻木和逃避，是一种生存法则：铭记灾难，令人痛苦，凝视深渊日久，深渊将回以凝视，甚至反噬自身。但定期回顾和反思仍有必要，因为深渊就在那里，假装它不存在，不够智慧，也不够道德。
疫情不是一阵波浪，席卷而来然后迅速退潮。疫情是海啸，积弊日久于是铺天盖地，造成毁灭性打击。在骇然显形的现实面前，人是渺小的。“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但在抹去之前，我们至少可以选择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诚如斯言，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年疫情暴露的并非新问题，而是原先被遮蔽的旧事物。但人只有正视现实，才有可能改变现状。有句话是face reality and change it（直面现实并改变它）。我们不是科研人员也非机构组织，很难改变疫情本身，但可以做的是，face it and learn from it（直面它并且从中学习）。
今年疫情几乎击碎了我原先自以为牢固的世界观。2月23日武汉封城满月时，我写道：“整场灾难像狂风中甩来的一连串耳光，打得人昏头转向，也促使我更新许多对人事的观念。”
其中一个观念来自约翰·多恩和罗素的组合：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这颗星球上，我们要寻求共存，而非共亡。这意味着，生活不是把自己过好就可以了，要力所能及地想一想别人；写作除了记录个人隐秘的经验，也应该尝试记录和介入公共生活。
《切尔诺贝利》有句台词刺痛了我：“一开始没人觉得灾难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最终每个人都成了灾难的受害者。”而我自己的感念是，“原本我以为可以独善其身，后来我发现无人能置身事外。要从这场灾难中获得重生，人们必须从狭隘走向宽广。每个人都是构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各自承担着一部分罪责；而每个幸存者，都是这场灾难的副本，分别接纳对应的苦难。我在场，我承受，我见证。”
这大概是我过去一年最大的转向。基于此，今年2月和7月时，我分别写了长诗《病毒时期的哀歌》和文章《在疫情中写诗是可能的吗？》，一并附在这里。
病毒时期的哀歌
在黑暗的时代，还有歌吗？是的，还有关于黑暗时代的歌。（布莱希特）
1
死去的并非数字，
而是一个个人。三十天里，
“死”的蒲公英，来过这片土地
三千次（更多人在扎根前死去）。
我不能想象：有一天醒来，
周围的人们都晨雾般消散，
只剩下我自己。
的确，在过去某些时刻，
我幻想过，亲友们集体消失
像春日阳光照耀的雪，
寂静、无痛苦地消融——
好让我独自修剪荒芜。
但面对这真实的灾难，
我希望他们戴好口罩。
“再晚一些来吧，死亡，
我们还不想去。”我听见人们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如此恳求道。
天鹅临死，也发不出抒情的声音，
唯有声声呜咽，淤积在
洁白、光滑、修长的脖颈中：
有人听来凄美，有人说是悲鸣。
封一座城，有时只需拧紧瓶盖、
让水上升到深度睡眠那么平静
的位置。夜里两点，南方：
一架高速旋转的摩天轮
骤然停止；这孤零零的心，
悬在黑夜寒冷而辽阔的骨架上。
九百万双眼睛从此被隔绝。
对于远方哭声的漫不经心，
最终使所有人无一幸免。
当我们隔岸观火、论断火的颜色，
并不晓得：这火光烧出的灰烬堆，
将随风飘起，坠向每个人头顶。
人们以为越过刀锋就可以得救，
却在逾越之时，被割了喉。
2
室外，每天都有人正在死去；
室内，每天响起呵欠和笑声。
当我在睡梦中为碎裂的圆镜哭泣，
我的父母正拌着炒菜声，焦灼地
争执厨房与客厅的尺寸。
人类的大家庭被一道道门阻隔，
分隔成一个个没有出口的房间。
幽居在密室里，狭长的窗
是生活唯一的光亮来源。
（是的，我们还是要生活！）
眼前栏杆，阻挡我跃向窗外。
日光下，这银色的枷锁
如刀架交错，拷问身与心；
五官和四肢，同时被肢解。
透过我破裂的眼睛，对岸风景
不可原谅地被宽谅了。它们
对世界现行的罪恶熟视无睹，
正如我们对历史的含混推辞。
一脉山水，横在视线尽头：
青山无言，静水深流……
大自然对往生者无动于衷。
我没有权利责备任何人。我也是
这社会骇然精密的机器里一枚齿轮。
每日醒来，按时煮饭、劳作，
在道义的朝九晚五中，疲于
担负一个避难者的责任。
深夜时分可有人痛哭？某天，
我听见外面哨声和哀乐不止。
那个最早吹哨的人已离开，
在更多人从歧路赶来以前；
当初否定他的发现的同一批人，
