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纪念费方域先生

本文是《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哈尔·R·范里安著的中译本译者费方域为此书撰写的译者题跋。费方域先生任职于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他在经济学领域成果丰硕，并将大量优秀外文原作译介过来，这些著作陪伴了我的大学生涯，让我收获颇丰，牵引了我对合同理论的兴趣，念兹在兹。去年，费先生因病身故，文星陨落，君子息焉。费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后生于除夕之日再拜读费先生这篇钩沉索引的名作，告慰这位编舟者和摆渡人。

现代观点的微观经济学

——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二版中译本自1991年面世以来，被很多高校和社科院长期用作核心教材，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它的广泛流行，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认真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的热情和能力；它的成功普及，见证了思想解放后的中国创造增长奇迹的伟大实践。

原著从初版至今，已再版了6次。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第六版的中译本。用作者的话来说，前五版获得了令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成功。这些版本在目的、架构、体例等方面一脉相承，保持了主旨上突出标准理论和分析方法(基本概念和定量解答)，篇章上强调模块结构和逻辑顺序，论述上力求完整准确和详细易懂的显著特点。不同的只是，后续的版本逐渐地新增了“拍卖”、“博弈论的应用”、“信息技术”等章节，这些章节或者借助传统理论与方法分析新的经济问题，或者概括成功地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一本普通的中级经济学教材，为什么能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而且长盛不衰呢？一本翻译过来的外国教材，为什么在中国也能如此长久地赢得广大读者呢？一本如此成功的教材，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增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而同时又继续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呢？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中，为什么有必要大量使用这样一类教材？并且，为什么说这对于我们培养出经世济国的人才，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是条捷径，是个良方呢？这些正是译者想要在第二版“译者的话”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同时也是眼下需要再次加以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部优秀的中级经济学教科书，应该能够通过围绕它的训练，帮助读者准确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它为基础来研修高级课程和其他学科，攻读学术文献，或者，也可以凭借它来弄清经济政策和形势，做好实际工作。而要达到这个标准，这部教材就必须既能够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学，牢牢把握主流和前沿;又能够明快表述现代经济学，使之合乎逻辑，合乎历史，容易领悟，容易贯通。

本书就是这样的一部优秀教材。首先，它在众多的现代经济学说中，紧紧抓住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并将它作为全书的主体详细展开。从逻辑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而终于阿罗和德布鲁对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精巧证明。从历史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先通过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分别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方法，对古典的生产成本的价值决定观与边际主义的主观效用价值观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综合，又经过萨缪尔森，用最大化和均衡的分析工具，在方法和数学表述上为自己奠定了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第一是因为，它能始终扣住并不懈求索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并不断地推进和更新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它对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的严格证明，分别明确了竞争性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以及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条件，从而既为市场（竞争，价格）在价值决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完美和力量提供了理论根据，又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是因为，是它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和完善可以使它的各个概念、命题、法则得到统一界定和证明的方法论基础。它的理论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公理推出，可以用数学的一般化形式来表述。这标志着它的成熟，也解释了它为何具有主宰和服务其他各经济学分支或应用经济学学科的根基性地位的原因。第三，是因为，它能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开放、吸纳的体系。认识总是先片面再比较全面的，比如，从主观效用发展到效用是偏好描述方式，从偏好发展到显示偏好。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比如，从确定性发展到不确定性，引出了期望效用、风险态度、确定性等价等概念；从决策发展到对策，引出了一整套博弈理论。认识也总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比如，斯勒茨基方程对吉芬商品等现象的解释，产权与外部效应的关系。因此，一个科学的体系必须要能够扬弃旧知识，接受新知识。越是宽容、能接纳的体系，越有生命力，也越有征服力。独断不是科学态度。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本书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它能在中级水平上，系统而不是破碎、准确而不是含糊、推演而不是武断地将这个理论的全部精华生动地展现出来。当你在书中读到像“边际替代率的含义”这样的章节的时候，你就会深深了解，这种功力的确来自作者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和对理论的透彻理解。

