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舞厅里，藏着上海的流金岁月
周鸣讲，吹萨克斯跟吃老酒是一样的，一个人没意思，要朋友一起，热热闹闹的，才有味道。他吹了快四十年的萨克斯，酒龄要更长一些。高音透明尖锐，像白酒；低音醇厚缠绵，像黄酒。啤酒一般不碰的，顶多拿来漱个口。度数低了，不够萨克斯。
朋友都说，周鸣酒品好。碰到酒局，周鸣的习惯，是上来先敬一圈。你随意，他干了，毫不拖泥带水。一圈通关打完，再给自己斟满，讲讲笑笑，慢慢搛菜，酒一口一口咪。
两年前，他跟几个老兄弟组了个小乐队：一台夏威夷吉它唱主角，一把电吉它，一把萨克斯。有时朋友邀请，拉过去，老酒差不多了，搬出家伙，一曲《鸽子》或者《you are my sunshine》，气氛就上来了。朋友要给出场费，周鸣坚决不收。他在这行沉浮了几十年，风雨见惯，现在，是为自己。
这天，夏威夷吉它打电话来，说演出行程有变，司机有事去不了，需要周鸣开车子。夏威夷抱歉道，害你老酒吃不到。周鸣咧开嘴笑了，老兄弟，讲得我像酒鬼一样，不喝就不喝，一句话的事体。
他出生在大杨浦的工人家庭，上头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辰光，从衣服、球鞋，到文具、书包，多是哥哥姐姐用剩下的。三年级，他入选学校乒乓球队，要求自备乒乓板。他跑去寻姆妈，讨五块钱。姆妈说，做啥。他把事情一讲，姆妈说，谁叫你打乒乓的，找谁要板子去。姆妈转身忙家务去了，他嘴一扁，没哭。他也晓得，爹爹一份工资，姆妈一份工资，养三个小囡，买米买油买青菜，填饱三张无底洞一样的嘴，每一分铜钿都要计划。可是他委屈，偷偷拿把螺丝刀，把姆妈自行车的螺丝调调松。到晚上，姆妈回来了，脸色铁青。赶上邻居来告状，把他踢碎窗玻璃的事说了一通。两桩事体并作一桩。一顿好打。
爹爹姆妈上班都忙，管不着他。那时候的小孩子，大多是散养。他读不进书，上学不背书包，课本卷一卷插在裤兜里，神气的很。不想听课了，就跑到杨浦体育场，看人家踢足球。老爹的教育，第一是做人要堂堂正正；第二是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得交。他听进去了。后来他知道，爹爹解放前就参加地下党，做情报工作。单线联系的上级牺牲后，便没人能证明他的身份。爹爹看得开，懒得去争什么，觉得当一个普通工人也不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为有牺牲多壮志。当初为之奋斗的，不是都实现了吗？比起死难的战友，这点亏又算得了什么呢？
街坊里有个小阿哥，比他大三四岁，吹的一手好竹笛。夏天夜里乘风凉，小阿哥竹笛一响，里三层外三层围拢。他挤在人群中，汗流如崩，听得入了迷。多年后他说，小阿哥本是音乐学院的料，可惜家里没条件。后来小阿哥轧了坏道，当“三只手”。因手指灵活，业务能力强，圈内有名。有一回，小阿哥在市百一店“做生意”，见几个外国女人买东西，上前一靠，轻松得手。出门没走几步，被人背后一把钳住。原来这几位是大使夫人，有便衣暗中保卫。便衣怒斥昏头，偷到此地来，损害国家形象，要判几年。小阿哥汗涔涔下，晓得这记祸闯大了。便衣压低了声音，放你一条活路，赶紧把皮夹子送回去，算戴罪立功。手脚清爽一点，要是被发觉，哼哼。小阿哥点头，手止不住地颤抖。商场叫来几个女服务员，介绍新产品，拖住大使夫人。数人掩护小阿哥，悄悄靠近，手指一松，神不知鬼不觉，把皮夹子放了回去。以上这些，都是小阿哥“出来”以后跟他们讲的。小阿哥忿忿不平，讲好戴罪立功，结果呢，该判几年判几年，一点优惠没有，娘个冬菜。
