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末，我的一些思考总结和对自己想说的话。关于我的勇敢，浪漫，和一种迟来的英雄主义以及光荣宣言

人在生活里习惯于把遇到的问题当做“理所应当”去接受，这没有问题，因为生活总要继续，不能因为遇到了问题，就抓住不放，止步不前。 但是我们不一样，或者更严谨一些的说，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社会科学研究者被赋予的任务，不是把问题“理所当然”，更不是告诉人们要踏踏实实地埋头过日子，我们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必须对生活里那些似乎是司空见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做细致的考察，即我们必须完成对结构和系统的反思。因此我们必须要跳出生活常规的微观维度，因为生活常规在漫长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十分熟练的，能够轻易把一切都变得“理所应当”的系统化机制，如果我们不能对生活里的微观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能对其完成跨维度的处理，当然也就不能完成对其清晰的洞察和有力的批判。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就要求我们必须完成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化，我们必须在立足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进一步理论化的处理，只有在理论化的这一维度，我们才能把握微观层面里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一操作的结果，是一套看似复杂、陌生的话语表达体系的构建。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像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里提到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作为一个分析工具，主要作用是为分析事物提供路径和方法，但是过度关注纯理论的建构，容易导致所谓的宏观理论的脱离实际的特点，只会使人不知所言；而反之，对于研究方法的过度关注，则变得作茧自缚，狭隘的固执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失去了一个关注整体结构和部分之间勾连的想象力。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研究话语又该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 费孝通的语言以朴素通俗而著名，他的分析脉络虽然也不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但是并没有与日常经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距离，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我想，这是由于他对于事实的洞察已经足够明晰和准确，以至于当他脱离了抽象化的研究工具后，依然能够对总体结构和系统的运行机制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和系统化的概括，因此，他便可以在不借用抽象工具的帮助的条件下，单单靠对生活经验的整理、归纳、剖析，就完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的，准确的叙述，这样的能力的确是使人叹为观止，事实上，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都具备这个能力，比如项飙，这也是他们魅力的来源之一。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有诸多特殊之处。自然科学是开拓性的，是始终向前看的，它要解决的是知道和不知道的问题，解决的是0从到1的问题，而社会科学不是开拓性的，它总是滞后于生活经验，它要完成的，是对于经验材料的一个反思，它要从里面去找出一个结构关系，一个运作机制，而这些东西甚至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工具，才能被人所把握，但同时，它甚至往往又是难以被识别的，它同样也充满了人的不确定性（主体建构），以至于我们在接受一本书，一种理论时，往往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入口，以至于难以通向城堡深处，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往往也充满了协商，再次识别，各种模糊，甚至是误解和矛盾，可是，面对我们这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囊括万千可能性并充满着矛盾的世界来说，任何简单的分析和论断都显得幼稚和狂妄，我们又怎样能避免上述所说的一切困惑呢？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它充满了一个社科新人的狂妄，无知，些许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浪漫。社会科学对于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我的生命指明了一条出路，在我感到困惑，痛苦，手足无措的时候，它提供了一条处理问题的路径和方法，它从认识论上转变了我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它使我相信，我们遇到的很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其原因不在个人，而在于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存在着一套超出我们理解的东西，它没有实体，没有意志，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命运，它切切实实由人类社会的点点滴滴构成，有时它运作于经济层面，影响着国家庞大的贸易和关乎成千上万人生活的劳动力市场；有时它通过时尚化运作，在符号象征层面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性别，种族，个体的压迫，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平凡人面对复杂社会所表现出的茫然无措，他习惯把问题归咎于自身，把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那部分归咎于命运。 而我不愿意，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有一份倔强，我反复强调，我们的困惑和恐惧来源于无知，我们面对的大部分问题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认知的不准确，不清晰，不系统。一旦我们能够有一个理解，能够独立完成一个叙述，我们就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而剩下的，即使暂时不能解决，也至少有了方法，他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控制的。 同样它也是一种勇敢，这种勇敢要求一个人在面对比他复杂千万倍，比他强大到不知哪里去，甚至超出他理解维度的事物时，依然有胆量选择不放弃，不逃避，不麻木，而是运用他在头脑里所构造出的一套足以囊括宇宙万物，却也总是充满错误的理论工具来把握，概括，考察它，去不自量力的梳理它，归纳总结，甚至预测它，这是一种专属于人类的浪漫主义。 遗憾的是，我时常觉得自己既不够聪明，也不够浪漫，我想我只是迷恋这份勇敢，并且时常幻想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这份勇敢。自我被这种浪漫俘获起，生活便不能再将我束缚了。 我常常自嘲，在我最年轻，最宝贵的十八岁，我足够敏感，却也足够无知，那时我已经感受到太多的困惑不解，但我迟迟无法应对。于是我的青春便总是伴随着那挥之不去的无所适从，怀疑和恐惧，全然无所谓的少年气。而二十二岁的今天，我靠着这样一份勇敢，又重新想要变得浪漫，我找回了那份迟到的少年气，那种好像无所畏惧的生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