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镇魂曲 ——献给丹尼尔•里伯斯金
德意志镇魂曲 ——献给丹尼尔•里伯斯金
作者：缺萼枫香 aldiszj 2009-2-1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铁面之厅”
你们来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1.
请告诉我——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可以的话——如今外面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是不是如你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样，绚烂多彩，明亮清新？虽然我已经许久不曾见过它的模样，享受它的美丽，但是现在的我依然满怀欣慰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圣诞前夕，母亲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保存了整整一年的墨绿色呢绒外套，镶嵌着精致花边的粉红色亚麻围巾，雪白的长绒袜，还有擦得干干净净的熟褐色翻毛皮鞋；我还记得狂欢节上挂满丝带、幔帐和铃铛的金碧辉煌的彩车，一身珠光宝气、装扮成王子与公主的青年男女，吹着精光铮亮的小号的大胡子乐师，站在红布围成的火海里跳舞的黑不溜秋的魔鬼，以及各种涂抹得花里胡哨、千奇百怪的小丑……所有的一切仿佛是从我床头的童话书中走出来的一般，在我稚嫩的双眼前闪动，就算后来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此情此景依旧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不过，即使上面的所有那些美好景象全都被沉重的记忆最终碾磨成粉末，随着我将灭的生命之火一起，全部灰飞烟灭，我也不会忘记那黑暗的一天：战争来临的日子，世界被几个疯狂的人类夺走了理智，变成了一座硕大无朋的牢笼，开始无情地吞噬一切，既不容反抗，又无法挣脱……然而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在那间我度过最后生命时光的房间里，一个世界囚禁我身体的最小部分当中，那些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来回晃动的、各不相同的苍白而又惊惧的面孔，伴随着触目惊心的高树、石墙、砂场、厚重的铁锁、开了又关的牢门、熏得又黑又臭的烟囱、眩目的白炽灯光和带有可憎标志的黑衫党徒，当然更少不了那成堆褪了色的条纹囚服与尸体、混杂了泥土与仇恨的暗红色的血液，以及最后那近在咫尺的、黑乎乎的夺走我生命的枪口……。所有的这些，我全都不会忘记，只不过是那些面孔留给了我更加清晰而独特的印象，久久挥之不去，以至于如今的我不得不经常说服自己相信，那正是上帝挑选出来，赋予我全新的生命以现有形态的主要原因。
自从我被抛入黑暗以来，我的肉体早已归还给了泥土，沉进了历史的沼泽，但我的生命并未就此完结，它化作了一张铁制的圆形面孔，和许多其他形态各异的同伴一样，锈迹斑斑地躺在这座被遗忘的混凝土大厅里。我躺在这里，做他们中的一员，已经很久了，甚至远在这座又高又瘦的厅堂诞生之前。一些政治家与人类学学者认为这不可能，我懒得与他们争辩。既然我的身躯早已归于土地，我已然一心无挂，那么上帝将我的灵魂派遣到这里来，自然有他的道理，只是那道理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到知道的时候。我见过了太多比屠杀更加惨无人道的场面，仁慈的神明因此带走了我那双饱受折磨的眼睛，赐给我一片单纯的黑暗，让我可以在其中，安安心心地休息、祈祷与学习遗忘，另外努力完成当初未竟的雄心壮志。可惜那时的我耳聪目明，一双蓝眸如雪后的清泉，惹人嫉妒，如今我却躺在这里，躺在成堆冰冷的钢铁中间，和他们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我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感谢伟大而公平的上帝——我听到了许多，许多我生前从未听到过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听过千万次，但却从未理解的东西。这也让我渐渐远离了恐惧与久久不散的哀伤，慢慢地熟悉了这个陌生的所在。我看不见，不知道这座厅堂的具体形状与大小，但是丁丁当当的回声以及冰冷的水泥地面让我肯定，这个房间一定和躺在这里的我们一样坚硬、冷酷而悲惨；依靠仅存的听觉与想象力，我从长年累月的、有节奏的脚步、碰击与话语声中得出结论，这里是一座博物馆，而且已经远离了战争，后者要么已经结束，要么就是转化成了另一种我所不了解的形式。除此之外，我还借助从前有限的数学与物理学知识，粗略地估算出了身边同伴的数量；我间接地掌握了太阳与月亮的运行节奏——尽管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进而成功建立起了对白昼与黑夜的不同感受，甚至准确地区分出了季节与各种节日，还找到了合理利用它们的方法。英国诗人蒲柏说声音是意念的回响，是心灵在其自身之外的韵动，现在我想他的意思无外乎是说当声音与你的意志真正合为一体的时候，它就是世界的全部。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你们全都和我一样，只有弄瞎自己才能真正聆听宇宙，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懂得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心灵。
