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考古】李培聪研究员：云南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研究
作者简介：李培聪（1985—），男，云南永仁人，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昆明市博物馆文博馆员，国际考古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理事、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西南考古、民族学。
云南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研究 文/李培聪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部，北纬21°8´32"~29°15´8"，东经97°31´39"~106°11´47"之间。东与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北与四川省隔江相望，西北紧邻西藏自治区，西部和南部同东南亚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自古以来就是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区域。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是我国第三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在1500米左右。境内山脉与河流大致平行分布，主要河流有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红河及南盘江等。云南为低纬度高原地域，属于中国东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大致在15～22℃之间，降水较为丰沛。沿着这些河流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成为了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的通道,而在其河旁台地及大大小小的山间盆地则发现了众多的古文化遗址。这些河旁台地和山间盆地因为独特的地理构造形成的小气候环境。为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汪宁生、诸宝楚对云南水稻栽培起源进行了研究,根据现存民族志资料及野生稻认为水稻可能是云南及其周围地区较早栽培成功。李昆声对自建国以来云南发现的农业遗存进行了回顾，结合云南考古的实际认为云南应该是水稻栽培的起源地之一。李小瑞第一次从植物考古的角度对云南考古发现的农业进行了回顾，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证据认为云南史前的农业应该随着族群迁徙传播而来的。赵志军、金和天、李小瑞、向安强等对云南永仁菜园子、元谋大墩子、江川光坟头、昌宁达丙等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并进行植物考古分析，极大的丰富了云南植物考古的内涵。薛轶宁以硕士论文的形式对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研究。刘鸿高的博士论文对云南滇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人类活动及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黎海明等运用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进行植物考古的理论以怒江州泸水石岭岗遗址为例，揭示了云贵高原农业发展的三个历程。到目前为止云南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初步厘清了云南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的现状和发展历程。但总体而言，尚未对云南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云南目前发现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对农业遗存发现情况、所反映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业形态及社会发展历程、人地关系互动等问题做一些探讨，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发现情况 迄今为止，云南高原史前发现农业遗存的地点共有宾川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永仁磨盘地遗址、东川营盘村遗址、晋宁石寨山遗址、昌宁营盘山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永平新光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耿马南碧桥遗址、广南大阴洞等11处。出土有水稻、粟、黍等农作物遗存。宾川白羊村遗址，是云南目前发现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之一，在1973至1974年的发掘中，在23个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的粮食粉末、稻壳及稻杆痕迹。元谋大墩子遗址，是云南较早经过科学植物浮选工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1971年进行发掘时在H1中出土大量灰白色的禾草类叶子、谷壳粉末，在K7的三个陶罐内，均发现大量的谷类炭化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灰白色粉末属禾草类（如稻子）粉末。罐内的谷类炭化物是粳稻。2010年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该遗址农业的特点和金沙江流域大墩子文化类型植物遗存材料。再一次进行植物浮选，虽然仅出土稻谷78粒，占所有农作物种子的5％。但出土了大量的稻谷基盘，具统计有3520粒。另外，出土粟1136粒，黍228粒。永仁磨盘地，2001年抢救性发掘时在地层第3层中发现约2千克左右炭化稻，从中采集了一份土样，交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作鉴定，其鉴定结果为土样呈黄褐色，掺杂有黑色炭化物，其中包括有炭化稻粒。东川营盘村遗址。1987年调查试在1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大量炭化稻谷，炭化稻谷成块状，块与块之间未连成片，大者十几厘米，小者几厘米，呈黑色，稻壳、稻粒清晰可辨，无芒、无毛。炭化程度较深，一触即碎。从中剥离出22粒完整稻谷，经云南省农科院程侃声研究员鉴定，这些稻谷为混合群体，多数为籼稻，少数为粳稻。