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杂感（2020年的女性生存）

今年是极其魔幻的一年，年初疫情正甚嚣尘上时，一只野猪在武汉空荡荡的街上飞奔。不知为什么，心里一直记着这个画面，荒谬、又有点心酸，昏暗的灯光，车与野猪同行。又想起了电影《蝇王》，黑白的画面也挡不住沙滩边，本来的强光。那些枝叶、一只腐烂的猪头，一群流浪的孩子，一个假定情形下蒙昧之初的社会实验。那些嗡嗡闹闹的蝇声，仿佛种在了心里，时时就会翻涌上来，恶心、落寞又有些许疏离。

除却疫情带来的一切变化，今年爆出来多起女性受害的极端事件。很多跟暴力和性侵，相关联。昨日《三联周刊》发文称，这是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我以为极端偏颇，在数据面前谈感情有失智的风险。但在事件面前，只谈数据同样时失智的风险。在极端受害里，没有众数，也没有公约数，有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和本该受到尊敬的生命。从十岁女童被杀，到“方洋洋”被殴打致死，再到“素媛案”赵斗淳出狱的韩国小城民众的惶恐，甚至还有未被爆出的受害者。女性人身安全的恐慌，恐怕已经是自诩现代文明社会的当今，最为集中的一年。

再到女性家务劳动是否应该付报酬，以及被拒绝捐款的全职家庭主妇。校长有她的立场，只是表达了一种愤懑，但是否全职家庭是个人选择。也许以后可以有家庭主妇，也可以有家庭主夫。付报酬也许是一种很现实的手段，但实际实施，可能还要激发更多的矛盾。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报酬，而在于是否尊重，是否给予恰当的相互理解，关爱和支持。应该家务分工、或者轮流可能更好。

中国家庭的“丧偶式”育儿，极其普遍，多的是白天上班，夜晚哄孩子的女性。但男性基本缺席，只是去参与孩子的一些重要场合。还有普通职场上的，女性工作期待。这些都基于性别视角。完全用性别视角去看待问题，是惰性思维的。当然所有的一分为二，都不可取。应当去全面去观照一个人，只是基于这个人品性、能力而不是性别，或者其它。

虽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但生产关系，即不再依靠纯粹体力劳动和身体素质强力来构建的现代生产方式。还是给了女性争取平权一些现实的基础。但经济的独立并不能够完全去支持女性独立，更为重要的是从男权社会的视野里。将生殖期待从女性身上剥离，它是一种能力，但并非是一种必需。文明之所以自诩文明，在于整个社会形态的去残暴性，这里有社会风气上的温和，也有个体上的修养节制。在另一方面，女权主义或者说平权运动主体上，只是去追求同等能力下的同等待遇。不是过多的也不是过少的，分工不是依从于性别刻板印象，而是兴趣、能力和志愿。

同时，也要去理性思考。也许女权主义，只是社会未定型期的一种社会现象，过渡之后，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男权主义的历史窠臼中去。这大概是我在15年读到的，关于妇女史的一本书里的观点，我深以为然。

不仅如此，也要去反思当前的女权或者女性主义文学的表达，所有的基础都是，人只是人。而不是用社会文化浸润的性别视角去展露性别。

平权在某种程度上，又不只是女性平权，而是反强权，强权压制下的受害者不止女性，还有未在强权塔顶男性和儿童。

20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