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用艺术带给人类最普遍的尊严

2021年1月1日，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音乐如期响起，与以往不同的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厅的观众席上空无一人，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坚持这一传统的热情。音乐家们并没有因为观众的缺席而缺少了鼓励和认同，在半场结束时，来自全球90个国家，数千人在家中的掌声在金色大厅的音响系统里回荡，云端的笑容，被投影在屏幕上，人们在面对艰难现实的同时，也在用音乐鼓励彼此，期许未来。

也许有的人会说，在这么紧要的关口，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不如做点实事，弄这些没用的音乐对现实有什么帮助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忙着去探讨，可以先看两个故事。

泰坦尼克号上的华莱士·亨利·哈特利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有两个艺术场景让我至今难忘，一个是男女主角在车里的激情作画，另一个就是在船即将沉没时，几位音乐家在众人慌乱逃命中，演奏起了音乐。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一百年后，一把小提琴被拍出了90万英镑的天价，而据说这把琴的主人——华莱士·亨利·哈特利，就是在泰坦尼克号邮轮的首航中的随行乐队指挥。

1912年4月15日，巨大、不可一世的泰坦尼克号撞击到冰川开始下沉，有人落入冰冷的海水中，船员们也开始投放救生艇，还在甲板上的人慌乱的寻找着活命的机会。

根据一位幸存者的描述，他看见哈特利和乐队当时站在船的甲板上坚持演奏音乐以帮助乘客保持冷静。当其他五位乐手抓住栏杆时，有三位乐手被海水冲走，哈特利大声呼喊道：“先生们，我向你告别，再见了！”

哈特利为船上不幸遇难的人们，演奏着悠扬的音乐，直至琴声完全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乐队成员无一幸存。当时有报道称“在泰坦尼克号游轮最后可怕的时刻里，乐队在其甲板上的演奏将在航海英雄主义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

二战废墟中的瓦拉迪斯罗·斯皮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的一位犹太裔钢琴师全家被迫被赶进华沙的犹太区。在无情的战争之中，钢琴师的家人先后遇难，而他也受尽了各种羞辱和磨难，在废墟中逃亡之际，偶然间弹起一架废弃的钢琴，美妙的琴声吸引了一名德国军官，并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并将他保护直至苏军解放佛兰。

这位波兰的钢琴家名叫瓦拉迪斯罗•斯皮曼，他将二战期间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后因改编成电影《钢琴师》被世人广泛认可，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等诸多荣誉。

不用怀疑的是，当时斯皮曼在阁楼弹奏的，吸引来德国军官的曲子一定是波兰音乐最伟大的代表肖邦的钢琴曲。这时，用什么音乐是人类通行的语言来解释，也太过于冰冷和客观。在极度高压的战争年代，在一切为了胜利和生存的单向目标的生活中，音乐就像是残酷现实中的一场白日梦，在音符能够触及的空间内，构筑起了一个不现实的想象世界，在那里，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没有战争的胜利和失败，没有逃亡者和幸存者的不幸，只有在每一代的人类当中，都能发现的那些对美好的激情和向往。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什么问题？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在全球抗疫的紧要关头，这么一场音乐会有意义吗？或者说在这场音乐会上投入关注有价值吗？对于拯救人的生命而言，音乐可能远远要排在有效的医疗救治、足够的休息和充足的物资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人必须要先满足生存的最基本需求，才有可能去在其他事情上投入精力。但问题就又变成了，活下去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大价值么？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试图寻找和确认作为“人”的不同，有说人会思考，有说人会劳动，不论是哪一种，正是由于人的某一个或一些特质，让人在自然界中能够与其他的生命区分开来，而成为特殊的“人类”。

就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当人可以用生命来去衡量其他某些事情的价值时，“人”的意义，就超越了一般生命的存在，不再是那种简单的“活着”而已。生命可以去换取冒险中的发现、换取科学中的创造、换取不公正中的公平、换取应被普遍认可的自由。