我知道相对于听觉，你们更习惯于用眼睛来认识这个世界，因为它更加直观，快捷，也更细致入微，作为曾经发表过五、六篇有关它们病变及相应治疗手段的专业论文，而最终却颇具讽刺地失去它们的人，我自信比你们更了解它们的好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视觉也有着它内在的严重缺陷：它过于敏感，过于挑剔，很容易受到误导，在纠缠不清、互不相让的真理与假象面前，常常会因为某些偏颇的经验、狭隘的价值取向甚至图像学偏好，而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看不见明显的谬误。听觉则完全不同，它不事先选择，也不多加摒弃，反而兼收并蓄，从另一个方面更好地接纳并区分了那些真假难辨的东西。就像现在，虽然你们心明眼亮，但却丝毫不能理解这些环绕四周的鸣响，而我虽然看不见，却听得很清楚：我知道你们是我的同胞。
是的，不用怀疑，我很肯定。不过没有关系，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也不在意你们的双脚一次又一次地从我的身上、从我们的身上踩过，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而且恰恰相反，我喜欢这样。每当这些声音响起来时候，我都会异常兴奋，原因很简单：那是我们在说话！
2.
我读过很多有关科学、解剖学、文学与魔法的书籍，语言研究虽然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也略有涉猎。瑞士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二元的符号系统，后来剑桥的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又宣称，这种符号系统便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思维本身，引来很多非议。我不是哲学家，和你们一样对许多艰涩的哲学概念望而却步。我不相信符号，只信仰基于简单的物理现实的听力本身，认为不必使用任何只有那些搞所谓的现代艺术的家伙们才玩的具象化方法，也能理解进入自己听觉的所有东西，虽然实际上我听到的只是一团混乱不堪的噪音，但凭借我的专业知识，我仍旧成功地使自己相信，那只是由于死亡的恐惧开始逐渐从最初的放逐之地慢慢地游荡回来，进而对神经系统造成的轻微干扰，或是因为印在我脑海中的最后景象刺激过于强烈，使得记忆对遗忘产生了不良的免疫功效，影响了我生前良好的分析能力。从一开始，我就固执地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种声音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在我失去视力，化作铁面没日没夜地躺在这里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也因此而大胆地推断，其他那些躺在这里、在你们移动的脚掌下面叮当作响的面孔们和我一样，每一个都在努力地说话，只是我还听不懂那些声音，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已。我相信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
从我的心底里，我很乐意将他们称为我的伙伴、我的朋友，虽然我跟本不认识他们，他们彼此也很可能互不相识，但是我们全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在各自走过了死亡的大门之后，又一次地从四面八方被召唤聚集到这里，则一定是出于某一个共同的原因（除非还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那么既然如此，此时此地，我们这些躺在同一屋檐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善良的灵魂们，难道还非要借助什么别的语言来彼此相识吗？从前，在我被一个日积月累的模糊意象所打动、最终开始义无反顾地着手研究一个存在于未来的复杂生命体的时候，我就曾像这样反复地问过自己类似的话，即使是在达豪，在那个最后的、地狱般悲惨的地方，我也没有完全放弃探求这个根本不需要答案的问题。和许多曾经既胸怀锦绣，又热血激昂的少年人一样，在被国家机器强迫选择自己的最终道路之前，我也有过一段陶醉于艺术的放荡不羁的浪漫时期，整日手不释卷，惊叹流连于各种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我尤其喜欢维吉尔的和谐优美、伊索格拉底的惊艳雄辩、奥维德的坚韧，以及欧里庇得斯在今日看来都难以置信的大逆不道，虽然这些知识与修养在后来的日子里带给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但是当时年少无知的我还是很快就抛弃了它们——不是出于个人的意志，而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然而随着战争的急速消磨，我的思想很快又发生了堪称不可理喻的转变：几乎与所有期待其早日结束、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全新的幸福生活人们的想法完全相反，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无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斯拉夫人、吉卜赛人，或是另一个远在东方、叫不上名字但却和我们的人民一样饱受战争苦难的民族——无论是哪一种，都逃脱不了这场战争的魔爪！