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社会规范的起源
昨天和昱洲讨论到:
规范伦理学研究的是如何从道德直觉中总结出一般性的原则
我现在想讨论的问题是,道德究竟是人的发明还是人的发现?所谓的规范性(Normativity)是如何从人的观念世界中被演化(Evolution)出来的?
Ontology of Normativity的问题,有一种理论values-first theory,如果我们发现了客观价值的存在,是不是我们就得到了人们的规范世界呢?人类是怎么样意识到价值这个概念是存在的?还是说客观的价值是不存在的?我们是如何演化出规范性这个概念的?
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哲学本身能解决的,这中间需要进化人类学(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道德判断的神经解剖学研究(The Neuroanatomy of Moral Judgment)、行为遗传学(Behavioral Genetics)的共同努力。

也正因此,我持有一种道德自然主义的观点,道德自然主义是一般意义上认为:
道德事实是可以用广泛的科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那种事实。但并非所有的自然属性都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一些自然属性非常复杂,只有通过它们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才能知晓。道德事实是可以还原或者随附于自然事实的
熟悉康奈尔实在论(Cornell Realism)一定知道我想以什么为本回答实证分析的实在论基础。
所以本回答展开演化观点,我做了一定Moral Realism的形而上学预设,至于是Metaphysical Naturalism,还是Epistemic Naturalism的问题,强实在论还是弱实在论还有待商榷,不同实证研究的倾向与自身局限性,不能让我给出一个统一的完备性看法。我们更多把目光放在moral fact上,而不是property上,我相信一系列回答中讨论的人类学研究和生物学研究,不会受到The Open Question Argument及其变体(比如Derek Parfit’s Triviality Objection等)的挑战,而这种Naturalism,一直迎战的是演化观点构成最大的反对声音是Vavova (2015)著名的反演化论观点。也就是Evolutionary Ddebunking Arguments的问题。
想要相对系统地了解道德自然主义,该读些什么书呢?www.zhihu.com
我们思考一下,道德信念是否是由道德事实进化来的,道德事实(ethical fact)是可以还原成自然事实(natural fact)的,但这只大多数情况下,(Cornell Realism持非还原论的观点),那么如果不是可以还原为道德事实,至少不是自然事实,我们当然可以用supervene来解决,但是道德事实是自然的,那么我们就不必认为道德事实与自然的进化事实相反。道德事实可能是解释我们道德信念的进化事实之一。那么,下文提到的进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的一些实证分析结果,包括自然实验、定性定量的结果对你才更有解释力。
Vavova, Katia, 2015, “Evolutionary Debunking of Moral Realism”, Philosophy Compass, 10(2): 104–116.
一、人类是否存在道德本能?
我偏向认为,人类确实存在道德本能

这种人性的自然倾向,表现为三个方面:
1.同情心——人类帮助弱者的心理倾向,产生于前语言时期,Kiley Hamlin(2007)和他的同事研究了言语前婴儿的社会偏好。孩子们坐在父母的膝上,观看了一场木偶戏,剧中一个试图爬山的角色被一个木偶扶起,但被另一个木偶推倒。婴儿们有机会伸出手来抓住其中一个木偶,说明人类天生有帮助弱者的偏好。
Hamlin, J. Kiley, Karen Wynn, and Paul Bloom. 2007. “Social Evaluation by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50 (7169): 557–59.
2.追求被公正对待——人类天生讨厌混子,早期人类公共狩猎,他们互相尊重与自己配合行动的伙伴,并且平等地分配猎物,把不劳而获的混子剔除出队伍。
3.自我规则倾向——人类天性有自我约束的倾向,这种自我约束在集体中被完美表现出来,Engekmann(2012)那个著名实验,揭示了一个孩子,被一个关在屋中会偷拿桌上别人的东西,但是屋中再关一个其他同龄人,就会自我克制偷拿桌上别人东西的行为。这说明,人类会在意自己在集体中的形象和他人评价。
二、道德判断的神经解剖学研究
Jorge Moll(2005)的一项早期有影响力的研究表明,在通常被认为是情绪处理中心的大脑区域网络中,道德判断选择性活动。这项工作采用了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
Moll, Jorge, Roland Zahn, Ricardo de Oliveira-Souza, Frank Krueger, and Jordan Grafman. 2005. “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Moral Cogni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6 (10): 799–809.
这项实验没有终止,在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中,Greene(2008)认为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判断与认知或理性大脑区域的活动相关,而道义主义(Deontology)道德判断与情感区域的活动相关。
这项实验,也从一个侧面,回应几百年前休谟的思考,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Greene, Joshua D. 2008. “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 In Moral Psychology, Vol. 3. 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Emotion, Brain Disorders,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35–8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三、通过合作被演化出来的道德和规范秩序
E.O.Wilson(1975)认为,几乎所有的人类道德都可以通过应用进化生物学来理解。伦理学是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利他性、合作性、互助性等都是人类社会行为的生物学根源。道德行为有助于有道德倾向的人类物种的长期生存。Wilson认为,个人利己主义的盛行将使一个社区变得脆弱,并最终导致整个群体的灭绝。
Skinner, B. F. 1971.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New York: Knopf.
Wilson, E. 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这种思考,在演化人类学家中体现更为明显。

