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孩子

我的父母有各自的故乡，他们在各自的山脚下长大，吃各自的米，读各自的书，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来到这个沿海城市，然后奇迹般地在满地蟑螂的出租房里相遇，在千禧年让我诞生。我的妈妈每年过年的时候回一次老屋，每次都能准确地指出她以前游泳的池塘和养猪的后山，而我的故乡每天都在变。

我是像我爸爸曾放过的牛一样长大的。我的父母都不算有文化，他们努力让生活变好的方式就是做生意，自己当员工，自己当老板。在这样没有双休没有长假的日子里，他们放任我自己教育自己。没有人来告诉我除了学习该干什么，所以我每天这样无所事事地生活，自己给自己听写、签名，写完作业后坐在飘窗上看楼下城中村的屋顶，灰灰的，有晾的腊肉和床单，还有好像没凋谢过的花草。在像牛一样的自由里，我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看乱七八糟的画，只要和禁忌扯上关联的作品都让我兴奋。但我仍然无所事事地活着，在期末作文里装模作样地写梵高、达利和灵魂，被老师夸是好学的孩子。在像牛一样的自由里，没有人过问我的脑袋瓜子里在想些什么，爸妈只想我像牛一样吃多一点好长高，好不要看起来干瘦得像个难民。

我早就学会了不在有疑问的时候去问父母，因此他们失去了在我最容易被说服的年纪向我灌输他们的思想的机会。于是我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思想上却是一个无人管教的野孩子。

我有时想，是不是如果父母在我最无知的时候多教教我，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纠结。我妈妈家都是热爱催婚的人，我看着从小一起生活过不少时间的表姐在23岁的年纪就被逼着选一个丈夫，在26岁就迎来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我不明白表姐为什么这样逆来顺受，为什么可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安闲地呆在老家，终日面对吵闹的孩童和没有止境的电视剧。我和父母说我以后绝不会结婚生小孩，从九岁一直说到十九岁。妈妈总是说随我的便，但我真担心她像四处给表姐做媒议价一样也把我卖掉。我知道她会，这是她表达爱意的方式。

我妈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她究竟是高中学历还是小学学历，但她能凭着一副好口舌和八面玲珑的姿态，同和我一样木讷的老爸一起在九十年代的深圳立足。对我而言，她有着最体贴最无怨无悔的爱和最莫名其妙的固执。我逐渐开始觉得她是控制狂，像所有讨论亲密关系的书籍中必然出现的控制狂，用爱和牺牲来绑架我，用内疚感击溃我。我妈的操纵技巧那么浑然天成，即使我从她的话术中听出那些典型案例的痕迹，也没办法控诉她的企图，因为那不是她的本意。同样的，我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不要愧疚，不要过度解读她的每一句话。于是我浸泡在一种对自己过于软弱的意志的厌恶中成长，长到现在还是会在和爸妈打完电话后为自己的不懂事流泪。

我很愿意说是我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和听过的音乐塑造了我，但其实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资格说这话，因为我自己选择的生活其实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极难堪的一种折中方式。我在所谓文艺方面的启蒙在这个年代显得相当复古——听电台。初中全封闭管理，没有手机，我和爸妈说要听英语，买了iPod nano。一开始确实像模像样地只下了新概念英语全套，后来发现有podcast这种东西，便每周回家更新七集，把一个电台从2015年一直听到2013年。十点半熄灯，宿舍夜聊结束我便开始听，听完一集往往已经过了午夜。在那些即使很困也坚持听俩天津人聊天的夜晚，我第一次知道什么27岁俱乐部，贾木许的装逼故事，第一次听到David Bowie，听到Rodriguez，虽然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知半解。那是真正意义上打开我的新大门的时光，我得以夜夜逃离出那个连在晚自习上看课外书都会被抓的学校。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同样不务正业的舍友，是她给我推荐《猜火车》，可以和我聊帕拉尼克，虽然多数时候只是当猎奇谈资。她和我一样缺乏管束，来自一个放牧场一样的家庭。然而在那个竞争氛围过分激烈的初中里，她最终顶不住，出国了。整个初三剩我一人来来回回地听电台，记录毕业后要看的电影和要读的书。

所有这些看似小众的爱好让我误以为自己足够特别，也从而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活得足够神气。我把周末在家的时间都拿来看电影，在学校则读书，可以说高一高二没怎么好学过。就是这样，我以需要精神养料为借口，一再地逃避着真实的世界。我试着把自己接入“诗人车间”，接入智利，接入六十年代，手舞足蹈地释放无因的愤怒。我逃避到把幻想当真，以为超出同学的那一点可怜的知识和对现实的假不屑真的可以弥补我成绩上的不足。说来很可笑，被我奉为圭臬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教我怎么应对逼到眼前的排名和它的后果——就像每一个没有出路的学生都在应对的那样。当你没有经历过足够深刻的苦难，当你的人生看起来一帆风顺，每一次升学、分班都有惊无险地扛下来了以后，你怎么还会以为自己有别的出路？摆好的未来太安全，太漂亮，独木桥的本质也掩盖不了它这层甜蜜的光芒。于是我战战兢兢地走，边走边对理想的荣光恋恋不舍。但我最终明白了应试教育的机械性，虽然可能比同龄人晚了很久，我猜是我对学校教育本身持有的期待拖慢了我。我学着把学习当作任务，把热情留给其他东西。

在这种语境下，我所认为的构成我精神世界的一切坍塌成一个小点，只在作文里占据两行。于是我整个人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的——当然，其实整个班都有点疯疯癫癫，有一星半点儿的不寻常就狂笑起来。当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有意义后，我很难觉得别人的精神世界也能有意义。我大可以说自己是为了未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有机会更加富足而选择暂时忽略它，但实际上我就是过于懦弱，而十六岁的状态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在这种状态下我变得有些激进，我不想要慎重地捧着我的生命，好像它是什么要换来名誉财富地位和子孙满堂的珍宝，如果可以，我宁愿活得像马戏团里的哑女，或者像《天生杀人狂》里的邦妮，不计后果地活着，咀嚼一种低贱的悲伤。我就这样日日在盐田港旁边的高中这样痴想，但醒来还是把自己投入无休止的背诵。

其实在高中里把学习和热情完全割裂的生活确实给了我启示。也许尽量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没什么不好，我可以学着当一颗社会主义的螺丝钉，静悄悄地不再试图对世界产生影响，但不再对一个平静光明、秩序井然的未来抱有期待。我是逮着机会就在角落里狂笑的螺丝钉，告诉朋友出入于CBD写字楼的白领们其实和第三世界的妓女分享一种共同命运。

我想说我来自新世纪，来自中西文化积极完美的融合，来自代表勇气和创新的城市，但这会是谎话。我其实就像我见识过的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像我表姐一样，无法承担与这个已经摆好的人生割裂的后果，无法逃脱自己内心的谴责。我自以为是思想上的野孩子却还是自己乖乖地走回牢笼，小心翼翼地凿壁偷光。我实际上来自还没有结束的十九世纪，来自传统势力和西方元素的怪异混合，来自令人羞愧的混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