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重要的两句话，以及不应作为逃避的知识
01 一个下午
今天阳光妙得不行。星期天上午，我坐在窗边打字，昨天没有出去，前天下班后也没有。这看起来是多么正常的一个周末。但令人感动惊讶，我竟然已经好几个月没以这种方式过一个周末——总是加班，或者娱乐。没有抱怨的意思，我之所以会那样过周末，也是因为其中有另一种很快乐的原因。 只是此刻，突然安静的中午，我坐在自己的房间，却像一个久归的旅人。上周末我去朋友家睡，她的家很棒，楼下接着地铁和商场，就在市中心。我们去4楼的空中花园，夜晚有枯枝，背后有月亮，让我想起动漫《有顶天家族》，有一幕天台上烟雾氤氲，火红枫叶下少女飞走消失于夜空，那一晚的魔法时刻。 她说喜欢北方，喜欢枯寂的秋、萧肃的冬赋予的足以面对衰败景物的豪迈性格。她不喜欢南方，她说那里夏不是夏、冬不是冬，感觉人总在漂浮着。我说这个形容很抽象。 第二天，我们醒来，她帮我卷了头发。我们去吃饭。她说一起上大学的朋友不一样。两个小时后，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我意识到离开前我忘记抱抱她。她在吃饭时提过一次。我还是忘了。 那一晚无疑是快乐的，友谊、聊天、天台美景……可当我推开我房间的门，我立刻写下一首残缺的诗： 推开门，白纱窗帘拉着 闪现初到的一天 一天不见我竟如此想家 被子洗了呈现光秃秃的床 闪现离开的那天 又像久归的旅人 我默默地在黄昏的房间中整理一床被子 非常神奇地，一个人，从时间和空间两种路径，对自己的房间患了思乡症。 周末早晨的阳光让人不想离开半步。我知道外面是冷的，出卧室门走到卫生间也是又暗又冷的，这方空间只是幻觉，属于我的幻觉，我可以生活在这幻觉中——在我有选择的时候。当我搬走，这就是那个会被梦回、眷恋的片断。 我当然是会搬走的。这一年我住过三个地方，我发现人更容易怀念上一个地方，当上一个地方变成上上个，它就没那么清晰了。它会混入广阔的过往中与其它支流混淆。我半梦半醒时会分不清某个画面是大三还是研究生时身处的欧洲，分不清这份感觉是哪一个人遗留的，甚至分不清是来自现实还是某本书，或者梦。当所有支流汇入记忆，它们就是平等的。 晕头转向的脑海迷宫 灵性猛虎一次又一次 试图闯过意识的界限
现代社会的薄情，与人类本能对熟悉的眷恋，在这里可以取得崇高的平衡。 如果某个午后房间的阳光——这么正常的东西，竟然让人感动，一定是它触发了某处诗性的开关。那么，赞美这一方阳光！ 某个小画家和我说，羡慕擅长文字的人，什么都不用准备，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并不是这样的。不是有颜料的纸就是画——颜料不是画的材料。一样的道理，怎么可能不需要准备？所以会有一生只写一本书的作家。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没意识到这是一种“准备”。我好几个月没写这样的长文章。我模模糊糊意识到，“准备”的真相绝不轻松。它一定会深刻地撼动正常生活。
02 两个教训，两句话
今年的两个教训。第一，成为任一种创作者，不要说“体验生活”，这个说法傲慢、旁观，意思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只是来看看”——说“去生活”！杜尚的重要原则：艺术家的生活比他的作品更重要。作品只是某个切片，她流动中的人格及其引发的一切触动，才是鲜活、有力的活体。 “为有源头活水来。” 如果真的想写出“伟大的作品”，你得把自己的生活抛掷到像样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流放、西伯利亚监狱；卡夫卡的健康忧虑、父亲和奥匈帝国的双重压迫、层级化系统中的工作。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依靠书本、网络这种二手体验写，你就得承认——你已经做了选择。我不相信这样能创造像“一把利斧劈开我们内在的冰封大海”的作品。 第二，知识不应作为一种逃避。学骑车是为了不倒，学游泳是为了不沉，一本400页的建筑学专著关于人与空间的交流、互动、感知，应用到真实场景可能只是：选择墙还是透明玻璃做隔断。你与知识的关系是什么？它可能是一种高贵的虚荣，它并不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姿态出现，那就太简陋了。它可能很美，当你面对这个无理的世界、你讨厌的人，你心里传来一阵低语“我比他们更广阔、更深刻，我从日常凌空跃起追求超越自身——我更高尚。”人不会在明显的好与坏里迷失，人会在她未意识到但更重要的好，与“这也很好”的选择中迷失。知识，你与它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它不在任何具体可感处发生影响，那么它差不多就是个高级笑话。 这个高级笑话娱乐了什么？你的存在危机。一部肥皂剧、蹦迪，甚至他人安慰、缓解不了的问题。什么叫存在危机？突然发现自己没活过，感到所有东西都很虚无。 怎么办？终于到了今年对我最重要对两句话。 第一句来自福柯。他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后者提出每个人必将面对自身的存在问题：选择在日常的操劳中逃避是容易的，但终将不得不面对，且这个问题是“向来我属”的，即只与你一个人有关。在直面“死”的时刻，“向来我属”体现得最极致——过着主流的“好生活”帮不了你，专家帮不了你，国家帮不了你，亲人朋友、任何人帮不了你，你必须一个人去死。福柯的思想与生活尝试了大量的越界体验，他相信死亡 ——
