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笔记

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OBJETS）的包围。——1

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在古代，人靠着物（载体）传递文明；而今天讲究物的迭代，也就是说载体的纪念性消失了。反过来，人成了物质进化的标尺。】——2

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了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橱窗串联（陈列）起的是一整套氛围、环境。成套的汽车模型、一个系列的角色手办、被拆分成几十册的漫画书……它们都在悄悄改变者消费者的品味。】——3

但不要以为文化被“糟蹋”，否则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它被文化了。【从字面意思来看，文化不只是被糟蹋，它还被吸纳了，德性从人转移到了物身上。】——4

杂货店可以变成一整个城市。【此处可同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的“这里面的一切都在表示这样的转折过程：吃饭、睡觉、生育，都要被迫变成抽烟、喝酒、待客、高谈阔论、观看和阅读。面对文化性功能时，脏腑性功能便要隐退”作联系解读。对于鲍氏来说，城市的职能被分割了，其结构性不断被其下属的微观单元所取代；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就类似于在床上看书、吃饭、玩电脑——卧室包揽了家庭所承担的功能。危险在于，当这种解构被不断进行下去时，人的生存空间也在被压缩，从大宅——小屋——房间——居室到舱位……人在被物驱逐，人变得功能化，而物具有德性化。】——5

所有这一切在时髦的两性同体的相同气氛里，最终变得无性别之分了。【就像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的，“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阿波罗式的。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或如Rainwater所说：“区隔的婚姻角色关系是指这么一种关系：过着婚姻生活的丈夫与妻子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有所区隔、明显不同，但合在一起还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单位。或者，在这种关系里夫妻俩人所从事的活动各自分开、独立，彼此之间仅维持最低限度的日常互动。”而在浮士德式的第三性社会中，这种气氛被模糊、甚至颠倒了。】——7

牟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先让符号出现，然后再获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后再加以否定和击退。人们知道，神话的神奇思想就在于牟取变化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片、新闻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在于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于牟取变化符号中的历史，等等。【符号将历史与意义浓缩，成为一个词汇、一组图形、一套陈设……它像勾子用一个造型吊起整个重物。】——10

因为确切地说，所见到的、拍上电视的、录进录音带的事实真相，指我并不在场，但却是最真实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再换句话说，就是幻影。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事件发生的地方——如果将它比作太阳，那么大众交流的信息场就是太阳周围的晕影，或者说核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因为人无法直视日光（在场），所以晕影取代了太阳成为真实；人们远离归零地，借由站在安全地带观看尘柱来获取临在感。

事件无疑是真实发生的，但人们往往不是参与者；又或者说，参与者实际上觉察不到自己身处事件中心。因为人无法通过肉眼看到自己，于是他们必须制造一个符号，以为其编制历史参与感。网络用语中有“梗”的说法，梗就是一种符号；我们不一定看过这个梗背后的电视剧、动漫、电影，但当我使用它时，就进入了事件进程中。这也像“国足”，无论你看不看球，只要在话题下骂一句臭，就拥有了临在感、仿佛身处球场了一样。

这个问题也许要回到叔本华、或者康德身上。因为他们都言明了，真相（物自体）是无法被观测的；事件往往离得越远，道理看得才越清。因此说“否定真相”也许并不准确，而是我们看不到真相，所以只好把倒影作为真相看待；而如果我们都能对自己作出客观论断的话，那还需要“留待后人评说”吗？】——11

作为封闭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 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12

人员更新与循环的结果是，社会负担变得沉重，尤其是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每个人来说，各方面（收入、声誉、文化等）的流动以及地位和竞争所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才能自我恢复和自我循环，才能弥补多种危害——上下班的路途、人口过于集中以及不断的侵犯和刺激——所产生的心理和神经上的磨损。【物的不断更新削弱了长者的权威，由物的迭代引起了对世代加速的追求——社会渴望接受力更强、更具智慧的新一代。此种追求引发世代中每个人的恐慌：担心更不上时代浪潮、害怕忽略了某些重要信息、忧虑被社会所抛弃；“以前对文盲的定义是xx，现在对文盲的定义是yy，未来对文盲的定义是zz……”正是这种唯恐落后于他人的不安全感，加重了社会人的压力和暴力倾向。】——18

