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汉学传授史（1）
注：以下标注有的不全，待以后补全。又内容多详人所略，略人所详。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如先秦诸子学、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乾嘉汉学。迄今为止，乾嘉汉学从产生到发展，并没有专著系统的论述。本书旨在弥补这一空白。但并无力就清人著作进行评述，而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专注于乾嘉汉学的授受传播。时间跨度是从清中期乾隆朝至清末期宣统朝。
乾嘉汉学有两个源头：吴派和皖派。以下先从吴派阐述。
汉学的创立者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主要是40岁以后，即大约1737年后开始专攻汉学，其附近地区的沈彤、余萧客、朱楷、江声等人羽翼之，于是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
惠栋主要的学生是江声和余萧客。但向惠栋学习过的人还有王昶、王鸣盛、钱大昕、毕沅、戴震。他们对汉学的进一步传播影响很大。下面来看，为什么汉学会发生在惠栋这里？
一、惠栋是经学世家，四世传经，重视汉人解经著作，因此在汉学发源上具有先天优势。
二、从地理上看，吴中地区，已为汉学出现做好了准备。它表现在：（1）在惠栋之前，吴中地区出现了有名的读书种子何焯；（2）吴中盛行藏书文化风气；（3）吴中周围的研经基础。
三、从时间交汇点上，四个事件的同时出现，使得汉学被推波助澜，成为一时的趋向。这四个事件是：（1）清廷设“博学鸿词”科，诏开“三礼馆”；（2）《毛诗稽古编》稿本的流传；（3）卢见曾幕府刊登一批经学著作，特别是朱彝尊的稿本《经义考》；（4）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稿本的刊刻。
下面重点就第二点和第三点进行阐述。
何焯（1661—1722），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何焯年轻时曾拜安溪李光地为师，又与太原阎若璩为友，寓居阎家，与阎通宵切磋议论。何焯治学严谨，藏书数万卷，凡四部九流，直到杂说小学，无不一一探索考证，辨明真伪，疏清源流，各作题识。对书坊出版书籍的错误、缺漏，字体的正写、俗写，也逐一分辨订正。何焯校定两《汉书》、《三国志》，凡议论人物，必究其家世，明其表里；议论事情，必晓其始末，尽其变化；指点时政，必根据国势民俗，析其利弊。著有《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注1）。乾隆五年，受礼部侍郎方苞之约，将其校勘之本付国子监为新刊本取正。与当季藏书名家如徐乾学、毛扆等人交往甚密，故多见孤本秘籍。家有藏书楼“赍砚斋”，藏书数万卷。卒后，康熙帝深为痛惜，特赠侍讲学士。著作还有《困学纪闻笺》、《语古斋识小录》、《何义门集》等。
何焯的著录弟子有四百人，其中最出名的弟子有三人：陈景云、陈汝楫和沈彤（注9）。
陈景云（1670～1747）清藏书家、校勘学家。字少章，私谥文道先生。江苏常熟人，县学生。康熙三十二年（1693）应试京兆未中后，到京馆苦读三年，博闻强识，能背诵《通鉴》。后以母老遂绝意仕途，以研究文史、收藏图书为乐，常日丹铅不去手，凡经史四部图籍，从源及委，贯串井然。与著名藏书家何焯为密友，何焯每有疑义，向他询问，可以回答在某书某卷第几页，阅之无不和，何焯“服其博闻强识”。曾撰著有《读书纪闻》12卷、《绛云楼书目注》4卷、《韩集点勘》4卷、《柳集点勘》3卷、《三国志举正》4卷、《通鉴胡注举正》2卷、《两汉订误》和文集等（注2）。
其子陈黄中曾刻其遗书十种，名之为《文道十书》，含：《纲目订误》、《纪元要略》、《通鉴胡注举正》、《韩集点勘》、《群经刊误》、《两汉举正》、《国志举正》、《读书记闻》、《柳集点勘》、《文选举正》。有乾隆十九年(1754)陈黄中朴茂斋刊本。”
陈汝楫，字季方，世居常熟，清初迁吴县。为诸生，从何焯游，研穷经史，工诗古文。后为国子监生。李光地抚直隶时，汝楫随焯往谒，一见器之，遂为入室弟子。屡试不遇。康熙壬辰，九卿应诏，以汝楫学行荐。后又以光地荐，分修周易折中。
沈彤（1688～1745）字冠云，号果堂，吴江人。师事何焯，与惠栋认识虽晚，但为至交。尤精三礼，著《禄田考》三卷、《群经小疏》若干卷、《果堂集》十二卷。
