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在场——我在恒河过新年

2013年2月初,珠海、曼谷、加尔各答、菩提伽耶、瓦拉纳西。日子一天一天接近农历新年,我却一步一步地远离故土。
按照计划,我必须要在2月10日从瓦拉纳西前往安拉哈巴德(Allahabad),参加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传统节日“大壶节”(Kumbh Mela)。
这个宗教盛会最早可追溯到吠陀时代。传说在17世纪的某天,有一名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无意中目睹了5000多名印度教徒在普瑞亚格(Prayag,即阿拉哈巴德)河边祈祷与沐浴的盛况。
他是历史上首位记载描述大壶节的人,那本书叫《大唐西域记》;这位旅行者来自中国,叫做玄奘。
400多年后,作为另一名中国旅行者,我也希望能经历这个历史性一刻。而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在外过年。
从小到大,我的新年都是在梅州的乡下度过的,如同一个新信徒接受洗礼那样,每一年都在同样的时间里经历着几乎复制粘贴式的习俗和仪式。我腻了,我想逃脱,我觉得自己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意愿,我认为自己必须要叛逆一次:在同样的时间里,做一点不一样的事。
我想看看别人的“新年”是怎么过的。

这趟新年假期的旅行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安逸闲散。
我们的火车总在半夜,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几乎没有睡眠可言;就算住下来,北方的夜晚有点冷,却依然无法驱赶无数的蚊子;白天暴走看“景点”,灰尘很大,街上很拥挤吵闹。
这就是印度,不容易,但值得。
2月5日,我结束了加尔各答的义工体验(为了成长的必要丧失),和路上遇到的三位伙伴一同搭火车去菩提伽耶——传说中的佛陀悟道成佛之地。他们是从东京来毕业旅行的真平君、来学习印度音乐的DJ池田君、很霸气勇敢的中国女生Vivien。
我们住在缅甸寺提供给朝圣信徒的宿舍里,因为便宜。我和Vivien同一个房间,两边则分别住着一个修行者(Yogi)大叔,一个是柬埔寨华侨,一个美国“哲学家”。
柬埔寨大叔每天变戏法一般拿出很多东西送给我和Vivien,葡萄、咖啡、蜜糖或香水,没得消停。美国大叔则特别能侃大山,我们刚见面就能从中午聊到晚上,从旅行、冥想、宗教到哲学,相见恨晚。
这几个与我没有血缘和宗族辈分关系,甚至连肤色、国籍、职业、信仰与人生经历皆迥异的人,就是当时陪同我一起过年的“亲人”——不,陌路者。

2月7日凌晨3点,我又被无数只蚊子搅醒,再也无法入睡,于是就去天台散步。我看见天边一弯模糊暧昧的下弦月,掏出手机一查万年历,发现已经是农历年廿七了。
按照客家人的习俗,一到年廿五,就算是“入年架”了。爸爸应该在忙着买烟花炮竹,妈妈则在大扫除、烧火煮饭,而阿婆在灼娘酒、做甜粄、炸煎堆、炸酥烧、炸肉丸、熏鱼、卤鸡鸭等,还有我弟弟,必然是在煮米糊贴春联、贴门神和挂灯笼;其他儿女也在从四面八方回家团聚……
这些年复一年的“仪式”画面,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向往过。
阿婆在年三十晚上熬煮的那一大桶热气腾腾的香茅、石香蒲和柚叶洗澡水的味道,悠悠地飘越了孟加拉湾,缭绕在我的思念里。



那天白天,我和同伴们去摩诃菩提寺看当年佛陀证悟的菩提树。我被所见所闻惊呆了——
来自欧美、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台等的各路朝圣团,身穿各色各式的僧服,打着白的黄的灰的旗子,要么在绕着那棵菩提树绕行,“导游”在前面做介绍,每个人都口中念念有词;要么就是在大树和佛塔下“占地盘”打坐冥想,身边摆放着水杯、经书和一点食物,仿佛最勤奋的百日倒计时高考生,期望早日证悟。
而他们身边的一只只瘫睡的流浪土狗,可能才是整个朝圣道场中真正无欲无求的生物,不证自悟。

