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抗癌三部曲：从《送你一朵小红花》到《小伟》，什么才是真正的抗癌电影？

1月21日，日本著名音乐大师、曾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末代皇帝》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坂本龙一通过微博发文，称自己被确诊为直肠癌。他透露，自己曾在2014年时患上咽喉癌，此后的六年里病情逐渐缓解，并逐步回归正常生活。然而遗憾的是，近日他再次被确诊为直肠癌。坂本龙一表示，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而“此后的日子我将‘与癌共生’。”事实上，癌症一直以来都是电影的一大题材，因为癌症很难治愈，与癌症共生的过程既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抗争，也可以让人看到各式人等在面对不可抗力时的抉择，从而抵达人类灵魂的幽深之处，窥见人物最内核的性格与最浓烈的情感。

1月以来，大陆院线数部影片从不同角度关注癌症病患，《送你一朵小红花》《缉魂》和《小伟》三部影片以不同方式来讲述癌症故事，可以看出同一题材的电影可以扩展出多么丰富多样化的创作空间。举例来说，《送你一朵小红花》将情节建立在三组爱情关系之间：其中，最明显的是韦一航（易烊千玺饰）和马小远（刘浩存饰），影片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二人找寻、扶助、支持对方的过程；其次是韦一航的父母，尤其是其中的一个段落，二人用手机视频描绘了韦一航因癌症去世之后的生活图景，从中可以看到二人牢固的情感；最后是他们的朋友吴晓昧（岳云鹏饰），其对韦一航一家和对病友会的支持都是建立在怀念伴侣的基础之上。不过，影片看上去是一部癌症题材电影，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爱情，影片在大打情感牌的同时，将癌症本身驱逐出场，这也直接导致影片存有“消费病患”之嫌。

《缉魂》把癌症几乎无法治愈作为基础，人物的绝望和痛楚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也直接决定了灰暗的影调。不过，影片却并没有像《小红花》一样走向写实主义，而是以科幻悬疑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片中，著名集团董事长王世聪和检察官梁文超（张震饰）各自罹患癌症，前者企图通过RNA技术将自己的意识或所谓“灵魂”转移到另外一个躯体之上，希望借此能再度跟自己的爱人相聚，也可以继续统治王氏集团；后者则抱着必死之心希望在死前能够为妻子留下一笔遗产。一个是向生而死，一个是向死而生，两种截然不同方式让他们共同维持着最后一段生命，尽管最终事情变得越发复杂以致失控。《缉魂》借技术探讨人类情感，借科幻的外壳探讨人类本体存续的本质，恰如阿莫多瓦的《吾栖之肤》和诺兰的《星际穿越》；癌症是其重要的触媒，在情感与科学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枯槁的形容、剃光的头颅、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所有这些，注定了癌症题材电影首先是身体的，而身体、面孔也是最直接的影像构成。我们在《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缉魂》中就看到，演员不遗余力地改变着他们的身体：张震减重20斤塑造病人病态的体型，易烊千玺则以混沌不清的口齿、佝偻的形体、时而冷漠时而痛苦的表情呈现一个脑瘤患者面临的创伤。一如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瘦削的坂本龙一而为之难过，电影人物身体形态的变化也最容易引发观众的怜悯与共情，这些视觉效果在制造商业片卖点的同时，亦无数次点明癌症题材电影的共同特点：形体急剧变化所造成的落差感，是癌症题材电影最直接的依托。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两部影片还都是借助类型手段来完成对癌症的讲述，今日在院线上映的《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则以一种更为平缓、更具生活质感的方式，将一个癌症家庭面临的种种情况讲述出来。影片原先的片名即是这部电影的结构本身——慕伶（母亲）、一鸣（儿子）和伟明（父亲）各自形成一个视点，发展出三段具有独立性但又互相交织的故事。《小伟》规整而又相对松散的结构，实际上给影片赋予了更多发挥的空间；它关心的既是一个个体抗癌的过程，但也有更多的外延，涉及到三个人各自的日常，涉及到家族的前史，甚至触及了周围的社群，勾勒出一整个粤语文化圈的氛围。在这其中，癌症似乎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融入到三个主要角色的日常生活当中；病症始终没有类型式的突变，而是在时好时坏中走向某种必然的结果。

有趣的是，三部癌症题材电影都以家庭为背景，涉及家庭内部的变化和重组：《送你一朵小红花》以漫画式的人物，甚至不惜以真实性为代价展现一个中产家庭面临的危机，而在《缉魂》当中，导演程伟豪和他的编剧则通过极为复杂的编排，像翻花绳一样进行着家庭和性别杂耍，将两个癌症病患家庭和其他一些人物联系、纽结在一起，形成人物和情感上的对照，精神和肉体的分离更进一步增加了情节的复杂程度。

与这两部电影不同，《小伟》将故事架构在具体的空间当中，花费大量的精力完善家庭成员的互动，也正因如此，影片的力量不在夸张的人物交流和悬念丛生的剧情之中，而是出乎举手投足、眼神顾盼的导表细节之间。在电影最感人至深的一场戏中，慕伶、一鸣和伟明三人蜷缩在一个火车卧铺车厢中，伟明故意要与儿子一鸣挤在一张本就不宽的床上，慕伶则回绝了伟明的邀请，坐在另一边看着父子痴笑。在这里，导演黄梓刻意尽量减少任何调度“干扰”，日常和温馨的氛围经由暖色的固定中景长镜头溢出影框。虽然全片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化情节，但三位演员却生动演绎出一个三口之家最后的团圆。而在下个镜头中，火车匆匆开过——让人想起小津电影中的火车与汽船——一鸣已经再次骑行在广府的某个路口。换言之，时空飞速流逝，过去的三口之家已经解体，母子二人也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小津以火车令故事终结，黄梓则以列车令生活转场。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是癌症患者的依靠，一个没有家庭（主要意味着“亲情”）的癌症病人是痛苦而孤独的，如同黑泽明在《生之欲》中所呈现的那样。癌症病患，或者说癌症题材电影始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生命如何存续，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他们是否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丝痕迹，不至于因过早离世而留下太多遗憾？对于这个问题，每部癌症题材影片都有其不同的处理方法。《生之欲》里，志村乔饰演的小官僚在其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在他人的的启示之下解决了一个社区问题，达成了自身的社会价值，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社会性延续。当然，这一做法首先建基于必要的权力和阶层，正如《缉魂》中的检察官，而更多的普通病患则只是将其自身的影响播撒在至亲之间。

从这个角度上讲，《小伟》中的一个段落颇为意味深长：伟明一家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荒芜破败的舟山小岛之上，在那里看到了母亲的幻象。时间与空间不断变化交错，一鸣和伟明的身体也在主观视点的融合中逐渐合二为一。影片试图表明，父亲始终存在在家族的历史之中，也存在于后辈的回忆与血脉之中；死亡固然意味着某种结束，但也无疑是一个新的开始——正如影片结尾并未逐渐走向剧终时似乎必然抵达的黑底白字的字幕，而是在一片光明之中，呼唤出白底黑字的、如底片般反色的片名——也正像坂本龙一所言，我们将不会与癌症“共死”，而是会与癌症“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