阿道夫•希特勒在将整个世界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没有人能逃得掉，因为就算战争结束，暴力与残杀的理念还会依旧生存，不但不会自行消亡，反而更加深入人心，就像黑格尔不无悲哀地说过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来都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人们从对战争的反思中得到的是更多、更艺术化的杀人理由与技巧，远远多过了对和平的理解与渴望，慢慢地，胜利的一方将会自动重新扮演起另一种经过变异与进化的新型法西斯角色，开始下一代的历史循环。当然其间每一次总会有人活下来，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时间之外的杀手夺去生命，而那个时候我们的民族将会毫无疑问地首当其冲，替全世界承担失败的代价！为此我忍受了太多的痉挛、汗水与不眠之夜的折磨，甚至唾弃与辱骂，直到有一天，我怀着巨大的恐惧而非勇气，开始尝试着问自己，既然我们逃不掉，为什么我们不坦坦荡荡地走过去？为什么我们不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和所有那些坚强站立在枪口下的人们一起，面带笑容地走向死亡？
我自诩深谙构成生命的奥秘与规律，也对主宰灵魂的神祗满怀敬畏，在我被送进集中营并最终死在这里之前，我一直都倍加努力地恪守一个造物的本分与良知，为了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尽职尽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除了竭尽全力拯救那些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与敬仰上帝，每天向他忏悔与祷告之外，我的全部精力，几乎全都放在了我的秘密研究上面：一个未来的巨型生命体。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不是在梦中，而是此时此地，就在我的身边！那些战争当中，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在躺满伤员、遍地血污与哀号地下室里，在蜷缩在废墟里的脏兮兮的孩童们惊恐的目光中，在又黑又破、空无一人的教堂里面、漏着些许的光亮与硝烟的穹顶之下，以及在集中营里，被迫与之共处一室的同胞与野兽们合二为一的身体上……。不过遗憾的是，我无法用我极其有限的知识去度量、描述它——试问一个没有骨骼、没有心脏、没有也很可能完全不需要消化、呼吸和生殖器官，但却几乎覆盖了整个星球的生命体，对于一个渺小的人类来说，除了相信这是造物主所要完成的最后、最完美的作品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不止一次求问过全能的上帝，想知道他究竟要告诉我些什么、为什么会是我？就好像摩西在何烈山的山洞里曾经做过的那样，唯一不同的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不难想象，当我把这些离奇的经历与不切实际的努力讲给我身边的人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嘲笑我是疯子。不幸的是，我并没有疯，发疯的是这个世界，只是除了我，没有人明白这一点而已。有的时候越是简单而清晰的事实，就越是难以看得准确深刻：这是上帝嘲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类的常用方法。神灵与真理的本质是单纯而精致的，不容任何轻浮的智慧枉加菲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就像我时常默念的古埃及《亡灵书》第13节中的诗句警示的那样：
我是纯粹，我是语言的真实。
3.
自从我被关进达豪这座有进无出的牢笼以来，已经过了不知多少年月，在这样非人的世界里，日夜交替或是分秒的计量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正确地反映时间在人们心中真实的流动状态。起初，我只是像个奴隶一样默默地工作（为那些比我更像奴隶而自己却恍然不知的人们），但是后来我的所见所闻让我很快地意识到，这远远不足以让我避开早已近在咫尺的灾难：在非人的世界里，总要有着非人的法则来进行统治。
他们完全不把我当人看。尽管我一再强调我的立场、信条与人格，但是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嘲笑与侮辱。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不仅令我震惊不已，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更加坚定了我原有的信念。我曾不只一次地目睹一批批被扒得一丝不挂的人们默默地走进毒气室，而后化作缕缕飞灰，打着旋从黑乎乎的烟囱里飘荡出来，在魂归大地的短暂旅途上，随着昔日熟悉的微风，竭尽全力地要去再享受一下生命尽头之前的最后一点自由……这样的情景每看上一次，我都要呕吐好几天，甚至昏迷不醒。一开始他们迫不得已，找来别的医生为我诊治，自己则站在一旁，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嘲笑，后来则干脆不闻不问，任我自生自灭。但我自己清楚自己的归宿——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遥远的未来。