著名学者全祖望也很看重沈彤。他在《鮚埼亭集·沈果堂墓版文》中说：“义门先生之学，其称高第弟子者，曰陈季方、曰陈少章，年来俱已霣丧。而吴江沈君果堂为之后劲。果堂为人醇笃，尽洗中吴名士之习，读书以穷经为事，贯穿古人之异同，而求其至是。其为文章，不务辞华，独抒心得，顾闇淡自修，世无知之者。而果堂亦不甚求知于世。……其论文足与二陈称敌手，其穷经则二陈有所不逮也。予往来江淮之上，道出中吴，必访君。君亦必出所著，倾倒就予，互相证明。天子求明经之士，予以为果堂足副其选，而竟未有荐之待诏公交车门下者。”
沈彤是惠栋的好友，二人经常往来切磋学术。惠栋还有一个好友是陈黄中，他是陈景云的儿子，尤长于史学（注3）。二人与何焯都有一定的学术继承关系。事实上，后来从惠栋学习过的人，如王昶、王鸣盛、钱大昕，也都曾向沈彤请教（注8）。
何焯有个弟弟，即何煌（1668～1745），号小山，也是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藏书处有“语古斋”，一生校勘古籍颇多，对前后《汉书》、《说文》、《通典》、《云烟过眼录》、《孟子经注》等书校勘极精细。曾有一汲古阁本《说文》，毛扆因笔画错误，有剜改之处，几致使宋本失真。他以朱笔校正，并题识曰：“劝君慎下雌黄笔，幸勿刊成项宕乡”。后来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公羊》、《谷梁》等书，均据何煌所校之本。
乾隆时期的吴江名医徐大椿在《吊何小山先生（何义门之弟）》中描述何煌，其中有两句曰：“想先生博稚胸肠，炯炯目光，把亡经僻史，疑文奇字，考究精详。不论夏鼎商弃、唐碑宋画，真与赝，难逃鉴赏。”（注10）
何焯的侄子兼弟子何堂（字寓庸）也是有名的学者。徐大椿曾在《寿何寓庸》中说他：“ 懒极定忘机, 精华老不疲。读书不为功名计，只咀嚼闲滋味。不衫不履，学几种唐诗晋笔不尴不尬, 摆几件夏鼎商弃。自家贪睡朝情起，倒要拉杀人家报晓鸡。风骨自清奇，潜身见面稀。灯光淡沱书帷里，欲向南园化蝶飞。”（注10）
何焯的弟弟、儿子、侄子与门人之间也有往来，从《义门读书记》的编纂可见。《义门读书记》为何焯卒后，其子何云龙（字祖述）、侄子何堂与门人沈彤等整理而成，乾隆十六年（1751）刊行，当时仅六卷。后由蒋元益（其父蒋杲为何焯门人）从弟蒋维钧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完成了《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本的整理并刊行。该书有何堂序。据该序，何堂与何煌、沈彤、陈黄中均有往来。
吴中由于交通便利，物产阜盛，经济较为发达，这为藏书风气的盛行打下基础。藏书风气的盛行又为汉学的发达做好了资料上的准备。
吴中地区比较有名的藏书家有朱奂、吴泰来、顾阶升。
朱奂，字文游，与惠栋是莫逆之交，曾借给惠栋许多藏书，如《太平御览》360卷残宋本。程晋芳在乾隆三十七年所作的《桂宦藏书序》，列举了当时的三大藏书家，朱文游位列其一。其收藏有三种书，一为宋元精刻之善本，二为经钱谦益、朱彝尊、何焯及惠栋朱墨校勘的校本，三是秘本。朱奂也帮助过其他学人，如余萧客借助他的藏书，完成了《古经解钩沈》。朱奂侄子朱邦衡（秋崖），是余萧客的高弟，帮余萧客校辑过古籍，辑有惠栋《后汉书补注稿》抄本二十五卷和《国语》惠校本等。与惠栋曾经同在卢见曾幕府的沈大成，也从朱奂借过何焯校本《水经注》，戴震一同看过。卢文弨向朱奂借过明人吴宽校赵注《孟子》本。原先赵歧在《孟子》每章后皆有章旨，但在很多版本中都给删除了，直到见到吴宽校赵注《孟子》本，才见到大部分章旨，汪中又提供了何煌校《孟子》本，才得以见全璧。乾隆三十三年，陈树华向朱奂借过宋本《左传正义》。
惠栋晚年的挚友沈大成曾这样描述朱奂：“凡插架之书，必手自校勘。……前后藏至三万卷……朱君当日之友，若惠松崖、李客山、陈东庄、何寓庸诸人，皆吴之大师硕儒，过从讲习，收丽泽之益。中年以往，于书无所不窥。……近时东南藏书家，浙中推倦圃曹氏、竹垞朱氏、碧巢汪氏，吴则健庵徐氏。……余衰拙苦读，书不多，家贫客远，力又不能聚。每从君借观，君不我拒也。”（注7）（注：李客山即李果。陈东庄即陈黄中。何寓庸即何堂）
第二位藏书家是吴泰来，吴中七子之一，其祖父吴铨是有名的藏书家，在雍正年间做过吉安太守，归田后在木渎东街购地筑园，名遂初园，园中建藏书楼璜川书屋，藏书逾万卷，藏书楼在当时江南一带享有声誉，惠栋等名士为书屋的常客。王昶曾这些描写到：“以经义诗古文词相契好者，则余与沈冠云、惠定宇、王凤喈、钱晓徵、曹来殷、凌祖锡、朱春桥、张策时、赵损之、蒋升枚；画师则王存素、张斌如；琴客则周紫芝，方外则念亭、静荪之数十人，常集企晋璜川书屋。”（注5）
吴泰来（1730—1788），字企晋，号竹屿，苏州木渎人，与王昶、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等合称“吴中七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早年在木渎吴氏遂初园，与惠栋、王鸣盛、王昶经常往来。吴泰来《砚山堂集》就由惠栋作序。惠栋也常向吴氏借书。如“1766年，戴震入都时，路经苏州，借朱奂所藏宋刊《礼记注疏》。此书乃惠栋借吴泰来所藏宋刊校出。”（注6）