当生命具有了生存之外的价值，具备了能被称颂世代的意义之后，人才有资格在芸芸众生里，恰当的谈论自己的不同，并以这种不同向自然宣告：“我来过”。这种整个人类之于全宇宙的证明，也同样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类成员自身。在亿万的同类当中，如果人没有办法向世界呈现出自己曾经来过的证据，那么这种存在，这个生命，就会被淹没在人类历史的汪洋里，不留一丝痕迹。

而这种向自然或同类宣告自己存在证明的行为，大可被概括为一个词——尊严。

用尊严向自然宣告生命的意义

罗素曾经发表过一段残酷冰冷的论断：

人只是因果关系的产物，并无能力预见未来。他的起源，发展，希望和恐惧，他的爱和信仰，都是只原子偶然结合的结果。无论是热情，英雄气概，还是强烈的思想情感，都不能使个体生命永生，数个时代的劳作，所有的奉献和灵感妙思，人类精英的一切杰作，注定要毁灭在太阳系的巨大死寂之中。人类文明的整个大厦，将不可避免地被埋没在宇宙的废墟之下——这一切如果不是毫无疑问，也是相当肯定要发生的，不接受这一点，没有什么哲学能站得住脚。只有借助这些真理，只有根基于不可避免地绝望，灵魂的寄所才能得以稳固地建立。

在一片死寂的未来图景当中，每一个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都不可避免地坠入虚无。也就是说，人不可能用生命本身，用自己还活着这件事来对抗这个终极的虚无感。如果不能给生命加以限定，人终究只是大自然的一粒必然消逝的偶然棋子，再伟大的人、再壮丽的文明，也都无法向虚空宣告自身的存在。

生存本身是自然的事情，如何让生存更有尊严，那才是人的事情。一种有尊严的生存方式，自身是带有意义的，并可以无需证明就能向同类以及自然宣告自身存在的。

康德的墓碑上刻着这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在赞叹自然星空绮丽之时，康德找到了道德——这种只存在于人类理智当中的东西，并用它来彰显人类的不同，来向星空宣告：“我曾经也在这里，我心中的道德，也如同你们一般闪耀。”

艺术是人类最普遍的尊严

也许，道德是人类尊严的上限。当一个人被自己的同类包围，置身于一个社会之中，道德是向每一个能被他影响到的人展现存在价值的最好载体。也就是那种几乎可以被所有人认同，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背景之下，都会采取共同的行为方式。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有时候道德对于人的生存尊严的展示来说，成本过于高昂。对于那个颠沛流离的波兰钢琴家来说，接受敌人，也就是那名德国军官的庇护，是否是道德的呢？在那种情况下是该毅然的了却生命，还是苟活下去呢？

当道德和生命相碰撞，往往会带来惨烈的结果。而还有一种尊严，就没有那么激烈和绝对。几万年前岩壁中的壁画，山野间的巨石阵，狮身人面兽和大金字塔，我们无法去判断这些东西的道德性，但它们却通过艺术这个载体，像自然和后世宣告了人类存在的价值。

艺术的尊严，没有道德门槛那么高，它可以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任何人都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甚至终极意义。在泰坦尼克号上，演奏至最后的琴声，恰好就是生命最好的尊严伴侣。带有艺术尊严存活下去，也许是人类最容易、也是最普遍、甚至是代价最低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带着尊严活下去，否则就带着尊严去死

人们往往会刻意回避那些无法回答，又异常重要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就是这其中最常被提及，却又最容易被回避的那一个。当人面临战争、面对灾害、面对疾病这些能够轻易摧毁个人的巨大力量面前，生命的意义就愈发显得无足轻重。

这时，尊严也就不再是一种曾经存在的宣告，更是人在一种本不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抗争，即便是毫无希望，也仍旧表现出对抗的生存意志的一种英雄主义。这种看似没有最终价值的反抗，也在罗素所说的自然的偶然性和最终的虚无当中，点燃了每一个努力展现出尊严的人的火种。

对于这些尊重自己的生命的人而言，要么带着生命活下去，要么就带着尊严，坦然的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