他17岁离开家。大哥去了黑龙江，二姐进本市的工厂，轮到他，爹爹讲，小赤佬太皮，要锻炼锻炼，送他去了部队。他明白，老爹是怕他学坏。大杨浦工人子弟，拉帮结派，好勇斗狠，赫赫有名。控江、凤城、定海港路、449弄、高郎桥……讲出去，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砸在马路上一个坑。他记得清楚，76年3月2日，他胸佩大红花，告别了爹爹姆妈，敲锣打鼓声中，在沪东工人文化宫门口上的卡车。他对自己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许哭。狠狠地抽了一把鼻子。
军乐队缺人，领导看中他的机灵劲，推荐他去学长笛。或许是受小阿哥的启蒙，他自小喜爱音乐。以前吹个竹笛，得厚着脸皮跟哥哥姐姐借，如今有了自己的专属乐器，欢喜的跟什么似的。几年部队生活下来，长笛练得炉火纯青。复员后，他进了虹口区的国营工厂，过上了朝八晚五的生活。
八十年代初，各类歌厅舞厅蓬勃兴起，需要大量乐手。他东拼西凑，花了七百五十块（相当于一年半的工资），购入一把解放前的萨克斯，找人修好校好，又拜了师傅，闷头苦练。
怕吵到邻居，管口用女儿的尿布塞住，再把女儿耳朵堵牢。大热天，门窗紧闭，鼓着腮帮子连吹四五个小时，挥汗如雨，不觉得累。
当时市面上流传的，翻来覆去几首歌。碰到电台播放爵士、蓝调布鲁斯，他用磁带拷下来，反反复复听，记谱子。还有就是找老一辈，工部局乐队，百乐门洋琴鬼，冷板凳坐了多少年，他找上门去，香烟老酒伺候服帖。老头子心情一好，翻出老底子的谱子来。他喜欢听从前舞厅的故事，老头子跟他讲，做乐队，诚心正意，“生活”要清爽，人也要清清爽爽。夏天穿什么，冬天穿什么，有规矩，头发一丝不乱，对观众，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这些话，他一直记到今天。
他有长笛的基础，进阶迅速，很快出了师。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去舞厅吹萨克斯。碰到周六周日，连着吹好几场，一整天都晃在外头。
早场从九点开始，来宾大多上了年纪，白发苍苍，衣冠楚楚，旧时代的金枝玉叶。舞票看地段，曹杨、彭浦、控江地区，五块六块都有；碰到百乐门、仙乐斯、锦江饭店、上海宾馆廿三层，配冷暖空调、弹簧地板，起板三十。下午场以个体户居多。有一阵他在南京路“新欣乐园”驻场，两点钟一过，北京路五金店的老板们，排着队进来了。有时还带客户，曲子听听，洋酒碰碰，手握一握，一单生意谈拢。夜场分上下半场，上半场以舞曲为主，中间休息半小时，下半场可以点歌。十块或者十五块唱一支歌，有乐队伴奏，是高级版的卡拉OK。真正的精华是子夜场，十一点到凌晨一两点，有驻场歌星。场子里穿梭着卖花小姐，方便老板们往台上送花篮。花篮价格从二十、五十，到两百、一千不等。五千块叫满堂红，等于包下所有花篮，是顶顶有面子的事情。一声鼓响，主持人宣布，黄老板送上满堂红，祝咪咪小姐天天开心，永远开心。乐队高奏东方红，彩灯闪烁，纸屑飞舞，气氛达到最高潮。
周鸣说，吹喇叭也要动脑筋，碰到什么样的客人，吹什么曲子，什么风格，都要花心思。工厂附近的舞厅，开场要劲歌热舞，迪斯科，西北风，迅速把气氛带起来。中间穿插几支慢四，灯光调暗，舞池深处，人影摇曳。百乐门、仙乐斯的早场，最适合演奏怀旧金曲。等《五月的风》响起，底下的老头老太穷拍手，“像大餐出来了”。最后一曲，是周璇《疯狂的世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跳起来：
鸟儿从此不许唱
花儿从此不许开
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
这疯狂的世界
什么叫痛快
什么叫奇怪
什么叫情
什么叫爱
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过一阵子，就会少掉一个人，再过一阵子，又少掉一个。像一棵树渐渐凋零。欢笑一场过后，再也不见，是人世常事，不值一提。一次在百乐门，周鸣吹了一首《永远的微笑》，三十年代的老歌。曲毕，一位老太太噙着热泪走上舞台，硬是塞给他一张十美元。她说年轻时和丈夫跳过这支曲子，丈夫已经不在了。