我的工作越来越辛苦，但也越来越没有意义，以至于最后，我对自己可悲的知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憎恨，当然事实上我更应该憎恨的是自己的懦弱与无能为力，以及万恶的种族主义本身，可是又有谁可以改变这一切？多少次，透过一扇扇牢门上的铁制栏杆向对面望过去，所看到的都是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一派迥然不同的人生，唯一相同的是，我们都戴着无形的枷锁。几乎每一次，牢房放风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几个身高马大的看守，一身黑色的制服，挎着警棍，一边说笑，一边拖着一个毫无知觉的人形物体，若无其事地朝着院子另一头上的一扇又窄又黑的铁门走去，每当这时，我都会感觉全身发凉，头晕目眩，满脑子里想的只有快快离开，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完全忘记了要赶紧在胸前划十字。尽管如此，我的忍耐最后还是消耗殆尽：一次深夜，我被枪声惊醒，起初我还以为是盟军的解放部队，后来才得知是营中的一大批苏联战俘遭到了无故的枪杀；我终于怒不可遏，在他们的面前大声咆哮起来；我抗议这里发生的一切，声称自己完全来错了地方，他们恼羞成怒，饱给我一顿结实的拳脚，而后把我扔进了一间牢房。
那间牢房很小，比如今我躺在其中的这间大厅小得多，也一定黑暗得多。对此，你们大可不必停下来四处张望，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那其中的真实情景的，另外此时此刻，如果仅仅依靠你们激动的心灵，而没有了叩响另外一个静止生命的脚步，那么我也无法再继续讲述下去啊。
你们知道，我们的民族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坚强的意志和无比的决心、稍有过分的自信力，以及一经确立就会坚定不移的强烈信仰。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很少有其他的民族有勇气可以与我们并驾齐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征途据此就可以一帆风顺，而且实际上恰恰相反！在极短的时间里，我们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以至于在其他的民族看来，我们的经历，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站起来，倒下，再站起来，再倒下……是我们的理想过于盲目？还是我们真的不厌其烦？在这里，我不想再重复那些不时萦绕在我们耳边的、我们民族中逝去的伟大子孙们饱含着无奈与辛酸的肺腑之言，我只是对一个简单的事实感到过于的迷惑与不安：我读了那么多的文学与历史，始终不明白的一点是，是什么使得我们民族的语言中，描述幸福的词语少之又少，而与痛苦有关的词汇则是如此地多如牛毛？
4.
“不过我们并不孤单！至少我们将不再孤单！”
直到有一天，黑暗中的我突然神启般地读出了上面难以解释的句子，并几乎立即开始满怀欣慰地反复揣摩起这个上帝终于赏赐给我，但却异常难解的结论来。不是现在，而是在从前那个小得多的处所。毫不夸张地说，那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惨的地方，不但潮湿寒冷，而且阴森异常，除了我伤痕累累的身体之外，空无一物。我也因此而推断这并不是牢房，而是一个比牢房更差、我更不想知道其真实用途的房间。他们就这样把我扔在了里面，锁上门，然后扬长而去，任凭我在里面徒劳无益地喊叫、踢打。我毫无希望地反抗了几天，对着看不见面孔的敌人，直到最后，被无法战胜的疲劳与绝望拖回黑漆漆的角落，万念俱灰，扑倒在冰冷的地上无助地流泪。黑暗中我想起了我的家人。
在随后到来的几天（也可能是几十天）里，我几乎完全地与世隔绝，战争也因此而暂时远离了我，远离了我疲惫的身心，可以让我得以用更多更集中的精神力量，来破解那个十数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难题。我也确实为此而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起初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得出的答案幼稚到不仅毫无科学根据，甚至还缺乏必要的美学因素，还浪费了不少体力。后来渐渐地我明白了，自己太过急于求成，进而轻视了真理的隐秘与强大的防御力量。我改变了战术，另辟蹊径，不再一味地冥思苦想，转而做一些浅尝辄止思维游戏，或是漫无目的地回忆一些童年里的难忘时光，来恢复精神：我想起自己五岁时拍摄的第一张照片，那时祖父尚还健在，而照片中的我就是一身正装，一脸严肃地站在手扶拐杖、居中而坐的他的左边；我又想起在我八周岁的生日上，母亲为我亲手烤制的葡萄干杏仁蛋糕，葱香小甜饼，还有一大块夹了花生和榛果的黑巧克力，香甜的滋味实在美妙绝伦；我又羞愧地想起自己十岁那年，一个难得晴朗的周末，在镇子外面的小桥上，因为偷吻了一个邻村女孩的脸颊，而被后者的哭声呼唤来的哥哥一个巴掌打得掉进了河里；当然，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那一天，1916年12月5日，父亲去世的日子，我记得自己躲在门后，默默无言地看着母亲手捧着阵亡通知书，哭了一个晚上，而整整一个星期之前，我刚满十四岁。
我就这样靠一点一滴的回忆安抚自己急躁的情绪，努力地想要恢复体力，可是不幸的是这种修养所消耗的精力，似乎远远大过了身体的恢复，到头来我不但一无所获，反而更加疲惫不堪。是意志的防卫本能，还是我有气无力的身体在不由自主地排斥，故意找我的麻烦？面对着不争气的一把骨头，我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尽管已经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不断重复失败还是拒绝离开。