其次，它紧紧抓住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前沿。上个世纪，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对传统新古典的责难和反思在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第一，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科斯革命。它提出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问题：为什么有的（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进行，而有的却在组织（如企业）中进行？产权、法律、组织（通过交易成本）对此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是重要的）？当经济活动发生在组织里面时，调节行为和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此前，传统新古典是不讲产权，不讲制度，不讲法律，不讲政治，不讲组织的，科斯革命之后，便逐渐产生了建立在新古典分析基础之上的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它们滋养、丰富和推动着理论经济学主干的拓展和深化。在传统新古典那里，企业只是个黑匣子，只是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企业的性质（为什么要有企业）和企业的边界（与市场的界线如何决定）是什么？企业内部各层级、各单元的激励和协调如何进行？这些基本的企业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研究，甚至都没有被恰当地提出来。而到现在，经济学却有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委托—代理观点的企业理论、交易成本观点的企业理论，和不完全合同与产权观点的企业理论，等等。第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以阿克劳夫、斯蒂格里茨和斯宾塞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它被视为经济学流行范式的根本改变。它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获取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话，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还是否继续有效？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否还继续有效？在信息（事前或/和事后）不对称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应当如何引入信息问题，是作为自身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将传统理论全部重写？传统新古典是以完全信息为假定前提的，而新范式的倡导者则认为，放松这个假定，竞争均衡就可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他们还认为，旧范式不是没有看到信息问题，而是没有办法将它们纳入模型。因此，他们积极地发展起了信息经济学，或叫激励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以便处理信息问题；同时，也将它们积极地用于市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府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之中。第三是以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为标志确立，再经过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夏普利，库恩，塔克，鲁宾斯坦等许多人的杰出工作而迅猛发展起来，并在经济学中取得中心地位的博弈论。它的开创者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假设使价格成为给定），把经济人决策归结为可以规避博弈分析的一个单人简单最大化问题。但实际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所以需要靠博弈论来分析。这个理论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 (以什么工具) 解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合作）？在相互依赖的策略互动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选择理性行为：采用什么策略，形成何种联盟？它能否找到一个既相互联系而又根本上统一的方法论？它能否既与市场竞争均衡贯通，又能应用于制度和组织中的激励设计？它发展了一系列博弈均衡的概念和定理，形成了包括完全完美信息（静态与动态的）和不完全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理论、讨价还价理论、合作博弈（合同关系）理论、演进和学习博弈理论、实验博弈理论在内的庞大体系，并被频繁、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它能在同样的中级水平上，通过市场失灵的逻辑联系，巧妙地将信息理论与外部效应摆放在了一起，将应用博弈理论与寡头理论贯穿到了一起，将拍卖作为市场形式和市场设计与市场供求均衡连接了起来。也许是太想体现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与厂商行为时方法上的一致性，本书没有讨论企业性质，也没有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在他们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对这一问题是这样处理的，比如，他们先介绍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的供求决定模型，然后指出它的不实际，再详细阐述现代激励报酬理论。本书作者其实也完全可以这样对待企业理论，当然对于他作过特别研究并特别熟悉的信息技术那一章，他就是这样做的。

传统与革新，从历史上看是承继的，从逻辑上看是螺旋上升的。这合乎认知规律，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前进着的。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到牛顿、爱因斯坦和波尔，人类在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没有，也好像不需要，因为前人的睿智而让他们的光芒将所有的后人送入阴影，或者因为后人的辉煌而将前人的贡献一笔抹杀。类比于此，经济科学也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思想发展史。不了解新古典，就很难理解现代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所有重大的新成就，都是以它为基准，都要借助于它的一些概念与工具。像新古典经济学这样有着如此深广影响的学说，总包含着人类对经济世界的真知灼识。所以，本书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体，而把合同论、博弈论等留给其他专门的教材来作更多介绍，道理其实就像有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数学和物理学还是将拓扑学和量子力学作为专门课程，而仍然把微积分和普通物理单独作为基础课程一样。在更新的能让这些传统和革新都在自身内部找到恰当位置的体系诞生以前，这种新旧并存的局面恐怕还要持续相当的时间。