云南省中部的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晋宁石寨山遗址为典型代表的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稻壳和稻芒的压印痕迹，应该是用谷穗和谷壳造成的，从压印痕迹来看，应该是粳稻。这些遗址地层中采集的陶器，在当时制作时曾用稻穗、稻壳作垫子，这些陶器上便留下了稻的痕迹，甚至还留下了整粒的稻谷。昌宁营盘山遗址，1990年试掘时在房屋南部的储藏区域6平方米的范围内堆积有厚8~10厘米的炭化稻米，重量约700克，约897000余粒。剑川海门口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是目前已知的并有确切地层关系证明的云贵高原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前后进行了3次清理和发掘。均有水稻遗存发现。1957年第一次清理时，四个地点均发现了水稻遗存，为带芒的稻穗，另外还有麦穗、粟和稗穗伴出。1978年第二次发掘时，在地层中发现了块状炭化稻谷，经过鉴定有稻谷和稗子，水稻为粳稻和籼稻。2008年第三次发掘时，也有少量水稻遗存发现。另外伴出的还有粟、黍、小麦、大麦和荞麦等农作物。永平新光遗址，在1993至1994年的发掘中在G3底部采集到的炭化稻标本，经云南省农科院程侃声教授鉴定是稻谷类。耿马石佛洞遗址，炭化稻遗存根据保存状况，可以分为已炭化稻米和未炭化的稻壳碎屑。在该遗址主要在T13④D发现完整稻米1658粒，碎米443粒；T22D发现完整稻米3050粒，碎米1660粒；T23⑧发现完整稻米2020粒，碎米1240粒。合计10071粒。在T13④D北隔梁，共计发现粟239粒。出土的炭化粟粒形态呈近圆球状，平均直径1.2毫米左右，表面光滑，胚部较长，因为高温烧烤爆裂成深沟状。耿马南碧桥遗址，东南距石佛洞遗址7千米。炭化稻在第①层中大量发现，稻谷已经凝结成块，呈灰黑色，质地酥脆，一触即碎。经云南省农科院程侃声和周季维二位科学家鉴定，为亚洲普通栽培稻杂合群体，绝大多数为粳稻，仅有5%的籼稻，且不排除有光壳稻的生态类型。广南大阴洞遗址，为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青铜时代的洞穴遗址。2017年进行了发掘。在地层和灰坑内均发现有炭化稻。 二、农业遗存所反映的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业形态及社会发展历程 生业或生业经济是人类维持生计尤其是获取食物的一整套行为、活动方式、手段或技术等，包括种植农业、家畜饲养（饲养业）、采集、捕捞和渔猎等具体的形式。云南高原北接青藏高原和川西高原及四川盆地，南接中南半岛，西北部由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行南北向入境，横断山脉南北平行排列，形成我国著名的横断山区，海拔高达3000至5000米，在高山峡谷之间形成的自然通道，是古代我国北方的氐羌等族群沿着河谷南迁的重要通道。而东南部的珠江水系则是百越等东南族群西进的重要通道。滇南、滇西又是沿红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南下的古代濮、越文化族群迁徙路线，使云南成为了我国古代族群迁徙的走廊和交汇点。早在新石器时代，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及其它族群的先民就在云南高原繁衍生息，并且相互杂糅共处。云南目前考古发现的11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而按照文化类型划分，其中宾川白羊村遗址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洱海区域的典型代表。元谋大墩子遗址为金沙江中游地区的典型代表，属于该类型遗址的还有永仁磨盘地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早段为临沧江上游滇西区域的典型代表，属于该类型遗址的有昌宁营盘山遗址和永平新光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为临沧江中游滇西南区域的典型代表，属于该类型遗址的有耿马南碧桥遗址。剑川海门口还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青铜时代早中期，地层明确的遗址。按照地理单元划分为长江中游金沙江流域的有宾川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永仁磨盘地遗址、东川营盘村遗址、晋宁石寨山遗址。澜沧江流域的有昌宁营盘山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永平新光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和耿马南碧桥遗址。云南目前发现有农业遗存的遗址，均发现有房址、灰坑等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遗迹，有的还在居住区内或附近发现了墓葬。由于云南目前发现的史前遗址绝大多数为调查发现，经过科学发掘的较少，即使发掘的面积也较为有限，不能全面展示遗址的面貌。但是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云南高原史前时期的遗址应该已经形成一了定规模的聚落，至少是形成了村落一级的聚落。例如宾川白羊村遗址，分布面积3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为4米多。1973至1974年发掘时,发现早期房址5座，为四周开槽的地面起建的木骨泥墙建筑。晚期发现的6座房址，均建于早期灰土堆积或早期房屋废墟之上，在完全承袭早期建造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即房基四周不再开沟，直接在地面上挖柱洞，房基四周在地面上铺垫扁圆形石础，再立木柱。同时在房址周围发现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的窖穴48个。同时还在遗址内发现了与晚期房址大致同时的34座墓。其中竖穴土坑墓24座,幼童瓮棺墓9座,成人瓮棺墓1座，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各墓葬之间先后有别。2013至2014年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1200余个，其中灰坑242个、房址18座、土坑墓17座、瓮棺葬5座、火堆11处、火塘4处、灶1处及活动面、大量柱洞等遗迹。同时在该遗址地层出土的骨骼中鉴定出了猪、狗、牛、羊、鹿、野猪等动物。永仁菜园子遗址，发现房址9座，均为地面柱洞构成的长方形柱网布局建筑，最长者12米，宽4米左右。应该为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在遗址的灰坑及地层内发现动物骨骼500多件，能够鉴定的有牛、猪、羊、狗、鸡、猕猴、湖鹿、水鹿及其它鹿科动物。多数破碎，骨髓腔被掏刮过，应该为敲骨吸髓所致。并且有火烧痕迹。磨盘地遗址，发现房址2座，构筑方式与菜园子遗址一致。火塘1处。并在遗址内发现石棺墓7座，墓葬的时代应该晚于房址，并打破房址。