把道德引入心理学,并且开创了道德心理学这个分支的心理学家,是Lawrence Kohlberg。他发现,人的道德判断发展可分为三种水平:即前世俗水平的道德,习俗水平的道德和后习俗水平的道德。
演化人类学家Michael Tomassello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人类道德进化表。

在他看来,人类道德经历了合作阶段道德——第二人称阶段道德——客观道德。也就我总结的,相互协作道德——一般性规范性道德。

这张图是他相互依存假设的完整理论结构,第二人称的行为包括文化行为,共同承诺包括集体承诺,合作理性包括文化理性,义务包括第二人称责任。相互依存和集体共意向性不是道德现象,而是被演化出发生某些合作互动的时候,个人把相互看做是同等尊重,相互具有同等身份认可的应得性,这就是他们演化出的有责任遵守社会公共承诺。
早期人类必须与伙伴相依为命,共同寻找食物,在自然界谋求生存。
于是,这就演化出人类的一种原始的道德心理——共同意向性(joint intentionality)。这就人类的合作倾向,他是由人类相互依存的生活状态,自然而然演化(evolution)出的一种心理状态。
这种合作的倾向,演化出了人类的协同道德观,我们人类在集体行动中,产生了角色的概念。自我的生成与发现社会是同一过程。儿童发现社会是什么,同时也就发现了他自己是谁。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他人的社会承认行为赋予的。身份是社会赋予的,必须靠社会来维持,并且是以一种相当稳定的方式来维持。独自一人不可能成为“人”,仅靠自己的努力显然不可能坚守一个具体的身份。
于是,我们产生了“伙伴”的概念。早期人类公共狩猎,他们互相尊重与自己配合行动的伙伴,并且平等地分配猎物,把不劳而获的混子剔除出队伍。把自己的猎物,分给那些老弱病残的人。
道德的概念就产生了,这是人类的道德直觉和演化出的道德心理的共同产物,这就是人性的两种自然倾向:
- 同情心
- 谋取被公正对待
这两种心理产生了两种合作方式:
- 第一种利他性协助(altruistic assistance)——即一个个体因为同情他人的福祉,为了另一个个体牺牲自己的冲动,
- 第二个是相互的合作(mutual collaboration)——以相互合作的方式共同受益。
这两种合作方式,产生于人性内在的动机,道德本性。
- 前者出于一种同情、慈悲和关心的自我牺牲的动机,构成了人类的“德性”概念的源泉
- 后者出于一种平等、公平的公正动机,以求以平衡的方式为所以人谋取利益,构成了人类建立“法律”的原初动机。
于是,前者构成了人们关于道德的“好和坏”的判断基础,后者构成了关于道德“对和错”的判断基础。
现代社会中,这种共同协作的道德,演化为一种更加抽象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这就社会学上的著名概念——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它是一种调控机制,像本能引导动物行为一样疏导人的行为。这就规范性的道德——每一个“同质化”社群都有接受或提出的一套行为准则(code)。在这个规范系统中,我们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此获得自我形象和身份。
于是我们在现代社会,有了对于道德更加精准的定义:
道德是一个非正式的、适用于所有理性者的、规范那些会影响他人的行为的、可能存在某种目的论的(以减少伤害或罪恶为目标的)公共系统(public system)。它是一种适用于所有理性者的行为公则。

综上所述,由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谋取公正的心理,产生了人类早期的合作倾向和自我牺牲倾向,演化出一种“共同协作道德”,在这种心理下,人们的两种合作方式:利他性协助和相互的合作,构成了人们对于“对错”和“好坏”的基础概念。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建立,这种共同协作道德发展为一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化制度性、社群意识性的“抽象规范道德”。道德这个规范性的公共系统,塑造了我们的行为,甚至塑造我们的期望和目标。它为我们提供了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构,在这些结构里,只要我们遵守规则,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就不至于受到生存境遇终极恐惧的威胁。
- Tomasello.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Mor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Tajfel, Henri,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ricia Churchland, Conscience: The Origins of Moral Intuition,W. W. Norton, 2019.
- Bernard Gert, Joshua Gert, The Definition of Moralit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irst published Wed Apr 17, 2002; substantive revision Mon Feb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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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p, David, 1995, Morality, Normativity,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Realist-Expressivism: A Neglected Option for Moral Realism”,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8: 1–43.
- –––, 2008, “Darwinian skepticism about moral realism”, Philosophical Issues, 18 (1):18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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