它的坚韧不拔的准备过程，既无片刻的停顿，也无预先的决定，将照亮你的全部生命。 将理想贯彻至每一天、每个夜晚，乃至所有细节。一刻不停地努力，却不谋划，不去机械地计划它通过怎样的步骤达成，那么它将以最恰如其分的方式抵达。 第二句话来自尼采——对一切说“是”的人。什么是说“否”？他精彩的主奴道德观批判：奴隶把一切对主人的反对看作美德，以平等反对阶级，以谦卑反对高傲，以顺从反对颐指气使，以节俭反对奢侈——它生于反对，却什么也没创造，必然毁灭。 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人应如何面对必然悲剧的世界？要么建立一种意义，要么建立勇于担当无意义的文化。 建立一种意义，即重估一切的价值。他在一本笔记中预言了自己的疯狂：无法从上帝那里寻求伟大之处的人，在其它地方也将无从觅得。他只能否定伟大或创造伟大，如若我们承担创造伟大的重担，那我们中大多数或者全部都会在重担之下崩塌。 建立勇于担当无意义的文化，即说“是”的人：能够支配自我的强者，包括支配自己人性中的弱点，支配自己的痛苦，不会对这些说“否”——为自己的个性赋予一种风格——得以应付自如，将各种分歧、尴尬、痛苦、耻辱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纳入一个更庞大的系统。不是忘记，不是浪漫化，去直面痛苦其本质，能自主地对所有痛苦说“是”。 流行语：使自己的一切自洽。 哈贝马斯论述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像工业一样批量生产欲望，让每个人逃离自己的欲望。审慎地考察自己：风格、性格，到底是你真正想要的，还是别人希望你要的——说“是”的人不受所有这些影响，其强力意志是好是坏都不重要，唯需是“真”的。 说“是”的人一定有强烈的风格与天性。介于“风格”这个词如今的滥用，与其说是有“风格”的人，不如说“原创性”。 以上，福柯、尼采的两句话。当你一直以来或许下意识地如此做，处在尚未确信的暧昧地带——这两句话击穿了潜意识的防线，成为强劲的意志。
03 写什么、写给谁
对我而言最难的永远是“写什么”。有一次吃饭，对面讲述抑郁经历：不睡觉，坐着一夜一夜地哭。我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话，我有至少五位朋友遭遇过抑郁症，比例高到让人惊讶，其余则是LGBT群体，或非上班人群——总之是身上存在某种“巨大的奇怪”的人。我容易被这样的人吸引，还是这样的人容易被我吸引？ 我想是因为，“向来我属”与“对一切说‘是’”，同时不可逃避地在“遭遇某种奇怪”的人身上，无需通过说理便天然地存在。 这使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最深的孤独并与其共生——无法对任何人，哪怕最亲密的人言说，极端主观的，恐怕自己都难以理清的隐秘领域——一个感受其绝对存在却甚至不知从何描述的问题：一个沉重巨大而已扩散得无处不在的问题。 话间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头颅——我为她们而写。如果我能有力量审视、理清这一切，写到这巨大问题深处，哪怕尚未解答，也将共鸣倾注进了无限，缓解了她们的孤独——自己最孤独的部分终于“被看见”，被仿佛来自宇宙的一双目光关怀。 不止一个人说我不适合当作者，因为我的东西没有“目标受众”。答案即：我想象中的读者是像我，或像我“奇怪的朋友们”这样的人，一百年后或过去现在，世界各地无论英国、中国、越南。 我的存在要让后面的人看到：这条路是可以走的，我也是看着我前面的人数不清的肩膀，才一路走到这里，多辛苦又美好的一件事。 大家都觉得我“十分配合”、简直是“万能捧哏”——你真的这么佛系吗？写至此处，答案与以上贯通：对一切说“是”。面对我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个对我短暂袒露的灵魂，每一个在我生活上展现的行为——绿茶渣男、善恶论理、一切观点选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选？这个选择在她身上，在这段关系中，在文化和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不是个主动的人，因为“只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Only if you asked to see me, our meeting would be meaningful to me.）”今年大火的台剧《想见你》中作为线索的一句台词。当你想见我的时候，我希望我永远有信心、有力量、有头脑、有爱——对你的一切说“是”。
04 结束语
什么？有人说：可是尼采疯掉了呀。 在我掐指一算，当我看着我的抑郁症好友，她们都不是常人想象中软弱的人——她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活的人。我甚至羡慕她们，我沮丧地发现自己是走不到这一步的人，我放任一切从手边滑走，我让一切都与我无关，我至今无力去逼自己——我甚至没有力量与抑郁症相遇。那一刻我如是想： “我会落入比这更可怕的无尽的蹉跎与空虚中，如果我像现在一样活。这种生活中的一切快乐都是浮光幻影，轻盈地从冰面上飘过了，没有一根扎进来，最终空空地一事无成。快乐是真的，但不是真的快乐。” 当预见这绝望的情景，你应深刻地认识到那位哲学家的话：如果你不掌控命运，就一定会被命运掌控。 我拒绝这种结局。让我猜猜，尼采为什么会疯？我可以求尼采诸人的治愈与帮助，而他站在顶端，无人求告——我不太可能得抑郁症，但我有可能疯掉，这样传奇的结局我不讨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