这些补偿性的支出，在所有的财务制度中，都是增加的，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不用说毒品、烈性酒的消费以及夸耀性或赔偿性的各种支出了，更不用说军事预算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就是增长，也就是丰盛。【这种对物质匮乏的担忧，这种精神上的贫瘠，造成了消费社会物资的丰（过）盛；但无论物资堆积得多么庞大，精神都永远无法得到填充。因为浪费（奢侈）不能消除对这种被“经营”出来的恐惧，反而会加重对稀缺的担忧；看着那些每天被倒掉的牛奶、水果、面包，然后为明天的三餐而发愁。】——19

从一定程度上讲，极大丰盛也是如此：要使它成为一种价值，所拥有的东西不应是不充分，而应是太多——必需和多余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别应得到维系和表象，这就是各个层次的浪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消灭它，那是妄想。——24

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而存在，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促使商品死亡的不是生产者，而是广告。广告（潮流）加速了商品的死亡，以令其加速迭代。于是这就造成了“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26

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基督教的寄生虫，直到它抵达这样的一个点上，在那里，基督教的历史，在本质上是它的寄生虫——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同宗教圣人的影像和不同国家的钞票之间的比较。”——本雅明】——37

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人们试图把消费、把不断享用相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相同的产品，作为缓和不断加大的社会不平等、等级以及权利和责任的差异东西。事实上，消费的意识与学校意识一样，都很好地起到了这个作用。当然，今天每个人都看书写字。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洗衣机，买同样的袖珍书。但这种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看起来最具体，而事实上却很抽象。正是在这种抽象的、同质基础之上，在这种拼写的或电视机里宣扬的抽象民主基础之上的反方向上，真正的分辨体系才能更好地加以实施。【说实话，这一段我看不懂。鲍德里亚一方面说“消费没有使整个社会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又承认“消费很好地起到了缓和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如果消费只是“让人在形式上获得平等”，那还好理解，毕竟人生来就不平等，有的人生来聪明，有的人则天生残疾；但鲍德里亚又没说明所谓的“具体的平等”、“非抽象的平等”到底又是什么。

我只能猜测他是否表达的是共产主义下的生产与分配的均一，他期待的也许是结构性的、具有整合性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解构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他又拒绝现代工业的均一性：“在手工生产的时代，物品反映了需求的偶然性和独特性。这两个系统相互配合，但是整体并不一致，只有需求相对的一致性。而前者是移动的、偶然性的，并没有客观的技术进步。从工业时代开始，由于技术体制和经济结构，物品开始得到一致性，结果需求的体系与物品的体系相较，变得较不合理一致。”

也就是说，他虽然追求物质上的平等均一，但同时又要求生存与分配的合理化。从根本上，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虽然想化解（调和）这种矛盾——这当然也是所有人的想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但鲍德里亚却没有给出实际具有可行性的操作方案。】——39

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在物的经济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简言之，正如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读书机会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物。【社会中的个体应当享用平等的资源，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小生活”。在鲍德里亚看来，“物”的优劣、好坏直接导致了拜物与贬物的意识，而由于物与人的关联，这种崇拜--鄙视就形成了人际间的关系（地位）不平等。】——39

物以其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这种命定的恩赐只有某些出身好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由于其目的地相反，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拜物只是追求身份地位的一个变种，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然没有改变；只是从过去的追名转移为了今天的逐利。这种情形就像古代日本的联姻游戏：“富有的商人家的后代成了武土，穷困桔据的武土家庭则与富贾结成亲戚。等级制并末破坏，依然如故。但经过变通手段，为富者提供了上层等级的身份。(《菊与刀》)”】——40

