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往事
我目睹过一些杀人事件，在府东街的菜市场里。 我家租住在菜市场。晚上，卖肉的摊位收场了，整个市场变成一个个空水泥台。那天，我看到一个疯女人被一个男人用砖头砸得满头是血，就在卖肉的水泥台上。疯女人不会喊救命，只是不停地笑，声音穿透整个空荡的夜晚。租住在菜市场里的人们听到嚷嚷声，跑出来站在门口看，他们也只敢站在门口看两眼，像我们家一样。 妈妈害怕，把我拉进房间。我躺在床上，紧紧闭着眼，恐惧和难过在身体里翻滚。我想到，前几天，就是在前几天，我在对面过早时，才看到过那个疯女人，她脏兮兮的脸，蓬头垢面，耷拉着半截拖鞋，脚指头在外裸奔。看到我点了一碗汤面，她也站在老板娘摊位前哼哼唧唧。老板把客人吃剩下的面倒在一个塑料碗里，塞给了她，让她赶紧走，她开心地抱着碗，用黑黢黢的手边吃边走远。我低头吃面，眼泪掉到碗里，我不理解自己的伤心，是面烫到了我，不怪别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疯女人。 疯女人最后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会是菜市场里永远的谜，像其他那些从来不曾解开过的谜一样，令人畏惧，又神往。我知道，疯女人的血渍会留在那里，等太阳升起，摊主们将凌晨运过来的肉摆放在上面，卖肉的人会看到这些血，他们窃窃私语，心知肚明。买肉的人也会看到这些血，他们会以为这是凌晨刚在屠宰场宰杀好的肉，被趁热运过来，这血，是“新鲜”的代表。 杀人这个词，总难避免和一些工具联系在一起。菜市场最不缺工具，挑菜的扁担、捆在三轮车上的麻绳、早点摊旁的煤气坛子……当然，最能让人产生直接联想的，就是肉摊主手上的刀。我的爸妈也在这里卖肉，他们卖白条鸡，老实人手上的刀只能误伤到自己，我爸妈的手已经因此沟壑纵横。猪肉摊的那几个男人，却可以将手上的刀作为示威的武器。而菜市场就是他们示威的现场，不止在夜晚。 进驻府东街菜市场之前，我们的上家是武汉的一家菜市场。90年代末，大批的人从村里逃离到城市，爸妈也在其中。他们选择卖菜，因为这是一种“生意”。“做生意”听起来要比“打工”更有出息，它意味着自己能成为自己的老板，有发财的可能。那时我4岁，世界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从农村的稻场被带到武汉的菜市场，我失去了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别人说，这是一种幸运。
武汉的菜市场规则更多，他们施行“占摊制”，谁来得早，谁就可以占得摊位。这种红利属于 生活在菜市场的本地人，我们是外来人口，不靠关系，没有办法租到菜市场里面的房子。爸妈找到了离菜市场较远的一家工地，租住了他们的一间板房。半夜12点，爸爸去进货，凌晨3点，妈妈拉起我，到菜市场与爸爸会合。能不能占到摊位，得看运气。 我总能看到爸爸和菜市场里其他的摊主互相殴打，只为了争夺一个摊位。运回来的新鲜蔬菜，全部被对方扔到地上，用脚踩烂，妈妈跪到地上，去捡那些蔬菜，央求他们不要打了。我站在一旁，就这么看着，一动不动。爸爸带着满脸的伤，转战到市场外的马路边。这里才是外来人的地盘。大家用蛇皮袋子铺在路上，摆成一排，多一个人排队摆摊，就多一双眼睛，只要其中一个看到城管的影子，大家就能集体逃亡。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多年后我一直重复做着三个梦：爸爸骑着老式自行车，后座的两边挂上蓝皮货箱，前杠上坐着我。路途顺畅的时候，会抬头看一眼星星，对着凌晨3点的天空哈气，嘴里吐出的白烟铺满整个天空。