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瑞典是世界平等之都嗎？來見見宅在家的「拿鐵爸爸」

對於很多人來說，一提到瑞典，就會聯想到無暇的設計、美味的菜單、三溫暖和顏值逆天的美人。但這不是我們來這裡的原因。在瑞典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的背後，有一個更重要、更深遠的理念在推動著這個國家的法律和集體願景：實現平等，眾人皆享。

在這邊，我想來探究一下，在性別問題上，瑞典是否真的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從數據上來看，她肯定是名列前茅。在世界經濟論壇的《2014年全球性別差距調查》中，衡量女性職場參與度、性別薪酬差距、女性政治賦權、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調查中，瑞典排名第4，僅次於冰島、芬蘭和挪威。英國排在第26位。在性別平等方面，我們和瑞典相差21個位，坦率地講，這很尷尬。所以我在這裡調查瑞典的模式是如何運作的，以及是否可以在英國複製。

多年來，瑞典在性別平等方面一直讓我們和其他國家蒙羞。1845年，婦女被賦予了繼承財產的平等權利；1901年被賦予了產假；1958年，一項教義被修改，允許婦女成為瑞典路德教會的牧師。今天，「反性別歧視意識培訓」被作為幼稚園的標準課程。24位政府部長中，有13位是女性。甚至連瑞典最著名的兒童小說人物長襪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都是女權主義者。

是的，瑞典在法律和育兒的態度上確實贏得了平等競賽的勝利。拿鐵爸爸（Latte Papa，即平日裡帶著孩子聚集在咖啡館裡的一大群穿著單色衣服的男人）正在成為瑞典寬鬆親子法的象徵，被全球所公認。目前，在新生兒出生時，父母有16個月的時間。可以根據自己的計畫分配（雖然父母雙方各有60天的時間，但不能轉移——2016年將提高到90天，作為父親，你要麼全額享受，要麼就失去了）。這個假期可以按小時、天數、星期或月數為單位，貫穿自孩子8歲止。而且其中390天是按父母平均薪水的80%支付報酬的，最高收入者有上限。這樣的結果是，看到公園裡滿滿當當的爸爸們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咖啡，這一切都很稀鬆平常，這就是瑞典的日常。但是，等等，你以為這就完了嗎？

託兒所的費用由國家補貼，最高限額為家庭收入的3%。平均來說，每個家庭撫養孩子所需支付的費用很少超過113英鎊（約4324 新台幣≈1000人民幣）。託兒所晝夜開放，允許輪班工作。雖然存在著性別薪酬差距，但由於政策推行父母的平等待遇，這種差距正在縮小。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目前這一差距略高於15%，其中最明顯的差異發生在私營企業。雖然目前沒有規定女性進入董事會的配額，但政府警告說，除非大公司在2016年之前使董事會中女性佔40%，否則就要立法強制推行。此外，包括大學在內的所有教育都是免費的，女學生佔大多數（女性佔本科生總數的60%），而且她們的成績往往超過男性。2014年幾乎⅔的學位授予女性。每個人都要為上述福利埋單（繳稅），但沒有人抱怨。

讓我們來對比一下英國的情況。我們的性別薪酬差距為19.7%，在歐盟國家中排名第6。在David Cameron的新內閣中，僅有不到⅓（9人）是女性。關於我國的政治制度，福西特協會認為，瑞典模式有一些關鍵的經驗：「他們的『拉鏈式配額制』——在政黨名單上，一個性別輪流代表另一個性別——這很難在英國完全照搬，但在某些選舉中引入配額制將是讓更多的女性從政的有力工具。」

英國僅在兩個月前才推出了共享育兒假，允許新手父母共享350天的育兒假，可以領取259天的薪水，法定週收入為139.58英鎊（約5342新台幣≈1236人民幣，加上你的工作單位提供的任何補貼），而且必須在一年內享受。託兒所的費用非常昂貴，3到4歲的孩子每週可以獲得15個小時的免費託兒服務（蘇格蘭為16個小時），但在這之前，根據英國財務諮詢服務處（Money Advice Service）的數據，英國全日託兒所的平均每月費用為848英鎊（約32454 新台幣≈7510人民幣）。因此，在一些家庭中，讓母親（或父親）重返全職工作，僅僅是為了支付託兒所的費用，或者在最壞的情形下，甚至還不夠支付託兒所的費用。當你考量到我們的性別薪酬差距主要是由於英國的育兒責任更多地落在了女性的肩上，你就會開始理解為什麼瑞典的進步政策受到了關注。