如今把他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
英雄，就是“死”过几次的普通人。
而我们将作为幸存者，继续
活下去，争夺有限的票证。
3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除了
坏消息依旧，敲门般鱼贯而入……
流言自电脑和手机屏幕里溢出，
灌进每个观众的眼睛和耳朵。
现实荒诞，上演得不知疲倦，
把众多日历，重叠为一天，
把众多人重叠为同一个：受苦者。
人民像牛马被捆绑在自己的家中。
家成了牛棚，而口罩正如牛嘴上的套，
使他们无法张开嘴，放纵地吞食
那些不该吃的事物：稻子、真理和黄金。
还有一些人，被关在“群众”的城门外。
一对夫妇：一个来自东城，一个来自西城，
站在连接东、西的桥上，无路可去。
无人再问丧钟何时敲响；钟声
响起在新闻发布会的舞台上。
发言人的唾沫，从戴歪的N95里
左、右飞溅；经济学的一双獠牙，
紧跟着冒出来：“是壹佰零捌万，
不是壹佰零捌亿。”一道小学数学题
的陷阱，让歌舞升平的盛世跌落。
辞令通过黑色话筒的遮栏网前，
已过滤千百遍：洗去浊泥，排出清水。
个中喻义只有发号施令者知晓，
围观者看不穿，也听不见：
谎言，在赤色帷幕后的低语中
拉扯、变大，从一粒沙
堆成一座山，再也挪不开。
在动物农场，拿破仑是唯一掌权者。
它西装革履、大腹便便地高坐台前，
宣称：“事件已经得到良好控制。”
十七年过去，悲剧还没有成人，
就再一次重演。无论你向天空追问
什么，得到的都只是问题的回声：
“一块红布”，将真相四面围困。
4
漆黑混凝土吞噬银色灵柩，
死亡像一场万家宴，邀请
每个人加入。“躬逢盛宴”，
饮食男女们终于也退却。
饕餮，转向昼夜不眠的战争：
为了口罩、药物和论文，
甘愿捣毁伦理与契约。
预警电话早已拨出，但接线员
不在服务区。年迈的真话，
尚被软禁在客厅沙发上。
有一种悲痛，是无人相信：
“抱着石头痛哭，哭到眼里流血。”
眼泪也改变不了什么，滴落在
坚硬的石头上，不会留下痕迹。
一个无辜者，被剩在走廊上：
像一串没有说完的数字，
或从体内刚拨出一半的钳子；
夹在生与死的过道间，
找不到座位。如果无法拯救他，
请不要再打扰，不要再剥夺，
让他做完这最后的梦。
那些离家的人，现已没有了家；
而回家的人，也不会更幸福。
他们将像奥德修斯一样，遭受冷落，
并且发现：房屋主人已变更。
人群被切碎成一个个人，重新接受
加、减、乘、除的核验，
变成无限循环小数身后的点……
也许人民需要四个胃、四颗心脏，
才能够消化这份幽闭，变得纯净。
不，至少还需要四片肺：
足够去死两次的重量。
好让死“白上加白”，清白得
如片片雪花燃烧，化作一股黑烟，
升向盲目的天堂。
5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当野蛮的暴行，如蝙蝠遮天蔽日，
纯熟的修辞术切不开任何豁口，
或许沉默，是更加无害的选择。
但我无法像一具空瓶沉默到底：
“写”，是为了不再发生；
如果一直发生，就该一直写下去。
一个人的内心，
是一间紧闭的地下室。
黑暗弥漫其中，跟心事一样
沉重、堆积，由草变成石头，
压向心底，使人无法开口——
黑暗把渴求自由的人弄哑，
哑巴跟着瞎子去寻找光明。
与黑夜对峙，我们至少有两种选择：
坐在冥想的圆凳上，熄灭眼睛，
倾听四周：黑暗时刻的风声，
静候传奇和童话的迷津散去；
或者直起腰，用劳动的双手，
用笔、镰刀和石锤，凿开铁道，
向前，穿越这广场般浩大的夜幕。
有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渔夫，
驾词语的扁舟，随词根漂流，
用十四行连缀而起的竹竿、网罩，
伸向月光及月光不能照亮的水深处，
在古老的动作中，反复打捞落叶与腐尸。
一份过时而幽暗的职业：
一个写字的人。
《中国的一天》是一片汪洋大海；
当狂风卷起巨浪，岸上人们全不察觉，
仍在嬉戏，我也只能冒着溺水呼喊，
捕捉这巨浪破碎、微茫的一角。
无数个“一角”，拼凑成一句注脚：
“由于不期而遇的天灾人祸，
历史的河道拐过几个小弯。”
6
灾难的柜台前，排起无穷长队……
人们领取属于各自的一份报酬。
一个接着一个，在悲喜交集的
行列中，无人争抢、吵闹。
他们安于等待：苦痛像带泥的土豆
被拣选、计算和分配，推到面前。
然后抱起领走，进入下一回合。
“从谎言开始，以胜利告终。”
风雪止息，万物钟点拨回原位。
殉难者的马永远死去了，
生还者的狗还须求温饱。
面对苦难，众人只是淡漠地转过脸；
糖果，迫使饥饿的意志遗忘，
并去酿造更大灾难的火花。
“无论如何，还是要活着。”如此，
每代人总在偿还上一代人的悲哀：
胎儿以自戕来保全母亲，
孩童先于父亲举办葬礼。
不同形态的悲哀凝聚在同一场所：
身体的，思想的，记忆的。
摆脱它们，也许需要新的一百年。