周鸣记得，有个老先生，戴深度近视眼镜，拄拐杖，每回都是陪太太来，自己从来不跳。一次被朋友起哄，老先生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一开口举座皆惊，嗓音浑厚饱满，是专业的美声唱法。多年后，周鸣又一次见到他的太太，没见老先生来。他对键盘说，下一支，《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他看见老太太朝他微笑，随即低下头，用手帕拭去眼角的泪水。
有个姑娘，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周鸣的场子，十五块钱一支歌，连唱四五首。演出结束，还要请乐队吃饭，四川北路的西湖饭店，顿顿东坡肉、西湖醋鱼。那次姑娘喝了点酒，对周鸣说，你很像我的男朋友。周鸣不搭腔。后来知道，姑娘的男朋友去了日本，自此断了联系，“第一天看到你，以为他回来了”。周鸣说，姑娘长得是蛮好看的，也有人一旁怂恿起哄，但乐队有乐队的规矩，做人也有做人的道理。他帮不了人家什么，唯一能给的，是音乐。后来姑娘带着新男友来，开玩笑介绍周鸣，“这是我前男友。”
他从三块钱一场起步，渐渐做出了名气。行情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可以抵厂里几个月的工资。家里没装电话，演出消息都是打到弄堂口的小店。守传呼电话的老头是宁波人，“周”发“救”音，一天好几趟，扯着嗓子喊，303室，救命啊！周鸣气得要死，救命就救命，后面那个“啊”可不可以去掉。
女儿上小学那阵，是舞厅生意最好的时候。太太也是工人，三班倒，轮到上中班，夜里11多才回到家。周鸣接好女儿，夜饭弄好，带着女儿去舞厅。女儿在调音室里写作业，困了就趴着眯一歇。等子夜场结束，凌晨一两点钟，周鸣叫醒女儿，骑上自行车回家。有时舞厅比较远，骑到杨浦家中，要一个多小时。冬天，冷风刺骨，他给女儿套上滑雪衫，帽子戴好，再围上他的围巾，弄得女儿圆滚滚的，像一只小熊。他把女儿抱到后座，骑上车，马路空空荡荡，老坦克发出吱呀呀的声响。不一会，感觉女儿像睡着了，身子歪向一边，他赶紧伸出一只手扶住。得赶紧到家，他想，让女儿好好睡一会。可道路如此漫长。他更用力地蹬起了车。
八十年代中后期，“走穴”风行。周鸣跟着乐队，往北到过河南、山东，往南走到浙江、福建。歌手、主持人乘大巴、坐火车，乐队就跟着搬运道具的卡车走，兼任装卸工。晚上打地铺，直接睡在后台。一场演出下来，到手七八十块，一顿老酒就没有了，图个好玩新鲜。
演出大多安排在县城电影院或剧场，连演两三天，再换一个地方。开场灯光全灭，舞台两侧放烟雾，鼓声暴起，《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曲终了，音乐转为舒缓，在萨克斯《蓝色的爱》旋律声中，主持人款款上台，插科打诨，讲黄段子，介绍演出人员。随后的节目，有魔术、霹雳舞、健美操，最常见的还是唱歌。从《黄土高坡》、《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到《故乡的云》、《恰似你的温柔》，什么流行唱什么。
在安阳剧院，他们谢了六七次幕，多唱了八九首歌，依然抵挡不住观众的热情。也有意外，比如唱西北风，观众比较激动，纷纷跳到台上伴舞，场面就比较尴尬。有的歌手来自专业团体，习惯了美声或民族唱法，底下的观众不满意了，直接喊“下去”，要么点名要求唱《大篷车》，印度电影插曲，一边唱一边跳，露肚脐眼的那种。有的女歌手被嘘得狠了，含着眼泪把歌唱完。不能赌气下台，不然拿不到报酬。演出结束，早有歌迷买了香烟、白酒、烧烤，送到后台，或者直接请吃夜宵。又是一轮觥筹交错，大呼小叫，搞七捻三，宾主尽欢。