鋪平道路

為了更好地瞭解瑞典是如何改變其體制以支持性別平等的，我會見了Monica Renstig。她今年63歲，是斯德哥爾摩婦女商業研究所（Women’s Business research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記者和負責性別平等研究的政府代表。

在我出生之前，Renstig就一直是爭取平等工作權利的活動家。她給我看了一份報紙剪報，上面是她戴眼鏡、穿女式襯衫時的樣子，當時她是瑞典首家專門獵頭女性經理的招聘機構的聯合創始人。「他們說沒人會招募女人的……呸！」她搖著頭說。

她的眾多使命之一是傳播讓瑞典婦女重返工作崗位的方法，從而提高她們的薪水、地位和經濟影響力。她有兩個明確的目標：改變體制（即法律），讓媒體站在妳這邊（「這就是為什麼妳寫這篇文章是件好事」）。「噢，有些人說，『女人：妳必須更直率，妳必須更像男人，（向男人）靠攏！不！」她說。「如果妳不改變體制，這是不夠的。改變法律，讓記者支持妳，現狀才會改變。政客們都看報紙。」

她的演示文稿讀起來確實很有說服力。她給我看了一張又一張投影片，內容是關於女性將如何從家庭和工作中的更加平等中獲益——如果育兒問題由伴侶分擔，之後由納稅人補貼的話。例如，女性生完孩子後從事工作並不會導致新生兒的突然減少。統計數據顯示，富有、高收入的女性群體能生育更多孩子：「只有妳能負擔得起時，妳才能生孩子。」

我告訴Monica，我讀過一篇文章，文章說一些瑞典母親生完孩子後如果不回去工作，會感到恥辱。「所有的女性都應該工作，」Renstig讚同道，「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做家庭主婦是一種自由。但是靠別人的錢生活可不是什麼自由。所有的女性都應該經濟獨立。這對經濟有利，對國家有利，對女性也有利。」

這顯然對我採訪過的瑞典父母們很受用。以Joakim和Theresia Swanholm為例，他們住在馬爾默（Malmö）郊區的一棟排屋裡。他們的家既開闊又明亮，設計得極好。他供應汽車零件，而她則是文案寫手。他倆有兩個兒子，一個6歲，一個8歲。我見到他倆的時候，他倆都穿著睡衣看帶字幕的美國電視（這就是為什麼瑞典人的英文都這樣好）。他們是一個普通的瑞典家庭。

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談論英國和瑞典之間的差異，看到他們擁有的這種巨大的自豪感，我很高興。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有多麼超前，他們想要告訴遊客。Joakim充滿激情地談起他離開工作崗位去撫養兒子們的那段時光，說那是多麼「美妙」。

Theresia和她的丈夫為他們國家的平等感到自豪，但是，她解釋說，許多瑞典婦女反對進一步劃分產假。 「我想休假，我也一直努力工作！」她說，然後又輕聲補充道：「 我也想待在家裡多陪陪孩子。」

在慷慨的產假結束後，大多數女性會回到辦公室——實際上，77%的瑞典女性仍在工作，而英國女性的這一比例為67.2%。儘管她承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她很感激推動平等所取得的成就。「這讓男人和女人的生活都變得容易多了，因為我們有更大的自由來規劃我們的生活，」她解釋說。「對於男性來說，花大量時間陪伴孩子是可行的、可接受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被期待的。同樣地，年輕女孩們現在看到，一個女人更容易專注於事業，即使她也想要家庭——這是有意義的，而且從年輕時就根深蒂固了。 」