这里“通过物的证明”，通过消费获得的拯救，在其没有反映思想的目的性过程中，上气不接下气地、毫无希望地想获得一种人赐的、天赋的和宿命的地位。但不管怎样，这种地位仍旧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后者在其他地方通过文化和权利的行使展现着其美好的一面。【可无论如何，规则总是由人制定的。正如福柯所说：“财产的非法占有与权力的非法行使互相分离。这种区分体现了一种阶级对立，因为一方面下层阶级最能接受的是对财产的非法占有——所有权的剧烈转移，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要为自己保留权力的非法行使，亦即规避自己的规章和法律，巧妙地利用法律空隙使自己获得巨大的经济活动地盘。（《规训与惩罚》）”因此只要不涉及权力的非法行使，那么一定地位（财富）的非法占有总是勉强能让人接受的。“像今天我们这一班人得以受到教育，实为生产力相当进步，而又有好多人在生产上服务，才腾出空闲来给我们。假如要他们同时亦受同等教育，那么，大家便都吃不成饭。……而万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乱一发，大家亦真受不了。（《中国文化要义》）”

“如果责任是这样的，它将自我从我中抽离，将独特性从个体性中抽离，将主体性从主体中抽离，将非意识从一切意识和潜意识中抽离，为了将自我暴露在令人厌恶到难以形容的被动性之中，直至借由被动性，我必须满足无限的苛究，而我能够确定地将其称为责任，却是一种滥用，却是从反面来称呼，尽管承认对上帝负责的事实只不过是取消责任的一种隐喻。”——布朗肖】——41

消费者把不同寻常的行为当做自由、理想和选择来体验，根本不把它视为有碍分化和对规章的服从。区分总是要同时建立起整个差别次序。这样，它一下子便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而且不可避免地超越个体。【消费者把特立独行（私人订制）当成一种自由选择的象征，但是这种选择在另一方面也成了“格差”待遇；你进行私人定制的同时，别人也可以定制比你更好的限量款、收藏版、季节限定——攀比由是形成。你所选择的定制本身亦是对你所处的层级的描述：全自动、智能化、欧式、乡村、极简……直到无风格。“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p21）”，风格定制实际上并不是受你“意志自由”选择的，而是受你“经济条件”限定的，于是看起来自由的定制却成了差别的区分。】——42

消费节奏的加速，需求的连续进攻，使得巨大的生产力和更为狂热的消费性之间的差距拉大。这一点只有当人们彻底放弃个人满足的逻辑，并注重社会区分逻辑时才能够弄清楚。从简单的有意识的决定性中区分这种差异逻辑是必要的。因为有意识的决定仍然是满意，是积极的差异消费，而明显的符号总是既积极又消极——这使得它始终要参照其他符号，使得消费者始终不满意。【人们必须为不断增大的生产力买单，必须借由不断地消费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但这种提升永远不可能令人满足，因为符号并非实际存在，它只是人际交流的场域，必须借助其他符号为支架搭建起来，所以它总是虚空的；就像一个空的礼盒，无论在表面覆盖上多少层包装纸，都无法弥补中心的空洞。】——42

创造财富的节奏与工业经济的生产力有关，而激发需求的节奏则随社会区分逻辑的变化而变化。……城市社会化、合法的竞争和心理上的“飞跃”到了一定的限度后，人的向往就会无法逆转，而且会没有限制，并随着加速了的社会分化、普遍关联性节奏而增强。与消费的这种“具有差异性的”活力相联系的特殊问题，正是产生于此。【过去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供不应求，所以供给总体上要迎合需求；而到了生产力过剩的时代，则变为了人的需求为迎合供给而变动——因为为了维持经济水平，人已经不得不增产了。不敢缩减的产能，不能降低的增速，都使得处于这个巨大机械下的“活生生的齿轮”面临着不断加大的压力。“低欲望时代”，也只不过是消费社会下的人对体制的一种焦虑表达；巨大机器已经无法回头，身处于这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就连“低欲望”的实现也都是建立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的：没有人会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形下谈论低欲望；也没人在家徒四壁的环境中宣扬断舍离。所以低欲望并不拯救焦虑，而只是暂时的自我麻痹，消费人终将在差异的沉浮中，扮演社会的齿轮直到死亡来临。】——44

