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农作譬喻多为褒而工业譬喻多为贬？

一种文艺创作或学术著述，我们如果用农业劳作来比喻它，说它施“耕耘多年的成果”，那多是在赞美它；我们如果用工业生产来比喻它，说它是“工业制成品”，那几乎肯定是在批评它。类似的像说到教育时，我们会用培养、栽培、培养，这些词语都带着农业生产方式的隐喻；而如果我们居然用上“批量制造”“流水线生产”这样的工业化的比喻来叙述一种教育活动，我们肯定是在对它展开口诛笔伐。从以上说到的这些譬喻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有意无意间对农业劳作和工业劳作的不同感情、态度；其中爱憎褒贬非常分明。褒贬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以手工业劳作为喻体的譬喻，说写作是“一门手艺”至少不算贬低，但说一件艺术品“匠气”十足却是一句批评，“铸魂”“铸梦”“工匠精神”又都是含有褒义的说法。

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工业生产，这三种生产方式的先进程度是递增的，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有意无意间透露出的对它们的好感度却是递减的，正好相反。这就耐人寻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人们都太恋旧、太保守、太反动了吗？念旧、怀旧、守旧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当然可以拿来作为一种解释，但说服力却相当有限。如果这种心理在人群中真的普遍到影响了语言用法的程度，那么它首先影响到的也应该是与之更直接相关的“新”“旧”“过去”“现在”“未来”这些语词的用法，从而使“旧的”“过去的”这些说法带有褒义，“新的”“现在的”“未来的”带有贬义。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某种意义上正好相反，在进步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今天，公众似乎更认可“新的是好的”这样的观念。也许我们得承认，无关新旧，人们普遍地或有意、或无意地觉得农业劳作比工业劳作更美好，而手工业劳作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普遍的”看法又是怎么来的？下面说说我的几点思考。

首先，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广义的农业包括渔猎、畜牧等），总之是活物，而工业生产的对象多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钢铁、煤炭、石油、水泥、塑料等等），或至少是死物。在这一点上，手工业生产的对象与工业生产的对象接近，都多是死物。与活物打交道的劳作比与死物打交道的劳作令人来得愉快，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生命力是会相互感染、感应的，与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生命体打交道，我们会更容易感到心情舒展畅适，与死气沉沉的、冷冰冰、有时甚至是硬邦邦的无机物、死物打交道，我们不仅很难被这样的对象触动感情，还容易感到压抑。与有生命的活物打交道，是能移情的，会产生互感和共鸣的，因而劳作者能感受到一种“交往性”，与无生命的死物打交道，则是单向度的支配和操纵，难以移情、呼应，是“去交往性”的，会让劳作者感到“孤独”。再者，农业的劳作是促使生命体生长的，工业的劳作则是则是机械地摆弄、操作无生命的死物。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农业的劳作更像是父母在养育婴孩，而工业的劳作则更像是屠夫在处理尸体。

其次，农业生产的场所是露天的，是与大自然相接的，融于自然的，因而，这样的劳作服从的是自然的调度，遵循的是自然的节奏。人是自然孕育出来的，其生命本然律动着的节奏是与自然运行变化的节奏相协调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节奏是数以亿计的年岁刻写在人的基因里，规制着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的。遵循着自然的节奏，与自然的律动合拍，人会感到舒适、自如、自由。而工业生产的场所是室内的，是与自然区隔的、分离的，并且这种场所里的劳作是高度组织化的，具有高度的纪律性的，它以达到尽可能高的生产效率为目标，所以，这种劳作方式总体上有着加速、追赶的倾向。这就注定了它几乎必然要超出自然节奏，在这种节奏中长期运行自己的身心会让人异乎寻常的紧张、疲惫。不是说农业生产劳作不繁重，不会带来身心的疲劳，但农业劳作的强度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农忙也有农闲，哪怕农忙时节劳作松紧的调节也要自由得多，而工业生产的强度则均匀分布在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每一秒，哪怕是休假和“放风”时间也是制度性地均匀安排的，这就让人的疲惫感、紧张感均匀化、弥散化、常态化。现代工业生产本质上就是大机器生产，人是跟着机器运转的节奏在运转的，加上这种劳作普遍采用流水线的分工方式，就使得这种劳作的节奏具有高度的机械性，使久于这种劳作的人被压抑感和单调感所噬咬。相形于这种让人感到紧张、疲惫、压抑、单调的节奏，和谐、自然的农业节奏自然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在这方面，手工业同样介于两者之间。手工业是在作坊里进行的，这似乎与工厂类似，但它的劳作节奏更接近于自然的节奏。

第三，农业生产中，劳作者（农民）播种、耕耘、除草、培养、去虫、收割，见证了农作物长成的全过程，因而这种劳动是首尾连贯的、完整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到熟，一个东西被劳作者“创造”了出来，并且ta直接感到了这份创造之功。所以，ta从这一劳作中感受到的意义是充盈的、饱满的、自足的、笃实的。而在工业生产中，如前已提及的，劳作者被分配在流水线的某个位置，只负责一个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可以说，总体的、完整的、有意义的劳动被肢解了，对于每一个劳作者个体来说，这种劳动是破碎的、片面化的、抽象化的，劳动者只能抽象地相信自己的劳动是有意义的（因为既然社会设置了这样的工作并肯为它支付报酬，那么它想必是有意义的），而无法直觉地、鲜活明确地感受到它的意义。这种劳动的抽象化确实会遮蔽劳动者对自己所参与的劳作意义的感受。据说，纳粹就是采用了类似流水线分工的方式来屠杀犹太人的，屠杀行为被肢解为许许多多看起来说不上残忍的环节，比如开押解车、按动施放毒气的按钮，这使仅负责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工作的残忍性。由于工业生产分工使劳动的意义变得抽象，劳作者要确证自己劳作的意义，就无法直接诉诸自己在劳作中的感受，而要依赖于对该劳动坐落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整体秩序的良好和正义的信念。如上，农业生产是比支离的、碎片式的工业生产劳作更能是投身其中的劳作者得到完整、具体、鲜活的意义感和创造性感受，而手工业劳作在这点上更接近于农业劳作。

基于上述种种，虽然人们已经离不开工业生产，甚至现代的农业生产也在工业化，但人们却在感情上更爱重农耕劳作这种方式，反映在我们的语用中就出现了题目和文章开头所说的农作譬喻多为褒、工业譬喻多为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