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中篇《玉米》比茅奖长篇《推拿》更好

提到毕飞宇，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推拿》，因为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拿到了茅盾文学奖，而且还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我个人觉得，毕飞宇有一部中篇小说，比《推拿》写得更好，这部小说在文学界，事实上也早就是经典，那就是——《玉米》。

《玉米》发表于2001年，本世纪初，但小说的故事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1971年前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是一部有着非常精确的现实纹理的小说，所以，把握这个时间背景非常重要。

小说一开始，没有从女主人公玉米的视角开始启动，而是从玉米的母亲，然后是玉米的父亲，王家庄的支书王连方开始讲起。这告诉了我们，这个小说的内在结构，不是简单的个人传，不是一个单线结构，而是一个网状的结构，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复杂的、广大的，家族和社会的网络之中，玉米只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而已。

网状结构的叙事非常难，读者在开篇时，读起来可能很顺畅，但其实背后有着毕飞宇非常高超的叙事技艺。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二，主要是有两条线在交织推进。

第一条线，是围绕玉米的支书父亲王连方展开。玉米的母亲施桂芳生了七个女儿之后，终于在第八胎，生下了一个男孩，大功告成，扬眉吐气。作为支书，王连方在村里也因此一雪前耻，更有了尊严。

同时，另一条线是大女儿玉米，母亲生下儿子之后，人就变懒了，不理家了，玉米几乎承担起当家人的角色。王连方虽然是个基层小官，但玉米却有着官家子女的心性，识大体，看重家族荣誉，端庄，稳重，能干，有担当，有城府，她是一个王者。她一方面照顾母亲，同时弹压底下的妹妹们，另一方面还当上实际上的母亲，打主力带弟弟小八子。她在抱着弟弟走巷串户的过程中，到处昭示他们家族荣誉的同时，原来，她还有一个潜在的意图，就是暗暗揭发、警告那些跟她父亲王连方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

这里又回到另一条线，支书王连方是王家庄的头号播种机。从施桂芳怀孕开始，他把大队部女会计摁在地上睡了之后，就开始到处播种的历程，睡了王家庄无数的媳妇，十几年里，最得王连方欢心的是王有庆家的媳妇，叫柳粉香。因为王连方发现了玉米对他的怨恨，惊觉玉米长大了，留在村子里不太方便，于是，开始给玉米张罗婆家。本来是准备给玉米找门当户对做官的人家，但玉米是个心气很旺的人，不放心爹这样的男人，最后，介绍了彭家庄当飞行员的箍桶匠的儿子，彭国梁，人虽然不好看，但飞行员身份高大上，玉米很满意。

于是，小说又回到玉米这条线，玉米与彭国梁两人开始书信传情，为了避嫌，玉米留的地址是小学老师高素琴转，但仍然被拆了信，玉米的少女秘密就变成了全村的公共话题。彭国梁本来计划是夏天回来探亲，不料开春，爷爷去世，在奔丧完成后，就通知要前来相亲。事发突然，又在这么个还比较冷的季节，玉米没有恰当的体面衣服，这个时候，柳粉香把自己曾经报幕穿的春秋衫塞给了她。

柳粉香，这个人物其实是前面部分第三条线。她是乡土社会的异数。乡土社会中的女人，主要功能就是持家、繁衍，但柳粉香是不脚踏实地的，她是前文艺工作者，公社戏台上曾经的常客，很狐媚，很有女性魅力，她更多的是审美功能，心比天高，但未婚先孕，把她打落了凡尘，紧急下嫁给了王家庄一个老实人，然后又屈服于支书，进而把自己在肉体上的享乐主义，充分发挥，但这个人，心不坏，又见过世面，别人欺负不了她。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没有特别强的情节功能，但和玉米之间的恩怨，对玉米，是有一个映衬的作用，怎么个映衬法，我们后面再说。

这边，彭国梁来到了玉米家，造成了轰动，玉米从神情看出了自己婚姻有了着落，王连方做主，破除旧俗，让彭国梁住在了家里，两个青年人在厨房灶台后面，开始了对身体的探索，在即将突破最后防线的时候，玉米的理智占了上风。

就在这个家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出了大事，王连方被堵在了床上。王连方的播种事业在村子里应该也不是秘密，这次因为一些偶然，闹大了，放到了台面上。种瓜得瓜，偶然中有必然。一下子形势比人强，对方又是军婚，所以王连方被迅速双开。玉米家一夜之间，倒了。

四十二岁的王连方决定出去学一门手艺，重头再来。家全交给了玉米。从这里开始，小说基本上就变为了单线叙事，集中在玉米身上。玉米立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有满腔委屈，一心只盼望着未婚夫在部队上有出息，她们家因此能够东山再起。

这个时候，公社的放映队来到村子里，妹妹们去看电影，玉米没有去，不愿去丢脸。电影散场后，玉秀、玉叶两姐妹迟迟没回来，玉米料想两人又在外面疯，出来，最后在打谷场的草垛旁找到了，原来两人被强暴了，问是谁，回答说好多人。王连方种下的因果，继续报在了女儿们身上。