“最终，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行走在冷漠、凄寒的大陆上，
每个人用自己的灵魂，蘸取血肉，
为尘世的肖像图，添一笔油彩。
线条与线条纵横、重叠，
如人与人、灵魂与灵魂的轮廓，
滚动、交织在一起。
不论在哪里，都是天地的一角。
不论是谁，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不论谁受伤，都是大地的一小片空气
在流血。不论谁死去，都是
人群中一个个人在消逝。空椅子
被停泊在冬天，而黑色的雪将继续落下
为所有死者，也为生者。
2020.2.7-2020.3.6
在疫情中写诗是可能的吗？
今天读书会主题是“诗的可疫性”。照我的理解，至少有两层意思：
一，有关创作。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能否处理好疫情这个现实？这种处理，可以视为一种“翻译”。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那么，当诗在处理或者说翻译疫情时，是否也会失去什么？如果“是”，这个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二，有关阅读。疫情至今，已经超越医学范畴，蔓延至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从宣传角度，诗能否影响疫情，教化人心甚至“解决问题”，成为“抗疫战”的一部分？从反宣传角度，诗能否成为一座避难所，保全个人内心经验和真实想法，不被时代和公众情绪所裹挟，实现某种“免疫性”？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里，我想聚焦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即：“在疫情中写诗是可能的吗？”
正是“疫情”这一背景和“诗”这一体裁，让“写”这个动作，变得特殊起来。“在疫情中写诗”，还可以拆解成几个更具体的问题：
1、疫情当前，写还是不写？
2、如果写，必须是诗吗？
3、应该怎样写诗？
4、怎样写才算好？
5、写得好重要吗？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我主要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感受，描述一下我的版本。
《病毒时期的哀歌》这首长诗源于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夜晚。此事已经过去很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细节。若不是因为这一次写作，我可能连这个日期也忘掉了。如今，我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李文亮一事当天深夜几经反转，最终尘埃落定。
李文亮之死，是整场灾难中最刺痛我的事（是的，我把疫情视作一场灾难）。它让我意识到，在权力和疾病的双重压制下，每个人都有可能备受折磨而悄无声息地死去。在某种程度上，李文亮医生是“幸运”的（打引号的幸运），因为他作为一个符号，将被后来的人们不断纪念、追悼和讲述。而更多死者，真的是“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我想，有必要为他们写下一点东西，使此事不那么快就被遗忘。正是从这一刻起，我动心起念，想写一首长诗，去记录下眼见的灾难。
日后我读到米兰·昆德拉写的一段话，心有戚戚焉：“时间过得飞快……（于是）产生一个变化：死的人变成死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只有几个人，极少数极少数几个人，还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记忆中，但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回忆，他们也变成了木偶……”
真正开始写诗，面临两个实际的困难：
一是时间。现实的窘境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写诗。疫情爆发后，我所供职的互联网公司更加繁忙，每天基本上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的在线办公节奏。我又贪睡，每天必需七八个小时睡眠。所以只能“慢慢来”，聚沙成塔。在一个月时间里，我利用深夜和清晨仅有的零星闲暇，尽力“抢救”自己经历感受的一点一滴。