惠氏与吴氏两家实际上是世代交好。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九《吴企晋净名轩遗集序》中就提到过：“君（即吴泰来）与惠徵君栋世交，徵君父天牧先生所著《易说》、《春秋说》、《礼说》皆吴氏所刻。”
第三位藏书家是顾阶升，他曾帮助陈黄中找书。他与何堂是至交。
《清稗类钞》云：“顾阶升，字步岩。家故素封，独无所慕，惟以图籍、法书、名画自娱。所居乐书斋，插架者万余卷。遇一编，能识其刊刻、钞录、收藏之所自。贾客挟册至门者，为审真赝，品高下，判若黑白，无不相顾愕眙以去。陈和叔尝病《宋史》之繁，而临川旧本及祥符王仲稿本皆不传也，欲重删修以成一家言，而苦考证之书不具备，步岩辄按其目所征求者，悉举以畀之。”
实际上这一段大部分来自何堂（寓庸）《顾君步岩小传》，见《思适斋集》。原文曰：“（顾君）独恬然，无所慕。性疏远，绝不问家人生产，惟以图籍法书名画自娱。书斋之内，缥缃插架者万余卷。……余与君居相近，交最久。一岁中步屧恒相过从。余每至君斋，君必出其铭心绝品者，相商榷、焚香、沦茗，辄为移日。贾客挟册至门者，君为审真赝，品高下，判若黑白，无不相顾愕眙以去。和叔陈君病《宋史》，……欲重删修以成一家言，苦考证之书不具。备知君之藏书富也，商于余。余言于君。……故陈君之史，得君之助为多。”陈和叔即陈黄中彭绍升《二林居集》卷二十三《陈和叔传》言其成《宋史稿》一百七十卷，又著有《新唐书刊误》等。
顾广圻后序曰：“何寓庸堂所作顾君《小传》，藏书言之尚略。吾征诸所闻，则长洲张先生思孝，每称近世藏书，当数义门，为吾郡一宗。又称君簿录之学，深造义门堂奥，有类继别，考鉴秘而包罗广，出同时诸家上。”
以上两方面，即何焯带来的读书风气以及吴中富于藏书的文化条件，其所营造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对惠栋以汉学方法治经是非常有利的。当然，惠栋对于何焯的学术也并非全盘继承，比如他曾在《淮南子跋》中说：“义门于学全疏，惟考据略有头绪，其校雠多善本耳。”
吴中周围的研经学人与惠栋也有往来，如上元程廷祚、无锡顾栋高、华亭沈大成。常熟陈祖范也是当时著名的学人。钱大昕之师王峻是陈祖范的学生。这对惠栋倡导的汉学治学之风，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协同作用。
注1：《清史稿》言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注2：《清史稿》曰“景云，字少章。博闻彊识，能背诵通鉴。年十七，汤斌抚吴，试士拔第一。应京兆试，不遇。馆藩邸三年，以母老辞归，遂不出，以诸生终。少从焯游，焯殁，独系吴中文献几二十年。著有读书纪闻及纲目、通鉴、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韩、柳集皆有订误，共三十馀卷。文集四卷，亦简严有法。”
注3：《清史稿》曰“黄中，字和叔。诸生。父子皆长史学，而黄中尤以才略自负。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入都上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端。大学士陈世倌韪其言。顷之，诏求骨鲠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世倌欲荐之，谢不应。胡天游傲睨群士，独推服黄中。示以文，每发其瑕璺，未尝有忤也。尝病宋史芜杂，别撰纪传表百七十卷。又著国朝谥法考、阁部督抚年表。其卒也贫不能葬，或赙以金，妻张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卖所居宅以营葬。
注4：见《中国藏书家通典》（2005年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李玉安、黄正雨编著
注5：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朱子存墓表》
注6：见陈鸿森先生之《段玉裁年谱订补》。
注7：见沈大成《学福斋文集》之《朱文游五十寿序》
注8：王鸣盛从惠栋、沈彤研经学，见王昶《王鸣盛传》，载《春融堂集》。
注9：《义门读书记》蒋元益《序》曰：何焯弟子著录有千余人，除蒋杲外，惟陈景云、陈汝楫、金农得窥精要。
注10：见《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3期李寿冈《道情专家徐大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