一个急刹车，前面是一个大坑，屁股下的单杠失去稳定性，我的心开始收紧，冻得通红的手抓紧龙头，眼前的鸿沟越来越深，把我和爸爸淹没。 第二个梦来到了马路边的地摊前，爸爸买了一碗臭豆腐，我们三人站在摊前分着吃，这是我们的晚餐。我听到远处传来城管的警车声，条件反射，喊出来：“妈嘞！来啦——”。下一秒，整排摊主卷起面前的蛇皮袋，拎起收钱箱，开始逃跑。爸爸妈妈混在人群中一起逃跑，却忘了带上我。城管的警车驶来，将我抱走，放到后车厢中。车越走越远，我看到妈妈突然回头，慌乱中寻找我。 第三个梦，我刚睡醒，下意识用手往身旁探寻，什么都没有，惊坐起，发现爸妈都不在房间里。我穿着秋衣下床，想打开房门，却被反锁，我被困在房间里。恐惧席卷了我的灵魂，将它抽出我的肉体，我疯狂摇动房门，嘶吼着哭泣，谁能来救救我呢？一个4岁孩子身体里的呼喊谁能听得到？一颗幼小的灵魂耗尽了全部的求生欲，哭到疲倦，我就这样穿着秋衣抽搐，趴凳子上睡着。中午，我听到房门的声音，惊跳起来。妈妈推开房门，看到我哭肿的眼，赤着的脚，一把将我抱入怀中。我不停打她，恨不得将她撕裂。她向我解释：3点钟准备喊我起床一起去菜市场，可发现我睡得太熟，她不忍心，决定把我锁在家，好好睡觉。我恨她，但她擦干我的眼泪，告诉我，外面下雪了。我跑出门，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大雪吞没了所有的悲愤，我原谅了她。 成年后，我和妈妈聊起这三个梦，她泪眼婆娑，说都是真的，不是梦。我说我不信，不信梦里的残忍。 武汉终究不是我们家的容身之地。某个夜晚，我们找了辆半敞式的小货车，搬走了板房里能搬走的所有家当。货车连夜往前开，妈妈把被子摊开，铺在货车的后半截敞篷车厢里。我们躺在上面，316国道上的路灯明晃晃，迷醉了人的眼睛，照亮了我们的前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安陆，去这座小县城，那里能给我们未来。 来到了安陆，我们落脚在府东街菜市场。大伯在菜市场里卖包子，找了关系，让我们租到了一间门面。 爸爸坚决不再卖菜了，做点什么呢？他决定重操结婚前的旧业，弹棉絮、卖卤菜。门面房的后面用挡板阻隔，里面的十平米就是我们的厨房、厕所加卧室，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下就是下水道，这是我们的厕所，上完厕所，用块砖头把它盖上就行了。厕所的左手边就是洗手池和煤气灶，这是我们的厨房。床靠近挡板，挡板的另一边，就是弹棉花的机器。每个早晨，机器的声音像电钻，在耳边嗡鸣。我被震醒，侧躺在床上，看到老鼠从厕所的洞里爬出来，窸窸窣窣，东张西望，等它从眼前消失，我才敢起床。门面房的外面，我们摆了一个卤菜摊，但并没什么人光顾。我的晚餐变得异常丰富，卤鸡爪、卤藕、卤千张、卤海带，除了卤菜外，再无其它，日日如此，必须吃完，不许浪费，我的食欲变得很差。爸妈决定再次转行，卖白条鸡。因为这个菜市场还没人开始卖。这个生意，他们一直做到现在。我到年龄该上学了，爸爸将我托付给了摊位对面的幼儿园，直接去上学前班。步行20米，爬上三楼，会看到一扇铜色伸缩门，喇叭里放着《采蘑菇的小姑娘》，这是我的乐园。在菜市场忙碌的早晨，我背上书包，绕过摊位上的白条鸡，在爸妈忙着应对顾客的瞬间，我已经爬到了幼儿园的大门口。铁门被拉上，我在校园里的生活开始。放学了，家长们陆续接走自己的孩子，菜市场的几个小孩被留在最后，我们的爸妈还没来，园长爷爷负责看护我们。爷爷姓张，技能周全，神通广大，中气十足，走路时会唱美声。他端着一个保温杯走进教室，坐在风琴面前，边弹边唱，有时弹《兰花草》，有时唱《几多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歌声沉醉，穿过房顶，传到楼下的菜市场。 