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泰晤士文学增刊：“指给我，我就会前进”

“指给我，我就会前进”

‘Point me and I’ll march’

米克·赫仑重读勒卡雷小说

米克·赫仑

Mick Herron

2019.11.8

原文地址

记忆对我如是说：我在看电视；那是1979年。电视节目是一部新的电视连续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故事讲述在英国情报部门中寻找“鼹鼠”（内鬼）——如果那时“内鬼”这个词就出现在我的词汇库中，那大概是因为从剧中看到的。我不记得还有谁在房间里了，是不是在工作日晚上，是那一年的哪一天，但是我记得开场镜头中，角色集合开会。一人——他是比尔·海顿（Bill Haydon），由伊恩·理查德森（Ian Richardson）饰演——拿着一杯茶进来，他在茶杯上放了个碟子，防止茶洒出来。“这么拿着茶杯真奇怪，”我爸说，“我敢说他就是叛徒。”

记忆也对我说，剧集第二部分播放的时候，我已经在看小说了，知道了谁是内鬼，如果说怪异的端着茶杯的方式没有直接暗示背叛，至少可以看做旁证。毕竟这是个细微的世界。但是已经知道了结尾并没有影响感觉，之后几周我沉迷在剧集中，浸入了那种氛围：沉闷的色调、勒卡雷笔下灰暗的圆场（Circus），与詹姆斯·邦德那种浮夸光鲜的诡计截然不同。剧集结束后，书留下来。

我已经有地方存放他们了。我青年的时候，在编排精神图书馆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依然随身带着它——这让我那很少用的Kindle汗颜——；就算我的书架上摆满了很多我没有再拿下来的书(《我的朋友弗利卡》My Friend Flicka, 《长腿叔叔》Daddy Long Legs)，也有很多里程碑一般的作品（《艾玛》Emma，《帕特·霍比故事集》The Pat Hobby Stories, 《甜蜜星期四》Sweet Thursday）。四十年来，勒卡雷在我学生时代的书架上地位独特，因为他仍在写作；他的新小说《田中奔跑的特工》（Agent Running in the Field）目前高居畅销榜（截至发稿）。他是唯一和我以同样速度老去的作者——其他人的年龄已经定格——；而他的杰作刚一出版，我就读到了 也仅有他；那本杰作就是《完美的间谍》 （A Perfect Spy ，1986)。但是70年代的三部曲稳稳地处于我的精神图书馆中：卡拉的任务（The Quest for Karla）系列，由《锅匠、裁缝》（Tinker Tailor ，1974），《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 ，1977） ， 《史迈利的人马》（ Smiley’s People ，1979）。

一般认为重读是舒适的阅读，当然会是如此。但是已然刻入个人历史的书，联系十分丰富，重读这些书，总会触发初次阅读时的情感，唤醒青年时的情感。舒适的阅读，会令人不安。我记得在纽卡斯尔一家书店买的《荣誉学生》，而这个书店已经不在了；我记得带着这本书参与了马拉松长途旅行，横跨了整个国家；我记得在艳阳下，第一次趟吊床，就读了大半——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度假，这里距离（法国）尼姆（Nîmes）不远。同样，我那本《史迈利的人马》——作为生日礼物的初版书——与我在1979或者1980年从当地图书馆借的那本一样。我拿起这本书的时候，能感到年轻的自己在拉我的袖子，要我把书还给他。

《荣誉学生》的情节发生在“远东”，而却是从伦敦布满灰尘的角落开始，遍布了流言蜚语。勒卡雷的世界充满了恶语和谣言，还有通过文件柜进行的间谍活动：我们现在出于落幕后的时代，听着“英国秘密的最后心跳声。”情报活动被损坏了，比尔·海顿已经造成了破坏，而卡拉的照片——莫斯科的大老板——挂在乔治·史迈利的办公室。同时，康妮·萨克斯（Connie Sachs），俄罗斯观察者，则在回溯——就如罗伯特·李特尔（Robert Littell）之后所言，“把猫放回去”（“walking back the cat”，意思大概是回溯，重构实践）——发现了卡拉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他不想让圆场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在勒卡雷的手上，这些盘根错节（cats’ cradles of，是“翻花绳”，比喻错综复杂）的双重思考和反虚张声势令人沉醉，不只是因为读者能在这行业中看到自己的才能：在文件中翻找、发现漏洞、寻找联系：我们也会做！我们也能加入圆场！我们也熟悉那凄凉的办公室生活：寒酸的现金和费用单据、没有意义的会议、太多的茶，以及冬日午后雾蒙蒙的窗户。