元谋大墩子遗址，位于金沙江支流龙川江河旁台地上。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发现房址15座（F），火塘7个(K)，窖穴4个(H)。按照地层堆积分析,F4—F15，K4—K7，H1属于早期遗存。其它为晚期。另外还在遗址内发现竖穴土坑墓19座，瓮棺葬17座和圆坑墓1座。地层堆积分析墓葬均为晚期遗存。在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动物骨骼13000多件，绝大多数较为破碎，可以鉴定的有300多件，其中猪和狗为明确家养动物，牛、羊和鸡可能已经驯养。野生森林动物有水鹿、赤鹿、麝鹿、野兔、豪猪、松鼠、竹鼠、黑熊和猕猴等。水生动物有厚蚌、鱼、田螺、小蚌壳、小螺丝、蜗牛等，其中厚蚌的数量较多。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中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房址是第三次发掘的属于第一期地层的F1为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房址长550 、宽220 厘米。属于青铜时代的第二、三期遗存未发现较为完整的居址，但是经过人工加工的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达到了20000平方米，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的史前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遗址。2016年及2017年分别两次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7座、房址8座、灰坑122个、沟30条、灶2个、垃圾堆4个、火堆2个、路1条。广南大阴洞遗址，为一洞穴遗址。洞内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个洞厅，分别为I和II区，两个洞厅内的文化堆积时代有早晚的差别。灰坑在前洞厅即I区发现，灰坑与用火有密切的关系。墓葬在后洞厅即II区发现，墓地事先应该经过规划，分布较规律。从以上的考古资料表明该遗址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利用石斧和石锛等工具开发森林。并利用靠近河流，水源充足的便利条件，种植水稻，开始了定居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积累和总结经验。开始懂得改进自己的住房，注意防潮防雨，以适应在多雨的环境中居住更为舒适。人们开始驯化和饲养猪、牛、羊等家畜。特别是狗的饲养说明人类生产的粮食应该有了一定的保障，因为狗是与人类活动最为密切的动物。因为狗需要粮食饲养。众多灰坑和大量陶片也说明，人们开始在居住区内进行制陶等手工业生产。人们在长期的定居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较大规模的村落。如永平新光遗址，前后5次发掘，发现该遗址内房址形式多样不仅有半地穴式，地面起建甚至还有干栏式建筑。所有居住面经过了特殊处理，平整且经火烧而坚硬。残存的小柱洞成直线分布，应该有篱墙的存在。说明该遗址应该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不断改进自己的住房，懂得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建造既能隔潮又能防洪水的干栏式建筑。并形成了由独立院落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在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农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获取食物的来源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保障，村落面积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以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遗址为代表的规模较大村落。开始出现了农业、畜牧业的分化。猪、牛、羊、鸡等畜禽开始被饲养，说明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农业较渔猎采集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产出却较少。当人们相对固定地生活在一个区域中，该区域中所产出的资源足以保障生存时。人们更愿意通过投入较少而产出相对较高的渔猎采集方式来获取食物。农业的出现说明人们开始脱离对自然的依赖。 三、结语 目前，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粟遗存的遗址有四川营盘山遗址，在距今5300年左右出现了粟。西藏卡若遗址在距今5000—4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粟。从发现年代上来考虑，云南地区出现粟的时间远远晚于成都平原和藏东河谷地区。从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从距今5300年至距今3400年左右这段近2000年的时间内，粟的栽培逐步从川西和藏东顺着河流的自然通道向云南传播开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位于川西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与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遗存之间有密切关系。营盘山遗址的粟作农业是甘青地区的旱作文化向西南传播的结果。与其接壤的藏东的卡若遗址也是受了甘青地区的极大影响。从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和旱作农业种植传统向西南传播的影响来看，大墩子遗址以粟、黍为主的旱作文化传统的源头也应该来自于西北地区。其传播路线、时间、模式还是比较清晰的。同理,在云南南部澜沧江流域的耿马石佛洞遗址早期地层中也浮选出土了炭化粟，形状近圆球形，直径1.2毫米左右，表面光滑，胚部较长。该遗址出土的粟的种类与元谋大墩子的基本一致。其来源与其上游距今5000年的藏东卡若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上游西北高原的族群及其文化顺着天然通道顺江而下迁徙而形成的结果。根据目前云南新石器遗址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分析揭示元谋大墩子遗址和海门口遗址植物大化石和14C测年结果，粟、黍很可能在距今3900年后从四川西部传入云南，与该地区新石器中期的稻作农业经济融合，在距今3900—3400年前（新石器晚期）逐渐形成了稻、粟混作的农业结构。 责任编辑：从丽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