我趁园长爷爷不注意，搬个小凳子到窗口前，站上去，再稍微踮起脚，看到楼下的爸爸妈妈正在准备收摊。他们洗盘子，数零钱，和隔壁摊位的叔叔聊天。歌声骤停，背后传来大声的喝止，爷爷一把将我抱下来，我像个木头人，立在原地，听着他的教训，一动也不敢动，不敢掉眼泪，连呼吸都在犯错。到最后，园长爷爷将我送回家。 幼儿园更像是一个收容所，菜市场里的同龄小孩儿都在这儿，我们成为朋友，周中一起上学，周末相互串门，躲在发酵着米酒的被子里打扑克，在一层层水泥摊后躲猫猫。更多的时候，是在各家摊位上帮爸妈牵塑料袋和找零钱。对未来，我们没有任何幻想。 吴伟，他家是卖干货的，也是我们最频繁的聚集地。房间堆满香料、调味品，人需要侧着身子排队行走，床上的被子里放着几盆发酵的米酒，我们躲在里面打扑克，累了，就直接倒在里面睡觉。陈天冬，他家是卖豆腐的。周末的中午，他妈妈喊他吃饭，我们会凑到他家门口，他端着一碗白米饭，上面覆盖着一排青翠的烧扁豆，右边是红烧豆腐，颜色看着诱人。他趁妈妈不注意，往我们嘴里塞块豆腐，我们羡慕，他的妈妈真会做饭。文倩，她家不卖任何东西。她和妈妈住在菜市场，她妈妈喜欢穿着丝袜，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涂着鲜艳的口红来买菜，这是菜市场的一道风景。好几次，我撞到不同的男性在她家做客，文倩告诉我，他们都是她的爸爸。我听不太懂，但没关系，我去她家是为了那些洋气的玩具娃娃，哪个是她的爸爸，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菜市场的午后，炎热，潮湿，下水道的老鼠也昏昏欲睡。妈妈坐在摊位前，系着围裙，左手撑着额头，仿佛下一秒它就会掉落。右手举着根1米长的细竹竿，竿头绑着白色塑料袋，左右，左右，晃动，赶走在肉上蠢动的苍蝇。节奏感加速催眠，头随着竹竿的晃动一秒一秒下沉，沉到极限，再抬起，循环往复。爸爸这时已经骑着摩托三轮，去周边的养鸡场进货，那是明天凌晨要宰杀的白条鸡。他们凌晨3点起床，忙到下午，买菜的人已经回家，吹着风扇，吃着西瓜，爸妈继续和睡意抗争，支撑着唯一能支撑这个家的摊位。熬到夜幕降临，最后一波下班的人已经买完菜回家做饭，可以收摊，清理身上一整天的污秽。 倦意让他们忘记了身边的孩子。打发漫长的下午，的确枯燥。周末，我偶尔会帮妈妈牵塑料袋、赶苍蝇，偶尔在摊位后写作业，认真写下老师布置的作文：我的家。“我的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我的家住在府东街菜市场，爸爸妈妈每天杀鸡卖鸡，我每天上学放学……” 偶尔在写作业的瞬间抬头发呆，我听到苍蝇在脑袋上嗡嗡，脚旁的老鼠一溜烟儿蹿过，肉摊上被温度蒸发的腥臭拂来。接着，我看到对面猪肉摊的男人们，他们的叫声总能吸引人的注意。无聊的下午对他们来说永不无聊，那是挥洒快感的时刻，整个下午的生机由他们带起。他们在摊位上聚众赌博，翻牌的瞬间带来肾上腺素。赢的那人一跃而起，围观的人们跟着欢呼。据说，晚上他们也会约着一起去赌场。 男人们将摊上的肉用白纱布盖好，手旁放着苍蝇拍，搓搓手掌，一声呼唤，“来来来，搞一局！”他们围坐一团，开始“炸金花”（一种用扑克牌赌博的游戏）。这时，外面涌来一群人，拿着刀，比猪肉摊上的砍刀更长一些，朝其中一位摊主砍去，惊叫中，那摊主躲闪得快，反过来抄起案板上的砍肉刀，开始反击。肉摊旁的人们惊恐四逃，妈妈被声音惊醒。更大的一声惊叫穿透菜市场的水泥板，之后的画面化成一部默片，在我脑海里，他们只剩下茫茫红色。我听到扇巴掌的声音，也听到跪地求饶的哭泣，周围的人的眼神惊怯，没有人敢关心这场斗争。 自那以后，妈妈经常和爸爸吵架。 “别人还以为我们家是个金库呢！没赚两个钱，倒还把钱全借给别人！” “你的嘴巴怎么这么烦人？一天到晚说个不停，都一个菜市场的，别人找你借你还能不借吗？” 妈妈流泪，爸爸沉默，我听不懂。关于“钱”的字眼，成为我童年的谜思。 菜市场变老，我们长大，一些谜底钻出土面，新的谜语继续浮现。