二是能力。我从来没写过正式的长诗，这几年里写过最长的诗也不超过50行。但是，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写长诗，并且预计规模在200行到300行之间。为什么非写长诗不可？因为我深感灾难的繁复、驳杂，有太多主题及其变奏值得书写，而它们是如此不可分割，最好能用一个完整形式，把这些内容密封装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短诗是无能为力、无法承接的。就像你无法指望用一只鱼缸去装载大海。
长诗写作毕竟跟短诗不同，正如长篇小说跟短篇小说的差别。短体例的内容更讲究速度、机巧和灵动，长体例则更要求均衡、沉思和耐久。我的办法是，每天写一点，再反复修改。很奇怪，我是一个性格上多少有些急躁的人，但不少朋友读了我的诗都说“富有语言的耐心”。
虽然决定“写”，诗人也不一定就必须写诗。我们身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有如此多记录工具和体裁：手机相机、微博微信、朋友圈、图片、音频、视频、新闻报道、日记……十年、二十年后回看，那些记录武汉实况的Vlog，很可能跟方方日记同样重要，甚至更接近真实。
我还跟朋友专门聊过此事。就个人情况而言，“诗”，可能是我自己记录这次新冠的最佳选择。因为我做不到闲散地记日记、收集资料，也没办法每天跟进海量信息、再从中筛选择取，也没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做不了学术评述，此外，摄影能力也不行，不会做视频。诗成了仅有的选择。
现在想起来。当时写诗，还有一个客观存在、但被隐藏起来的困境：一个道德困境，即诗歌的“有用”问题。“诗歌的用途”，这是诗在现代社会里一直遭受的灵魂拷问。
我所在的公司，疫情期间做不少公益项目。内部口号是“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拿出靠谱的实际行动，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写诗，其实是“特别不靠谱的虚无运动”，这种“思维体操”大概率只对自己产生效用。
不过，我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
写诗，其实很辛苦——一字一句写，一字一句改，再推倒重来。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深感，在巨大事物面前，人的渺小、无力和脆弱。
这样写其实非常痛苦——其实不写就是了。但事到如今，这好像是必须完成的作品——我有一种轻微而重大的责任感：希望为我们这代人遭逢的苦难和不幸，做力所能及、与之匹配的见证。
我在诗里把这叫做“巨浪的一角”：巨浪扑过来了，我只能奋力稍稍把握破碎的一角。但也许这一角很重要，无数的一角拼凑成“中国的一天”。
一个月后，我写完了长诗。这一天是2020年3月6日，第二天就是李文亮医生去世满月的日子。我当时通过公众号发布了作品。阅读量过了两百后，就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这时，我又想起了那句话：“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很惭愧，我的诗可能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成为了“制造问题的一部分”。
不过，这让我思考起那个有些古老的话题：诗歌的功用是什么？或者说，诗歌必须有用吗？
诗歌肯定对语言有用。它促进语言的更新，对抗语言的暴力。语言，是跟空气、饮食一样的存在，只要你醒着，你就有需求。一种语言最深远的文学秘密，很可能就蕴含在其诗歌当中：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意大利文的神曲，英文的莎士比亚，中文的唐诗宋词。
诗歌对读者也肯定有用。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抚慰人心”。大卫·华莱士说过，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永远都是独自受苦，无法真正彻头彻尾地体验他人的痛苦，但是，如果有一部文学作品让我们产生共鸣。那么，“我们将获得滋养和救赎，我们内心深处的孤独因此而减轻”。