直到一个突如其来、浑沌难分的黎明，饱受创伤的大地依然沉睡的时刻，尚未苏醒的事物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奇妙的转变。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太阳还没有升起，空气中的细小雾气抓紧时间四处逃窜，铺满白色砂子的院子里空空荡荡，下班的守夜人带走了前一个夜晚所留下的最后一丝声音，远处的地平线上，一颗好奇的星星久久不肯落下；当树梢模模糊糊的影子悄悄地绕过密布铁栏的窗口的时候，昔日鸣晨的麻雀不知缘故地不见了踪影……仿佛是隐秘已久的智慧终于找到了一往无前的正确方向，在一片半睡半醒的浑噩中，我突然不可思议地回忆起了自己从前学习过的有关血液的知识。
血液是人类的精粹，生命的象征，对于我们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本质性的存在与力量。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血液循环的秘密：古希腊的盖仑最早区分了人体中的动脉与静脉；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了肺循环，并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布里修斯在其1574年完成的划时代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血管中的瓣膜结构及其位置与分布，为后世的辉煌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在哈维的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医生们全都愚昧地相信血液循环的动力起源于肝脏的可笑观点，直到马尔庇基用显微镜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前者的理论。我们几乎无可替代地依赖着血液，从我们走出母体刮刮坠地，直到垂目紧闭撒手人寰，然而，只要我们看得再大胆一些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不仅是我们的肉体，就连我们的精神、文化，无一不可以用“血脉”二字息息相连！我又想起在人类长篇累牍的蒙昧的医学史上，中世纪的人们上至国王，下至百姓，全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放血是一种治疗人体内在创伤的最佳方法，而如今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似乎正在极力地推行这种简单到极点的治疗手段。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在极尽野蛮的同时，却也在无声无息之中，同样完备地衍生出了另一种全新的希望！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虽然它让尽可能多的血液与精神混合进了孕育生命的泥土，但同时也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在整个世界的土地上，编织起了另一个全新的未来生命的摇篮，而从那里面将不可避免地生长出一个再也无所谓你我、无所谓民族、战争与杀戮的共同意志！一个所有生命的有意识的最终归宿，一切的仇恨都将在其中化为乌有，而且很可能，它现在已经在吸收多年来沉积在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甚至整个行星表面的泥土中的血液与养分，开始滋润、生长、成形了，只是我们还不能充分地感觉到它而已，但是稍有知觉的灵魂都会轻而易举地体察到它尚显稚嫩的存在，只要稍加时日，必将丰满富足。贺拉斯曾经说过，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是那即将彰显的未来生命；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将是一个整体！
但愿这个令人振奋的结论没有来得太晚！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一连数日，除了一些偶尔从窗口飘进来的、似曾相识的灰片，迎着射入铁栏间的条条光线，鬼影般地在我的眼前舞动、坠落之外，我再也没有见过一点活动的物体，更不用说是人了。我全身都散了架，伤痕累累，食物和水也已经断绝。侧耳细听，外面世界仿佛死去了一般，了无声息。人们都去了哪里？我费力地想起从前听到过的一些风言风语，说俄国人正在竭尽全力地挺进，努力地要赶在西面的部队之前到达这里。难道他们已经嗅到了风中飘来的血一般的赤红色气息，而全都逃走了吗？还是索性等在这里坐以待毙？不过现在，我想这些又有什么作用：我已经被完全抛弃了；自从他们把我关进这里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要放我活着出去的意思；我现在看穿了一切，也早就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是我仍然在继续坚持，继续在这个分不清荒谬与疯狂的世界中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我始终没有忘记祷告，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那个即将完成的未来的生命：我只祈求在我生前能够听到一点它的声音。
而我也确实听到了一些声音。
5.