当整个社会都已城市化，当通讯无处不在，需求将根据一条垂直的渐近线而增长——它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出于竞争。【拜物文化形成了一种消费的竞争。但是如果把这种竞争归根于消费（拜物）文化的话，那么就过于简单了。福柯说：“通过战争国家化这个事实，社会实体之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人们所说的日常战争和实际上所说的‘私人战争’被抹去了。（《必须保卫社会》）”也就是说消费竞争实质上是现实斗争内化的结果，它的源头不是消费，而是人性中的斗争；如果我们试图瓦解消费形式的竞争，那么本质上人类要解决的就不是消费文化，而是动物内在的斗争性本身。】——46

所有这一切把物质增长的社会，当做了物质丰盛社会的对立面。由于这种竞争性的需求和生产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压力，由于这种匮乏的压力，由于这种“心理贫困化”，生产秩序安排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适应它的需求产生并得到“满足”罢了。【正如叔本华所表示的，真正的幸福不会是追求并拥有快乐，而是避免痛苦，不知身在福中；物资疯涨也绝不会是社会物质充裕的证明，反而是物质匮乏的表现。这种（生产消费的）情形类同赌博的补偿心理：以追求快感为目的的赌博，只要在其过程中输了一局，之后就无法再仅靠赢回本金来平复了，而必须赢回两局、甚至更多……这种心理就促使赌客（消费者）投入更多的精、钱进入赌局（消费）中。】——46

因为体系只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所以，它就更系统地以个人需求作为挡箭牌。慷体系之慨的个人消费的的巨大赘疣，就是产生于此（加尔布雷思）。——46

在变为生产财富的社会之前，社会是一个生产特权的社会。而且，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在特权与匮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可限定关系，不可能存在没有匮乏的特权。两者在结构上是互为联系的。因此，根据社会的逻辑，增长被再次出现的结构性匮乏不合常情地限定了。这种匮乏与初级匮乏不再是一回事：后者可视为暂时性的，而替代它的结构性匮乏却是决定性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有了不均（特权），于是有了多寡之分（匮乏）。】——47

他们睡得多。他们相信——表现其经济体系的正是这一点——自然资源的丰富；而我们的体制特征是：人们面对人类手段的不足产生了失望，以及对源于市场经济和普遍竞争的深层后果产生了激烈的、灾难性的焦虑。原始社会特有的集体性的“缺乏远见”和“浪费”是实际的丰盛象征。而我们唯有丰盛的象征。在一台巨大的生产机器下，我们捕获着贫困与不足的符号。【原始人睡得多，而现代人则是睡不着了。对于现代人来说，“匮乏”的焦虑和信息的“过剩”让人感到恐慌，恨不得一天能有25个小时来用。但事情不是绝对的，作为反面例子的印度人和埃及人——一天只工作几小时工资还要日结——也被认为太过慵懒而不思进取。】——48

贫困不在于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原始社会的人惹信心的，以及促使他们在饥饿之中体验丰盛的，最终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因为，任何垄断都不会阻碍交流以及构成不足。无论是对实物、土地、工具的垄断，还是对“劳动”产品的垄断。不应该有积累，因为积累一向是权力之源。【贫困——因贫穷而造成的窘困，其背后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原始人并不窘困，他想要什么都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取；而不存在的东西，他也不会去想要。所以脱离了自然的城市人已成了无根之木，他失去了农田、失去了土地，只能在城市中出卖体力求活；可城市人不是在自己养活自己，而是仰仗着就业率来养活自己。在就业率数字另一端的人，没有归处、也没有能再生的资源，就算给他两头种牛他都养不成活，他如何能不贫困呢。