跌跌撞撞走在县城深夜的街头，路灯昏黄，照不清前路。他问自己，如此过这一生，愿意吗？想来想去，大概不会后悔。他告诉自己，要记住此刻。此刻正如潮水般退去。那是他的流金岁月。
到后来，走穴的队伍越来越多，大量草台班子充斥市场。“时装表演”盛行，一路走一路脱，最后脱剩比基尼，这个最受欢迎。尤其是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女模特，前凸后翘，一匹匹白色高头大马。越是穷乡僻壤，越是一票难求。进入九十年代，电视普及，录像厅、游戏房成为年轻人更时髦的选择。红极一时的走穴潮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时代落幕。
大家都在说，舞厅越来越不好做了。城市飞速发展，到处在拆迁、盖新楼，不少舞厅被直接推平。剩下的，房租飞涨，勉强维持一段时间，关门了事。富人们有了更多的去处，下午场里，老板少了，下岗工人多了。一到时间，马路边停了一长排自行车。跳好舞出来，正好接小囡放学，回家汰菜烧夜饭。有的舞厅还增设早早场，七点开门，目标客户是买菜回来的阿姨爷叔们，票价一块五、两块。
变化同样体现在脚下。从前来跳舞的男士，考究一点的，喜欢穿南京路博步皮鞋店的头层牛皮小方，八几年的辰光，大概是四十一块一双；中档的穿烧卖头船鞋；再差一点，大不了“765”，猪皮面、轮胎底做的缚带皮鞋，七块六角五分一双，不管怎样，也是皮鞋。后来不对了，穿旅游鞋的、热天穿洞洞鞋的，也敢进舞厅了。上海人总归是讲究的，周鸣叹息，不讲究就不是上海人了。
那几年，周鸣和太太先后下岗，加上演出机会锐减，家里开始捉襟见肘。女儿读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他没怎么为钱操过心，现在有些理解，姆妈当初没给自己买乒乓拍，姆妈自己也是难过的吧。
朋友在西宝兴路殡仪馆管事，想请周鸣去演奏，讲了很多次。他思来想去，犹豫了很久，还是去了。活不难，常规曲目是哀乐，外加葬礼进行曲。有时应对方要求，加奏《真的好想你》、《好人一生平安》、《友谊地久天长》。难的是过自己这一关。一开始心理比较抗拒，觉得自己怎么沦落至此。最怕碰到熟人，人家来打招呼，哦呦周老板，长远不见。恨不得一头撞死。时间长了，心态也就放平了。外面马路上，到处是四五十岁没了工厂的男人，当保安，开出租车，卖保险，做黄牛，跑单帮，开馄饨摊，菜场刮鱼鳞，偷渡打黑工……怎么活不是活呢。
一位父亲找到周鸣，能否为早逝的女儿演奏一首《风之谷》，那是女儿生前最喜爱的曲子。周鸣答应了。他没看过宫崎骏，回家找来曲谱，又把电影细细看了一遍。葬礼结束，那位父亲拉着周鸣的手，久久泣不成声。那一刻，周鸣感受到了重量。他头一次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光荣的。思念化作音符，抚慰亲人挚友，还有比这更好的送别吗？
女儿长大了，考大学，毕业上班，结婚生子。不知不觉间，自己也老了。如今周鸣六十有四，在一家燃气安全方面的单位发挥余热。上海的舞厅几番洗牌，所剩寥寥，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酒吧、夜店、Live House。当年一起走南闯北的弟兄，也一个个到了退休的年纪。他还是喜欢萨克斯，空了便拿起来吹一段。旋律穿越漫长的岁月，吹曲子的人已是满鬓霜雪。
他想起来，有过一阵子，市面上最流行的歌是这样的：
阿里，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哦……
那时的阿里巴巴，是一个故事里主人公的名字。他年轻、踌躇满志，站在未来的山洞前，等待芝麻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