有两件轶事值得在这里提一下。一件是关于科斯的，他大学时到企业去，发现那里的情况不像黑板经济学讲的那样，于是才受启发写出了后来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另一件是关于斯蒂格利茨的，他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他是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才越发感觉到完全竞争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才越发意识到必须按与现实相一致的假定和结论来构筑模型。这两件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被教授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生的不一致，而即使是本科的教材，也足以为形成这种冲击提供对照。当然，经济理论也有它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面。德布鲁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详细叙述的他为了使一般均衡理论严密化、一般化和简化，而耐心等待、借助和引入数学中新的分析技巧，从而解决了偏好、效用和需求中的几个形式化问题的故事，就是一证。不过，从根本上说，前者总是更重要。数学能使概念更精确，思想更流畅，论证更简明，但只有被直觉验证的数学结论才是更有趣的。而这，也正是本书刻意想做且又做得很精彩的一个方面。

现在来看对本书这样一类教材的中国需求。时下，全世界聚焦中国。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其原因有三：一是继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创造出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纪录；二是继原苏东一些国家转型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更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三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规模与速度，使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局面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中国的重大问题成了全世界都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中国现在不乏来自全世界的最好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思考中国的问题现在就必须用，也能够用全球的眼光和全人类的知识。总之一句话，解决好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好了世界关注的问题，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作出了贡献，就是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呢？在回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经验。在中国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是时代的中心问题。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学习，他们找来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找来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但是，都失败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才在实践中排除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干扰，认清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到了夺取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的政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完成以后，新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所以也就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论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实际上是原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才转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试验计划经济，参与的人这么多，历时这么长，代价这么大，可是到了1976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中国试验市场经济转轨，参与的人更多，但历时却短，代价也小，成绩却很大。这两个试验，回答的都是当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它们是中国的世界级遗产。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们。

斯蒂格利茨在他那本被译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著作中认为，一些国家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仅标志着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失败。因为它们之间是包容、支持的关系，它们的根本错误是一样的。他还认为，一些国家的转型不太成功，其实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从而也是作为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他把产权关系扭曲看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又认为明晰产权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率。他的看法有多少是对的，又有多少是错的，值得人们去思考、去检验，但首先，你就得知道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什么是华盛顿共识，什么是新古典范式。

那本批评计划经济的名著《短缺经济学》曾经风靡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作者科尔奈也因而为我们所熟知。他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并被吸纳进了一般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在欠发达国家产生出重要理论的典范。他的成功来自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计划经济实践，从而能够更容易地观察和捕捉到在计划经济下比在市场经济下表现得更突出、暴露得更清晰的软预算约束现象。二是多次访问英美大学所作的知识准备。我们现在丰富的实践，为我们的自主理论创新准备了第一个“行”的条件，而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我们还要作好第二个“知”的条件的准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态度既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这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不盲从不轻信未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即使对那些在彼时彼地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也不采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是要看它们在中国经济的此时此地是否也被证明是真理。这也不是经验主义，而是不断思索，不断总结，不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生活中，真理与谬误常常纠缠在一起，而在学术界，却又总有那么一些人声称已经掌握了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而不是争执，宽容而不是独断，创新而不是守成，谨慎而不是鲁莽，会有利于我们广泛听取、比较和鉴别各种观点和意见，充分吸收、消化和利用各方面的经验，从而在亿万群众参加的中国建设实践中，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来。

从这样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你就会欣喜地发现，我们还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在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如此大规模地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现代经济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国情这样了解，与世界这样沟通，和前沿这样逼近，对未来这样乐观；我们更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积累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宝贵的具体结论：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稳定、改革和发展，按贡献分配，现代公司制度，科学发展观，效率、平等与和谐，竞争与创新，等等。只有了解历史，了解世界，了解全部经济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些结论是多么重要，这些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些结论，已经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成了我们制定路线与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了我们写就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篇新时代大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我们的主流，与时俱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当我们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更要大讲特讲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为，前者，是我们向世界学习；而后者，才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

方向已经辨明，道路正在脚下，有志气、有抱负、有能力的中国人，坚定往前走，不动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费方域教授

注：程金伟等同志帮助我初译了第六版新增的章节，并对其他部分作了校对和修正，特致感谢。

作者简介

费方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在组织经济学和合同经济学，是国内较早介绍基于不完全合同的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