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2077年的一封信

这是一封来自历史的信，或者是曾经来自的我们。因为最近的趋势来看，我们的生命还是大概率能到达这个时间点的。它来自一个对现实充满思考、对未来充满憧憬与疑虑的少年。

人都会在年轻的时候畅想未来，我或许是想得比较多的一个，我不仅想，而且在想象的世界里创造、自我沉溺。我观察能看到的一切，思想所能思考的一切，我觉得人类的每种事业都是我的事业、人类的每个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我要为人类的事业而癫狂，这就是我的志业。现实给予这种酒神式的癫狂一种日神式的平衡。思考常常是没有完美的结果，妄图改变世界则是蚍蜉撼树。落差之中总是用萨特的话安慰自己：人生的价值恰恰就是你选择的那种意义。 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并且理解到什么都不能使他挣脱自己。故此，我尽力的避免思考人生的意义，以防止陷入虚无。把自己沉溺于形而下问题的思考，渴望通过对种种现象的思考，再将结果汇总，就可以得到终极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对人类与未来心存忧虑，一方面固执地相信着自由意志，不是认为明天会更好，而是任何事物都会有自身的存在形式，都能在人类适应之后找到其合理性，为它赋予意义。未来也是一样。

对2077年我没有什么想象，20077年也没有。只能说我对未来有过想象，而不是特定的某一年。当某种想象与固定的时间坐标相连，这本身便于想象的自由驰骋相矛盾。倘若人们真的活到那一年，想象却没有实现，岂不是剥夺了未来的我们想象的权利？毕竟即使是历史上所谓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生活在那一年的人也为必然能够理解其在时间序列里的意义。2077被单拎出来，或许是因为2020年发售的一款游戏，其得名据称是与西方人认为“7”是幸运数字有关。倘若是中国人来做，应该是叫“2088”了。它蕴含的美学风格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感官，这种风格必然会泛滥，成为历史书上“后现代”中的一节，最终审美麻木，但它蕴含的对未来的想象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如我每一次看1968年制作的《2001太空漫游》时感到的神秘与震撼。人们一直在预测未来。所以真要去看未来，或许可以看看历史。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从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到孔德、斯宾塞，人们歌颂理性，认为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而从理性而来的唯科学主义，让人们认为一切都可以用科学解决，包括真理、正义、平等、人权。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那时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乐观：人们相信，用科学与理性的视角，用计算与控制的手段，可以扫除一切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人们也未曾料到它对整个20世纪无处不在的影响。1900年，当卡尔文爵士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宣称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落成，它的晴朗的天空只剩下两朵乌云时，他没能看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对传统物理理论的颠覆。同样，在1948年香农发表《通信的数学原理》时，没人料到三十年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明和整个信息时代的到来。

未来只能展望，不能预测。我们没有必要站在现在去嘲笑前人的预测，或许未来的人也正在嘲笑我们。我们都是山洞里被缚住手脚、不见天日的奴隶。过于遥远的幻想不适合2077，聚焦于现在，才能窥见未来。

这是一个问题的时代。不仅在于我们塑造的现象，更在于现象中的被塑造的我们。我们看到，旧的议题没有被解决，一场蝗灾依然能造成尼日利亚、索马里、伊朗千百人死去的饥荒，一种病毒可以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平等地来到每个人的身边，小国见见诸于枪与炮的战争、大国间明里暗里的博弈……饥荒、瘟疫、战争依然存在，但问题是，神死了，至少在人们的心里，我们不能再像中世纪的教士一样面对黑死病的时候耸耸肩：“这是神的意志，改变不了。”即使是面对像加州山火这样的自然力量造成的灾害时，我们也早已习惯于向领导者、组织者为造成的伤亡问责。自然问题已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变成了政治问题，结果便是当我们有了选择权时，我们会怎样选择。

同时新的议题正不可阻挡地产生，现代性正像大洪水一样裹挟着每一个渺小的个体，反抗是如此的无力。人们对未来的自信的另一面是膨胀的欲望之下对人的潜能的不断掘进，人在异化，也在进化。人的生存状态已全然不同。生产力解放的前提是信仰的打破，但当物质需求满足后，人们却在精神世界里迷失。消费社会、娱乐至死的本质是多巴胺的陷阱，背后是人类越来越难以找到价值与自我实现。当铁链被打破，人类又真的有勇气走出铁笼吗？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尼采笔下的“超人”，谁也不敢确定走出去后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铁笼。

对工具理性的极致追求碾压着一切。当快乐被解构为生物电信号，通过d品、LSD获得的感官刺激似乎也获得了合理性。但人们只记得伊壁鸠鲁宣扬的享乐，却忘了伊壁鸠鲁也倡导修行。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攻关，希望克服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生物界一直思考着通过种种手段延长人的寿命。当生与死的议题变成了纯粹技术的问题，也意味着哲学的式微与宗教的消亡。古人的幸福在于构造“真实世界”并创造普世价值。古希腊通过理性塑造“真实世界”，中世纪通过伦理与信仰塑造“真实世界”，对现实的恐惧和绝望、生命的疲惫和无力是人们追求“真实世界”的根本原因。不确定使人感到悲伤和绝望，于是哲学家和神学家通过“真实世界”去追求一种一劳永逸的幸福与自由，并将这种价值传播给普罗大众。而今的人们已经不再关注宏大叙事，甚至是现实生活，结果是人的主体性正在消失。网络的产生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居所。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每日屏幕时间达到六七个小时，通过手机被动的获得信息与娱乐，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用来去生产、去劳作、去与亲友交流、去读书、去思考、去奉献社会、去爱人、去生活的主动作为，个体只会倾向于保守、收缩，丧失对现实的感知，丧失建构附近关系的能力。这背后不可避免的是自由意志的消失，我们不再相信我们可以在生活的环境中去建构爱的关系。这正成为我们的命运。个体化、区块化时代，人们越来越难与他人共享相同的感动与情感，无法形成精神的集合，我们的“真实世界”到底在哪？

这封信里似乎满是是悲观主义论调。有人说，经济学家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发展;社会学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问题。作为社会学学生，我必须指出，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学家对现实深刻的观照，他们观察、他们解释，是相信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康德说，人类是有限的理性。我说，人类的价值都在于非理性。理性，是符合预期的。而非理性，是创造奇迹的。

这封信会一直以数据的形式永生。当我75岁时再次阅读起这封信，我会给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