隔壁摊的叔叔死了，在夜里睡死了，他才比爸爸大一岁。叔叔戴着一副眼镜，衣服整洁，皮鞋锃亮，这是学校里才有的形象，菜市场里，他是个异类。每天早上，他的摊位上会收到一份《楚天都市报》，闷热的下午，妈妈在打瞌睡，猪肉摊的男人们在“炸金花”，他会拿着报纸，一页页翻看。那天下午，我坐在摊位前发呆，他叫我过去，指着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问我，这是你吗？我瞪大了眼睛，确认了一遍，又确认一遍，心中的血液上涌。我抢过报纸，跑进房间告诉爸妈，我的作文得奖了！房间里的老鼠被吓得窜进洞里，妈妈在洗衣服，应和了一声，哦。爸爸在睡觉，我的声音惊扰了他，他撇了嘴，不耐烦地翻了个身，继续睡去。我走出去，把报纸还给叔叔，他去对面小卖部给我买了根棒棒糖。他说：“祝贺你，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学校老师给每个学生的年终报告册里都会写的一句话，俗气的祝福。 当天晚上，他便死了。他的妻子第二天来到我家，不停哭泣，说晚上吃饭还好好的，命苦啊，我的命多苦啊……她哭号，妈妈也止不住流泪，爸爸在一旁沉默，老鼠也跟着沉默。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最终的结局。妈妈心疼叔叔的妻子，希望能给她一个照应，她们结拜为姐妹，我喊她姨妈。菜市场里开始有人说，叔叔的死是一个女人在晚饭里下了药害死的，不然不会这么蹊跷，哪有人就这样睡死了？不疼不痒的。话语变成空气，姨妈没办法在菜市场里继续做生意了，她转让了摊位，消失了。
我继续读书，初中，高中，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07年，我小学毕业，弟弟在一个闷热的中午出生在我家。门面房被拆，那里建起了市场大棚，我们搬到了幼儿园最顶端的一间教室里住。2008年雪灾，大棚轰然倒塌，爸妈躲到摊位案板下，逃得一命。继续搬家，从菜市场搬出，到马路对面的老式平房。夏天涨水，淹没了我们的床。接着搬家，来到了安陆一中的旁边，我在里面念高中，离菜市场越来越远。 大学期间偶尔回家，我看到吴伟接替了他的爸爸，成为下一任摊主。我去他家买调料，我是顾客，他是摊主。“要点什么？”“一罐豆瓣酱，一勺米酒”，这是所有的对话。陈天冬已经从菜市场消失了，他们说他是个天才，提前被华师一附中录取，将来是会进清华的。我应该永远也见不到他。有一次，我拎着买好的菜从市场出来，在马路口见到了文倩，她牵着一个女孩儿，女孩儿齐她肩膀，喊她妈妈。我没敢去打招呼，她一定不认识我了。姨妈也从外地回来了，带着她的第三任老公，一起回到菜市场看我们。为了报答当年妈妈的照顾，她请我们吃饭，还叫了一些陌生的男性朋友，她一一给我们敬酒、相互介绍，说这位大哥，在武汉有8套房，那位帅哥年纪轻轻就已经开了厂，赚发了。妈妈不知如何应对，早早离开了。叔叔是怎么死的？姨妈究竟去了哪里？又从哪里回来？我们不得知。存在、消失、蜕变，所有的间隙都成为谜，铺满我的生活轨迹。 去年，疫情爆发，菜市场被封锁，我们的生活出现断层。菜市场如此重要，县城里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新的危机总能带来新的对策，这是求生欲激发出的创造性。