我说熟悉，尽管当时我距离办公室生活还好遥远，尽管我现在发现那失败而绝望的背景散发着令人心痛的70年代英国的气息，躺在吊床上的青年的我是不会辨认出来的。而我觉得那是吸引我的一部分原因，现在也是如此。失败成为作者创作的主题——甚至在更乐观时期写的小说，失败的氛围也浓郁——而作为勒卡雷笔下人物，就意味着要习惯之；接受每次胜利都是空洞的，而每个揭发的“鼹鼠”，都是破坏整个草坪。因此每次读到这种“从哪些相当凄凉的开始...乔治·史迈利出发进攻。” 会激动人心。

进攻由招募开始，勒卡雷还需要做一些工作才能招募来荣誉学生杰里·韦斯特比（Jerry Westerby）。他不再是《锅匠、裁缝》里那个有些滑稽的角色了（“太多的贝壳串珠（Wampum，北美原住民的一种货币）对勇士来说不好，”杰里严肃道。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讲这个红皮印第安人笑话，史迈利回想起，心一沉。）；他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还是因为该死的比尔·海顿没有暴露他。“总的来说，似乎他没有机会汇报偶发事件，”史迈利对韦斯特比说，“不是说他认为你不重要，只是优先考虑其他人。”也许吧。但是海顿已经参与了数十年，他当然有时间向莫斯科中心汇报经过剑桥圆场的人腿多长的数据，更不用提那些点到名就举手的非常规人员的名字了。但这是叙事线上一个必要的抽搐，否则这个问题就难以解释了，而且这比如何圆满让一个次要角色走向舞台中心更为合理。 “指给我，我就会前进。”韦斯特比告诉史迈利，这一刻对我来说，捕捉到了响应任务中最为激动人心、最为忧心的一面。因为这条进军指令将会让他远远偏离现在的生活，那种熟悉的对自由的追求，驱动着勒卡雷笔下的人物。

韦斯特比的运气和心思对青年的我来说没那么糟糕：住在偏远的意大利山区——卢卡（Lucca）在哪儿？——带着一堆书；逃避着被浪漫伤害扼住的过去；敲着打字机，追逐着注定糟糕的小说。当时，这几乎是我的理想生活。但是他进军了，尽管行动在技术上看是成功的，却付出了很大代价。结果杰里·韦斯特比质疑命令，最后的自我决定让史迈利——和圆场被高价敲诈。战利品交给了表亲，即勒卡雷世界中对美国人的称呼，教训很明显：我们的盟友可能比我们的敌人更狡诈。和卡拉对决，至少你知道自己的立场。

当然，韦斯特比的衰落是因为爱情。换种说法，是因为女人。这是勒卡雷小说中标准的桥段——除了偶尔出现的康妮·萨克斯——女性提供性和安慰，或者是提供圣杯故事那种宫廷式恋爱，或者是把可怜人牵着鼻子走。或者三者都有。通常，他们“属于”其他人：恶徒、骗子、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或者是安·史迈利（Ann Smiley），几乎“属于”其他人，作为惩罚自己的方法，因为她不够好，不能只“属于”乔治。勒卡雷世界中那么多例子，最为异乎寻常的是《绝对的朋友》（Absolute Friends，2003）中的朱迪斯律师（Legal Judith），她的轨迹，从难以企及的完美，变为甘愿的情人，再变为肤浅、迷恋地位而肮脏到无法救赎的人。至少她有个名字，或者半个，和《荣誉学生》中的“孤儿”不一样；而她的主要角色——除了性和安慰——是让可怜的杰里感到内疚，他在去机场的路上抛弃真正的那个女人之后，依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她出去的时候甚至没说再见：只是坐在路边，就像垃圾一样。”“垃圾”（Trash）不是勒卡雷用的词汇；这是他让当地一位女邮政局长说的。但是这句话逗留着，留下了味道。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注意？就像我说的，重读会让人不舒服。