性別中立

瑞典人實現平等的決心超越了工作和家庭。今年四月，瑞典學院（推廣瑞典語的機構）推出了一種新的中性代詞「hen」，以避免在認為沒有必要知道某人的性別時使用「han」或「hon」（他和她）。跨性別群體使用hen這個代詞已經有很多年了，現在這個單字被用在了官方文本、法庭裁決和書籍中。在購物中心，不分男女的洗手間已經被引入，以儘量減少在女士洗手間外排隊的現象。 「越來越多的公共場所正在提供男女通用的洗手間，」32歲的幼稚園教師Camilla Myrberg解釋說。

政治也在改變。目前執政的聯合政黨聯盟（coalition party alliance）的4位領導人中有3位是女性。由總理Stefan Löfvan領導的社會民主黨-綠黨少數黨聯合政府被譽為該國「第一個女權主義政府」。在2014年的大選中，一個名為「女權倡議」（Feminist Initiative）的政黨失去了1個議會席位，該政黨反對現有的性別薪酬差距和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但成功地獲得了1個歐洲議會議員席位和13個市的席位。

事實上，性別平等在瑞典文化中根深蒂固，這一點在從體育到約會的所有事情上都很明顯。Jessica是一名36歲的高等教育項目經理，她熱衷於避免雙重標準，並且總是會在約會時支付她應付的那份錢。「我從不會指望任何一個瑞典男人在我約會時為我埋單或開門。當我第一次來到英國，男人們主動為我埋單時，我都驚呆了——我覺得有必要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我可以自己買酒水，非常感謝！」此外，瑞典女性還可以自由選擇約會對象的數量，而不用像英國女性那樣擔心被評頭論足。「女性通常會採取主動，所以在性和約會方面，女性很少被貼上標籤，」Jessica補充道。

女足和男足的電視轉播時間一樣長，有時收視率甚至更高——今年有450萬人觀看了瑞典對美國的女足世界盃比賽。「國家女子足球隊非常受歡迎，這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大多數男人至少認得一名女球員名字的國家，」瑞典在地記者Sophie Inge解釋說。

當然，英國正在採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平等。就在3週前，政府宣佈，從2017年起，有3、4歲孩子的父母將享受每週30小時的免費託兒服務。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批評人士認為，即使是目前提供的15個小時的免費服務，資金也不足，短缺的部分由長時間工作的父母支付，還需要支付下班後的看護費用。此外，託兒行業已經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有人認為30小時的工作時間可能會損害整個行業。

但是現在，隨著我們新的共享產假和更多的自由，到2017年，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們的父母可以回去工作，這可能是英國平等新時代的曙光。但這首先取決於有多少男人選擇撫養孩子。年利達律師事務所（Linklaters）在201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50%的男性表示，如果公司裡沒有其他男性休假，他們傾向於不休假，而62%的男性和女性擔心休假對職業前景的影響。在僱主眼中，育齡女性是否仍將被視為「風險」？

「我認為這會（改變僱主的態度），」Cameron解釋道。「我認為，僱主們已經認識到，如果你在工作場所不給女性一個公平的機會，你就會失去這個國家一半的人才。事實上，我們現在有權利要求彈性工作時間，增加產假，還有父母之間責任的靈活性，以及照顧孩子，我認為這會幫助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擁有更多的選擇和更多的權力。」

然而，問題仍然是，一旦女性重返工作崗位會發生什麼？在讓女性獲得權力方面，我們能從瑞典身上學到什麼?

英國女性董事聯合會（WOBN）中的女性主管Fiona Hathorn認為，英國需要進行一場強大的文化變革，才能像瑞典那樣成功地讓更多女性進入公司董事會。她解釋說：「在我們引入配額制度之前，先來看看英國政府雄心勃勃的目標。即在富時100指數和富時250指數的上市公司董事會中，使女性佔25%，這看起來輕而易舉，對吧。然而，鑑於男性目前反對改變企業文化以確保『真正的價值觀』，那麼也許英國將別無選擇，只能為2020年歐盟實施的配額制度做準備。這能有多成功還有待觀察，但如果說我們能從瑞典學到什麼的話，那就是性別平等需要成為我們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然後我們才能看到對女性的任何切實改變。」

原文：Is Sweden the equality capital of the world? Meet the stay-at-home 'latte papas'

翻譯：MJØLK@DOU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