我记得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几天，很多人援引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这就是诗歌或者说文学之用的一次显征。一句好诗能够流传千古，帮助世世代代的人们说出心中欲言又止的话，帮助他们减轻内心沉重的孤独。
但对于庞大、复杂、血淋淋的社会现实，诗歌的确毫无用处。它既不能在危险时刻抵御住一辆坦克，也不能救出毒气室里任何一个犹太人。正如奥登所言，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诗歌无济于事。
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无济于事”，保障了诗歌的合法和安全。如果诗歌真能抵御坦克、救出犹太人。它就不是文学，而是武器。它很可能因此被消灭，或被强力管制起来。
事实上，存在两种文学主张。一种是把文学当作武器。比如鲁迅的“投枪、匕首”。一种是把文学当作艺术，比如戈蒂耶的“为艺术而艺术”。面对同一社会现实，前者阳刚，主动介入；后者阴柔，消极躲避。
关于诗歌的介入问题，已经有过一些著名观点了。萨特提出过“介入文学”。在《什么是文学？》里，他提倡作家应当通过写作，介入社会生活公共空间。即便如此，他依然为诗歌保留了一个置身局外的特权。他声称，因为自己热爱诗歌，所以不愿意让诗歌介入到也许是“肮脏的”现实生活。罗兰·巴尔特则完全否定“介入”，《写作的零度》认为：写作只有在“松绑”的环境下，才能规避意识形态的污染。
在我看来，面对公共现实，作为一个写作者，首先应当遵循写作者的本分，保持客观、理智、镇定的距离。如果说行动就是一种介入，那么他最大程度的介入，不应该超过“关注事件”和“根据事实做二次创作”之间。
他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写”，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记录”。他或许不应该企图去影响、改变社会现实。新闻报道可能比文学创作更胜任这一工作，因为前者速度足够快，拒绝过度修辞，并且聚焦于事实本身。这也可能是这次疫情中，一些媒体饱受赞誉而方方日记和一些诗歌作品饱受争议的原因。的确，就介入公共现实而言，报道比日记、诗歌更加“有用”。
面对灾难，写还是不写，这牵扯到写作能力、写作意愿和写作伦理。怎样写才算好？写得好重要吗？这又是新的问题，涉及文学技巧、文学审美和文学价值取向。
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地提出问题：“灾难诗”的价值，是不是做到记录就足够了？写作技巧应当成为这批作品的评判标准吗？在惨痛的灾难面前，诗歌审美是否应该做一些让步和调整？
我的观点是，如果把灾难作为文学的书写对象，那么，仅仅记录肯定是不够的，必须经过艺术性的加工。因为，从更广阔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如果这些作品无法在审美上达到一个高度，那么很快将烟消云散，湮没在时间的河流中。最终，它们就只是一堆史料而不是文学，只是“经过”而没有真正“完成”。
这场灾难催生出来的诗歌作品很多，有人统计说有三四万首，相当于《全唐诗》的体量。我只看了其中极少数一部分。就这部分内容来说，我非常赞同一个朋友的观点：“写得还是一贯水准，但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没有走出自己营建的宇宙之穹顶，这场灾难带来的也就是外在的剐蹭。大多诗人都还在继续自己的风格。”
的确，绝大多数诗写得“还不够好”，也包括我自己。但批评这些写作者似乎也是不公的。因为很容易感受到，有些作品写作时已经拼劲了全力，甚至十分吃力。毕竟，写作者们在处理一个有生之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命题。
但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灾难的书写，我们还是应当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自我要求。在这方面，保罗策兰、曼德尔施塔姆和杜甫，已经为我们作出表率和垂范。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观念，如果苦难不能造就同等重要的文学，那么很可能是我们“还不够格”。
这里，我想到的是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