社区开始帮忙团购，定向运输，价高菜少，每家每户如饥似渴，开始抢购。总有抢不到的人们。于是，新的伎俩又出现，人们联系到菜市场里做生意的摊主，让他们从家里拿出一些存货，偷偷转运，社区里的人们派出代表，要么翻墙出去拿菜，要么和社区搞好关系，溜出去10分钟，拿上菜就回来。爸妈胆小，不愿出门，拒绝了一些秘密订单。 封锁在家的第N天，没有屯年货的我们，只剩坛子里的一点儿酸菜可以吃。爸爸肾结石发作，我害怕炎症使他发烧，被强行拉去隔离，感染新冠的机会更多，必须提前带他去医院把疼痛止住。2月的医院，诚惶诚恐，每个角落都可能藏着病毒。我极力劝说妈妈，又不断安抚爸爸，辗转联系社区，讨到了一张去医院的通行证明，全副武装，骑摩托车带爸爸出了门。太白大道上空荡荡，一些救护车来来往往。我们路过菜市场，高高的木板和铁丝网构筑成墙，掐死了市场里所有的生机。风擦过我的耳边，我和爸爸像来自外星球的异类，行驶在被人遗忘的马路上，感到自由。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们潜过所有关卡，来到鸡屋。妈妈种的蔬菜几乎被周围的村民扯光了，我们偷摸带出来了地里残剩的白菜和冰箱里的一些鸡肉。分装下来，满满四大袋子，一人拎两袋，走在设满路障的建材市场，天空变成深蓝色，星星挤在一起，无一鸟一兽。我俩像是这大道上的两只贼，回自己家做贼。爸爸说，在菜市场做了几十年生意，每年年底都担心冰箱里的囤货卖不完，只有今年，担心囤货被吃完了还出不了门。这是作为菜市场主人的红利，他得意。 新闻说，社区团购会成为主流的买菜方式，菜市场终究会开到手机上。摊主们惊慌，有一天，他们赖以为生的菜市场会消失吗？这些给了他们经营，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摊位，会成为海市蜃楼吗？像那些曾在这里出现又消失的人一样，菜市场的未来也会成为一个谜。 我感到好奇，去问妈妈，如果菜市场消失了，怎么办？妈妈说：“那时我们早已经老了，干不动了，管它菜市场在哪呢！以前卖肉的肖四找你爸借钱‘炸金花’，这钱前段时间才还回来。菜市场要消失，我也得先把那钱要回来。”妈妈为我揭开了一个新的谜底，杀人事件发生的那年，她和爸爸的争吵，是为了这钱。 疫情也让我们又一次被迫搬家。房东恐惧我家的鸡粪里藏着新冠病毒，刚一解封，就勒令我们一家在一个月内搬走。在菜市场周边寻找下一个能养鸡的房子，比登天还难，没有人愿意租给我们。爸爸焦虑到整夜难眠，妈妈中午在家做饭，会突然流泪，愤怒地指责爸爸未曾给她一个安稳的家。最终，鸡屋搬到了县城的另一边，那里是更偏远的乡镇，离府东街菜市场有40分钟的摩托车程。 如今，我的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的家不住在府东街菜市场，爸爸妈妈每天杀鸡卖鸡，弟弟每天上学放学。弟弟没帮妈妈牵过塑料袋，他沉醉于自己的网络世界，菜市场的生活对他来说是虚幻。我也不再帮妈妈牵塑料袋，我失去了菜市场主人的身份，变成一个游客，一个观望者。就像此刻，我坐在家里，面对着电脑屏幕，写着菜市场的种种过往。我的爸爸在凌晨开着摩托三轮，三轮里装满了热腾腾的白条鸡，它们堆成小山丘，尸骨未寒，从县城一端的鸡屋被运到另一端的菜市场。我的妈妈，她正在菜市场的入口，像十几年前一样，举起刀口，砍向案板上白花花的鸡肉，打包，把手擦干净，递给摊位前的顾客。 没有人关心菜市场的归处，就像没有人关心那些出现又消失的人一样。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原载于公号：中国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