我听到有人在高声喊叫，有人大声求饶，甚至嚎啕大哭了起来。我费力地爬起来，竭尽全力地想要扑到窗口看个究竟，但是窗子太高，除了灰蒙蒙的天空和几根摇摇晃晃的树枝，我什么也看不到。
吵闹声很快平息了下去，但不久又响了起来。我听见大批的人群在欢呼，还有些人在大声咒骂、砸东西；头顶上的走廊里也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一些门扇被猛烈地撞开；一群带着枪闯进来的家伙们在发号司令，那声音我听得很清楚……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俄国人并没有来，美国人来了！
我想关押我的房间一定是相当偏僻难找，要不就是这些新来的主人们还不熟悉这里的建筑布局，不然他们不会花上这么长的时间才最终发现我。门被打开的时候有三只枪口同时对着我，久久没有放下，尽管很快我们彼此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对于他们来说究竟还算不算是一个威胁。借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我发觉他们每个人的面孔看起来都有些扭曲，显然是被这个恐怖的屠场着实地吓坏了。这让我在一瞬间有了一丝罪恶的自豪感。欢迎到地狱来，牛仔们！
他们把我架了出来，绕过了好长一段曲曲折折的通道，来到了一间点着白炽灯的会议室里，一路上我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神经质地哭喊，叫妈妈；走廊里还有一个小伙子吐了一地，比当年的我还要狼狈不堪。
会议室里有几个美国军官，好像刚吵过架似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不自然。没有人坐着，因为椅子都被砸坏了。我当时的模样一定相当凄惨，可我身上的制服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当中有一个中尉，虽然我的左眼已经不顶用了，右眼也模糊的厉害，但我还是能认出他扛在肩上的军衔，另外我注意到他的皮肤和面孔似乎像是个印第安人，而不是美国的白人，如果根据我对印第安人的了解，那么我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他们杀起人来，不会比这里从前的旧主人们干的仁慈多少。他粗着声音，没好气地问我，也问那些带我来的士兵，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满脸血迹、遍体鳞伤的家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听懂了他的话，这并不奇怪——我读过惠特曼，很喜欢他的疯言疯语——但我拒绝回答，不是出于气愤，而是因为他的举止缺少对我必要的尊重。我很清楚他们要对我、对我们做什么，但我并不在意；我不想做任何的解释，他们也不会明白，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熟悉的金属声，仿佛是某种器械的摩擦，又好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滚动，只是我一时无法判断它的来源、距离与方位……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我身后的院子里传来，但更像是来自遥远的未来世纪，这让我在一瞬间无法解释地想起了里尔克的哀歌，还有莎士比亚、荷尔德林和歌德的诗作中的众多有关语言、声音、无限扩大的生命，以及由灵魂奏出的绝美音乐与旋律的句子，美得让人叹息……一排枪声响过，打断了我的思绪。一阵短暂的沉寂过后，他们又开始继续拷问我的口供。
一个少尉冲了进来，脸气得通红，因为刚才的枪响朝着屋子里面的人们大发雷霆。他们又吵了起来，不过那声音仿佛离我很遥远，而且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最后竟完全地消失了。一片寂静之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宽慰。我感觉自己被压缩卷曲已久的骨架正在慢慢地舒展开来，一阵融融的暖意从背后逐渐涌入，穿过破烂肮脏、带着丑陋标志的黑色制服，滑过我的肩头，不温不火地包围住了我的整个身体，就像是孩童时期母亲的怀抱与爱抚；我知道那不是梦，但比梦还要美丽、真实得多，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拥有，你们对此也绝对不会陌生……。一个士兵抱着一些尚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走了进来，放在了桌子上，从那里面他们找到了我的名字与照片；后来他们又搜了我的身，发现了我的证件，也进而最终确定了我的身份：拉德布鲁赫•弗雷德里希•魏斯，帝国党卫军突击队高级士官，医生，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两个女儿。
6.
愿我逝去的同胞们安息！愿我的民族能够坚强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夜！上帝保佑德意志！
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少尉愤怒地离开了房间，剩下的人把我带到了院子里，让我背靠着一堵白色的墙壁站好。我的脚下密密麻麻地躺着我同胞们的尸体，仿佛是一群刚刚被击毙不久的野兽。最后行刑的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脸上带着稚气，举起枪的时候似乎还不那么肯定，在上帝与长官的意志之间有着些许的犹豫。我似乎听到了某种金属的细微的咔嗒声，但很快又消失了。开枪之前他问我是否需要做最后的忏悔，我摇了摇头。带着些许的怜悯，我本来想问他的名字，但又马上忍住了；我露出了微笑，因为我几乎忘记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是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