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平衡术”式政治及其现实意义——读《论贵粟疏》

读《论贵粟疏》

汉文帝时期，商业兴起对农业、农民以及政权的影响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焦点。因为他们都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也是萦绕在心头的巨大困惑：那就是汉朝“海内为一”又行“修生养息”之国策，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老百姓的抵御能力仍然十分脆弱。另一方面，北边匈奴屡屡进犯，边防军队需要大量粮食，因为农民粮食收不上来，国库空虚，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对此，一致的观点是强化“重农抑商”，推动农业发展尤其是倡导存积粮食。贾谊就当着汉文帝的面发出如下疾呼：“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论积贮疏》）

贾谊的观点颇为“激进”，他希望汉文帝“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这就相当于否定商贾的存在合理性。自古有“重农抑商”，但可能做不到“重农去商”的地步。贾谊的爱国之情值得肯定，但汉文帝显然是无法完全认同的。汉文帝为了推动商业的发展至少有以下措施：“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盐铁论》）。显然，汉文帝并不否定商业本身。

相比于贾谊，彼时另外一位西汉政论家晁错的政论更值得重视。他在《论贵粟疏》中更加冷静详细地分析了农业问题，且提出了一定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文章开头抛出了这个时代的难题，即“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他把它归结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也就是说，晁错也没有否定商业，而是认为农业方面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掘出来。所以就需要动用政策，引导人民加大对农业的关注与投入。虽然本质上也是“重农抑商”，但无疑更加贴近汉文帝的心理。

《论贵粟疏》的设问引人关注，而分析与论证清晰易懂，步步为营，颇为详实。首先，推演如果不加干预，任由现实发展的话，其结果将会怎么样？晁错说“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结果一言以蔽之，“民贫，则奸邪生。”基于此，作为帝王应该如何做？他提出了总体的建议，即“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在一些年景不好的年份，汉文帝也基本采取若干惠民政策，例如税收减半甚至取消税收，即“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汉书·食货志》）

其次，指出背后的原因以及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农业对于人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弱呢？作为对比，商业大潮中“珠玉金银”越来越显示出诱惑力。原因是它们重量轻、购买力强。人性趋利，“重商离农”也就成了现实。因此他开出的药引子是：“贵五谷而贱金玉。”如果前文的论述大概率人尽皆知，至此开始体现出晁错的务实。

一条贴近人民现实，另一条剖析根本原因。一脉相承的是，对于商贾这个敏感话题层层深入。第三，晁错对于农民与大商贾的生活进行了全方面的对比。晁错对于百姓疾苦以及商贾囤积居奇、兼并土地有着颇为深刻的认识。比如他说，如果一个普通家庭一共五口人，一般来说会有两个人服徭役，剩余三个人一年最多能耕作一百亩土地，从中能够收获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荀悦《前汉纪·文帝二年》的说法是三百石。据估算当时亩产粟平均140市斤）。这样的粮食收入规模是全家人劳动力一年辛劳获得的，颇为不易。而且还要应付其他方面的支出，如生活、赋税，还有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总的来说是根本不够的。所以很多老百姓只能“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赤裸裸的吊诡现象被晁错揭露了出来：“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好比今天的工人农民名义上是领导阶级，但实际上都成了“弱势群体”。

晁错提出的方法并没有根本性解决问题，但具有阶段性意义。他提出提高粮食价格，以及把粮食作为赏罚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纳粟授爵”。简单来说，纳粮可以封爵，或赎罪。大多数老百姓连养活自己也无法做到，它主要是提供了商人提升政治地位的一条途径。如此的话，时下农民贫困问题、商贾膨胀脱离管控的威胁、边军缺粮这几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所以，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都很好地采纳了这条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对外征战需要更多钱粮，“纳粟授爵”演变成公开卖官，比如设“武功爵”兜售。对此，晁错在文末非常天真。他说，“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晁错认为该政策实行一段时期以后，待边塞积粮以及郡县积粮足够的时候，可以做到“勿收农民租”。这是忽略政治阶级性的异想天开的观点。当然，这一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十多年前已经做到了。但结果却是惊人的农民被进一步边缘化。晁错看不到的长远影响是，他为商贾提升政治地位和影响体制开了一个口子。如果封建帝王原本在政治上更加偏向农民，此后在政治上也将越远离农民。我们不能否定商贾对社会的巨大的正面价值，但如果有钱的与有权的结合起来，结果必危。如同共产党不加甄别吸收大量商人甚至资本家党员，或许短期内能够拉拢一些人维稳，但可能就跟工人农民兄弟越走越远了。纵观历朝历代，买官卖官愈演愈烈，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商贾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到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则成为全球政治的真正操控者。

本文的精神与现实有相当多的借鉴意义。已经成为现实的暂且不论，就新近的粮食问题来说，由于疫情危机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虽然中国官方口径一直称“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但多重限定词下仍显底气不够。而更严重的仍然没有被重视起来，如果说美国联合其他小弟通过断“芯”打压华为已经得逞，那么由于“种粮”严重依赖进口可能导致的极端情况已经可以预料。有学者说“玉米种子来自美国、蔬菜种子来自韩国、水果种子来自日本、辣椒种子来自以色列”所以无忧，并且提倡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释放活力（《种子大量依赖进口，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看不到这些国家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着实堪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