BBC版《史迈利的人马》于1984年播放，我在牛津学生公寓厨房那个小小的便携式黑白电视上至少看了几集。和《锅匠、裁缝》类似，我也读过书，所以故事没有意外。乐趣就在看着亚历克·吉尼斯 （Alec Guinness）再次完美演绎了史迈利。

我再次拿起书，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吉尼斯的形象，沉浸在叙事中。史迈利被召到谋杀案现场——一个老怪人在汉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被枪击——看着一个絮絮叨叨的警司翻找着死人的口袋。一张帕丁顿自治市（ Paddington Borough）的图书馆卡；一包用了一点的斯万·维斯塔（Swan Vesta）的火柴；一瓶药片，一天吃两到三次那种；一张北伊斯灵顿（Islington North）快又稳迷你车服务（Straight and Steady Minicab Service）的13英镑收据。 “我能看看吗？”史迈利说，警司拿了出来，史迈利看到了日期，还有司机的签名J.兰姆（J. Lamb），字迹是粗犷的手写体。值得一提，我一本间谍小说的主角就叫杰克逊·兰姆（Jackson Lamb）。

我不记下我看的所有书，但我能确切说我最近一次重读《史迈利的人马》是在2010年——我记得，是因为我在那年8月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当时我在写第二部兰姆小说，我不记得从这里借来他的名字。这不是说这件小的盗窃案没有发生；只是说，如果是这个来源，也是下意识的。因此，我再次浏览这本书的时候，我寻找这个名字为什么留存在我脑中的线索。J.兰姆之后的出场很简短，不过一页多，对他的相貌有一点描写，让人记住这个名字——“他长着棕色的非洲式发型。手很白，修剪整齐。”——他身上的确有种老旧香烟的气味，我的兰姆也重现了这个特征。至少一个性格特点有些相似：史迈利假设他订了迷你车，询问了迷你车的司机。采访结束，史迈利说：“你可以和公司说我没出现。”“想告诉他们什么就说什么，不可以吗？”J·兰姆答道，之后就开走了，史迈利差点没下成车。也许就是这样吧。就像是藏在烟盒里的秘密消息，藏在了汉普斯特德荒野：“J·兰姆。很粗鲁的人。”

那么，勒卡雷对我的阅读和写作生活非常重要。无论我是不是从《史迈利的人马》借用了J·兰姆的名字，我的小说《死狮》（Dead Lions，2013）的确归功于这本书，也是一个老怪人追踪另一个人最后的行动。而我偶尔采用的适合间谍小说的节奏，也暴露了他对我的影响。“经验丰富的公园观察家后来说，那段事是由费舍尔阅读我的中篇小说《坠落》（The Drop），如果我写作的时候手边没有一本《荣誉学生》，我也许会写：‘之后，在积灰的小角落里，伦敦密探一起喝酒，争论海豚案应该从哪儿开始。’”（大概是说作者这本小说的开头的事情）

勒卡雷让我感觉正合适；感觉间谍小说就应该这么写。他作为一位年长的政客投下的阴影，和他投在地上的光辉相匹配，总会有其他的间谍小说家，我对他们欣赏的程度，要取决于多大程度上他们的作品能唤醒我第一次读勒卡雷作品的感觉。所以我希望他能认出偶尔借用的节奏，下意识借用的名字，就像搭建桥梁的作家会做的；条件允许情况下，桥上会发生交流。因为就像勒卡雷小说所言，在黑暗的时代建起了墙壁，而桥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