玉米也没有逃得掉。很快彭国梁就写信来，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你是不是被人睡了？！”玉米把一句话写满了五页纸作为回信，就是——“国梁哥，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人。”但最后，她只收到了寄还的相片和所有信件，就在玉米最狼狈绝望的时候，撞见了柳粉香。柳粉香这边怀上了王连方的孩子，全家人瞒了下来，王连方失势后去闹了一出，两人恩断义绝。世事翻覆后，两个女人倒是和解了，一个本来是走阳关道的，一个本来是走独木桥的，终于显出相似的变奏，显出了背后社会的权力结构。

但玉米毕竟是玉米，是强者，她不会被打垮。她让父亲给她找个男人，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手里要有权。这个人还真找着了，是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从年龄看，就是去做填房。玉米义无反顾地去县里相亲，郭家兴在开会，当晚，她被安排在旅社休息，晚上睡得恍恍惚惚之际，郭家兴来了。郭家兴不像是来相亲的，而像是过路的，坐下就喊倒水，完了，就喊休息吧。脱衣上床就像是在自己家里，面对家里人一样平淡。接下来的限制级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当然，不用妄想里面有什么框框框的东西，这里，毕飞宇重点写的不是活动本身，而是在深刻地书写，性资源在权力面前的样子，其实没有什么情色可言。最后，在玉米确认自己获得了郭家兴欢心的同时，附带得知了另一件事——郭家兴的老婆还没有死，还在医院里，癌症晚期，没有几个月了。

以上就是对这篇小说比较粗略的拉片子。毕飞宇的小说，其实非常不好谈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小说的好跟他语言的好有很大关系，大家得自己去读，才能更真切地体会。这里，不是说其他小说家的作品跟语言没有关系，其实，形式和内容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但毕飞宇确实有独特之处。一般小说家的语言之于小说的重要性，确实没有他那么重要。可能这么一说，很多人会误以为是毕飞宇的语言特别优美，的确，毕飞宇的语言是公认的好，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优美，重点不在优美。重点在于，我曾经在谈论萨莉·鲁尼《聊天记录》时提到过的——语调。

毕飞宇的语言跟大部分南方作家不太一样。大部分南方作家，在书写时，因为要转化为普通话写作，所以，只有舍弃方言，转而锤炼出一种书面语，比如鲁迅、格非、余华、苏童，立足点都是文字，而不是说话，也就是字本位。相比之下，大部分北方作家，因为先天的方言便利，他们更多的是音本位，立足点是说话，比如老舍、王朔，包括当下热门的东北三杰。毕飞宇是江苏兴化人，是南方作家，但兴化这个地方是苏中，或者说苏北——毕飞宇有本写小时候的非虚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更多的像是中国的北方，所以，这么一个南北交融的背景下，加之毕飞宇独特的禀赋，他的书写就出现了非常奇异的交融现象。一方面他在书写时，当然是也舍弃了方言，但是，他的语言并不是特别的书面化，不是特别字本位，相比起大部分南方作家，毕飞宇更口语化，显得特别喜欢说话，在他的语言中，或者叫语调中，说话的成分非常之浓厚，更像是一个音本位的北方作家。这种有声音的语言，有肉身（发音靠嘴和嗓）的语言，又放大了他的语调。你能清晰感到这个语调的机敏、积极、体贴、得意，他总是把话说得，用北方话说，就是劲劲儿的，一拳，一拳，非常有力度，你几乎能联想到毕飞宇本人的形象，寸头，硬朗，恰好他本人也很喜欢健身。对，这个声音就是非常有主体性，招呼你去注意它，你需要注意聆听这个声音，跟着它，能更好地打开作品中层层叠叠的人性经验。

我们来欣赏两段：

最后，我要说一下，一开始抛出的观点——为什么说《玉米》比《推拿》更好。我看过一篇访谈，毕飞宇讲，写作《推拿》之前，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一个评论家抱怨说，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抛开历史的脚手架去写作，毕飞宇受了触动，于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写了《推拿》。可能有人不太明白什么叫抛开历史的脚手架，简单地说，就是让小说中的历史性、社会性的成分更少一些。我认为，这其实又是一例评论家坑作家的例子。作家有时候还是不要过于听从评论家的话，两者往往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我揣测，评论家的意思应该是抱怨那种服膺于历史决定论的小说，比如，我之前在聊《金锁记》的时候，提到过的意思——这可是历史上最惨烈最苦的时期哟，那么写这么一个时期的故事，必须得惨绝人寰，必须得像黄连一样苦。我理解他反对的是这个，但毕飞宇其实从来都不是贫乏的，没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而历史的脚手架本身，对小说，对好小说是很重要的。什么东西一纯，往往就有缺陷，就背离了小说的重要精神，那种整全地把握人类经验的精神。所以，《推拿》虽然写得非常好，但我认为，作为长篇小说，显得比较单薄，即便和《玉米》比起来，也是。《玉米》虽然只有中篇的篇幅，但里面的内在景深几乎是长篇小说，我们在这个中篇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性、城乡等等，如此之多的主题，如此之广博，在一个完善的故事形式中被统摄起来，确实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