而我呢?
穿越了这么遥远的时间与路程,又企图在传统习俗、宗族关系中证悟什么,欲求什么?
当我也在那棵神圣的菩提树下坐着发呆时,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拓扑学上的反转——越往外远离故土,越往里走进亲情。
2月9日,我们离开了菩提伽耶,搭一趟夜班火车前往瓦拉纳西。清晨5点,在日出的那一刻,我们抵达了恒河。
那些在沐浴在粉红朝霞与圣河中祈祷的印度教徒的身姿,与我记忆中大人们准备好三牲和元宝蜡烛,虔诚地祭祖先、拜四方神明的模样,模模糊糊地重叠在一起,仿佛那是同一群人、同一件事。



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的大壶节计划将会落空。2月10日凌晨3点,我们出发去赶火车,火车站之拥挤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每一个窗口和缝隙里都满溢着人,根本无法上车。
这趟濒临要爆炸的人肉列车,即使只在站台停留短短10分钟,也浑身散发出复杂厚腻的味道。
那是混合着六千万只动物活动、睡觉与排泄所散发的气味,其中过半是人和老鼠;那是众神、帝国、贫穷与腐败的文明所散发的气味;那是一万间餐馆,五千座神庙、圣祠、教堂、清真寺所发出的气味,是一百座专卖香水、香料、焚香、新鲜花朵的市集所发出的气味。
后来我从新闻上看到,这一年的大壶节达到了空前的1亿2千万人次,2月10日当天更聚集了3千万人,这一纪录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阿哈拉巴德的火车站也因此出现了踩踏事件,造成37人死亡和几十人受伤。
最终,大壶节于我的最大意义,竟是一场最深刻的“春运”体验。


©阿饼

如果说这个大年初一还留给我什么惊喜,那就是当我们最终决定放弃大壶节、转而去鹿野苑时,竟在那里偶遇了开坛诵经祈福的大宝法王,还有我的一位加拿大友人老师。
相较于多元文化和教育程度高的南方,北印的印度教徒更多、更虔诚,对纯素食的要求更严格。回想我那10来天的旅程里,被迫吃素的每一天几乎都在忍受饥饿。
有时就连向餐厅打听是否有煎鸡蛋,都会被服务员鄙视到拒绝告知Wi-Fi密码。最倒霉的是我在房间里随意放几个充饥的水果,也会被猴子进屋偷走。
此刻,家人聚餐的大鱼大肉,成为了我最奢侈的想象。
所以,他乡遇故知,可能更胜于遇圣人。年初一那天,我和那位加拿大友人在恒河边迷宫般混合了牛粪和印度熏香小巷道的印度餐馆里吃了一顿(对我来说很昂贵的)210卢比的Maharaja Thali——传说中的印度全素“满汉全席”。
这就算是我的新年聚餐了。

“圣水沐浴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我离开的前一天,瓦拉纳西也感受到了来自上游安拉哈巴德大壶节的氛围,整个旧城也热闹起来,张灯结彩,寺庙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我们在凌乱的小巷里找到那家1925年营业至今的“全球背包客知名品牌”Blue Lassi,一边吃着香蕉奶昔,一边看着店门口抬过几具正准备去恒河边火化的遗体,逐渐适应了瓦拉纳西生死共荣的日常。
我在一个老寺庙门口被一位老太婆点了Tika,脸上还抹了好几道黄色、橙色、红色和绿色的粉末。
我还去主河阶(main ghat)的寺庙里祈愿,庙祝问了我的名字,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给我绑了一根红绳——每年年初一,我阿婆也会给我一道平安福。
最后,我还做了一件事以结束这趟“新年”旅程:像一个普通的印度教徒那样,在恒河水里沐浴、祈祷,完成一次普阇(Puja)。


两位印度大姐牵着我的手,三人呈三角形站在河里,任河水漫过我们的腰间。我听着她们的引导,以相同的频率蹲下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浸没在水中,如此浮沉几次,湿透全身上下。然后面朝太阳,手捧一掬水,高于额头,念念有词祈祷。
最后,我们把水洒在空中,结束了这个仪式。
那一刻,这条圣河属于所有婆罗门幸运儿,属于所有的印度贱民,也属于我这样冒失闯入的旅行者,更属于我心中默念祈福的远方家人们。
上岸后,我开始发抖,是冷,是高兴。
我想,我这个新年,算是完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