但是如果因为大家都吃不饱，所以就相当于没有贫困的话，那么这也只是一种“相对富有”而已——建立在绝对贫困上的相对富有。但其实质也并非富足，而是无忧。无忧不能实际解决生存资源稀缺所造成的痛苦，终究只是一换一而已。总之，原始的生活方式并非正解，原始人也一样为了病痛、寿命、不便而苦恼，如果因为现代性的焦虑就忘了原始性的苦闷，则同样一叶障目。】——48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值而且控制这一价值所要求的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总的结果是，要么通过先于生产行为本身的手段，要么通过后续手段，“从购物者那里剥夺决定权并将它转让给企业。它可以在企业那里得到控制。”……以往，主动权被认为是掌握在消费者手里，而且通过市场反应到生产企业那里。这里恰恰相反，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不是需求指导供给，而是供给为自己制造需求。消费者需要什么已经由不得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来决定了，而是由他们所处的阶层、受他们的身份来决定。就像那么一句话“想要会赚钱，就要先会花钱”，“赚得越多，花的也就越多”……而制造这些环境（氛围）的就是资本主义。】——52

人们只能再一次同意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承认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只是个骗局。这种把个体满足和选择维护得严严实实的神秘主义，就是工业体系的意识本身。整个一个“自由”的文明在这里登峰造极。专横以及所有集体的危害：渣滓、污染、田地荒芜都得到了说明——因为消费者在这个丑陋的丛林里成了支配者。他被强加了选择的自由。【如果说，在古代，面对苛政与乱世，人们还可以逃避到深山隐居，那么在今天，人已经无处可去了。如今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山林、每一只走兽，都在“国家权力”的笼盖下，是国家的资产，你能逃到哪里，在哪里枕石漱流——就连“活着”本身都在巨大机器的支配下。自由早已缺如，人的生命亦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受到生命技术的调节：被监视、被命令、被宰制。“公民”在这里不是一颗权铊而是一枚项圈，从出生起便套在每个人脖子上，人摘不下它，只能不断给它换上更好看的新皮。但人还是“自由”的，因为他至少能为自己脖子上的项圈选择一个好看的颜色。】——53

加尔布雷思认为，个人需求是可以稳定的。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酷似经济原则的东西，迫使他在限制努力的同时，也限制自己的目标和需求。这并不是“人造加速器”的结果。简言之，就个人而言，这不再是一种最大的，而是一种和谐平衡的满足倾向。——54

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多多少少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因此洗衣机就被当做工具来使用并被当做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而后面这个领域正是消费领域。在这里，作为含义要素的洗衣机可以用任何其他物品来替代。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也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逻辑欲望——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物在“日用品”的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工业化消费品”的领域里却可以找到替代。因为在消费的领域中，商品只是一个符号，或者代号的代号，并不是作为原型的本身，因此它可以被无限替代。】——58

如果病痛是器质性的，那么症状和器官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在歇斯底里或身心的颠倒中，症状和符号一样是任意的。……如果人们在某处捕捉到了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按照它的字面意思，把它当做它表现出的对某一物品的需求来使它得到满足，那么人们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对患有以上症状的器官实施一种传统治疗。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旦这种症状在一个器官上消失，又立即在另一个器官上发作。……就像我们不可能在歇斯底里中确定病痛的客观特点一样，想对需求的客观特点进行确定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原因就是所谓的客观特点并不存在……在物品和持续需求中进行局部自我指向的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就类似由腰椎病引发的腿疼一样，被错乱的表面迷惑而追寻不到病根，因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人们追逐符号的过程，一如把伤痛膏贴在腿上，于是腿痛永远无法治好，而欲望也总是无法满足，最终形成再不可医治的病灶。】——58

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在此意义上，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消费促进生产。消费是维护社会有效运转的责任。】——60

当代人越来越少地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语对自身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鲍德里亚这里指的应该不是工作（work），而是体力劳动（labour）。】——62

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决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没有英雄就不再有崇高，也就没有来打破僵局的人，世界（社会）也将就此失去活力。尼采说：“他看到眼前的悲剧英雄具有史诗的明朗和美，却又快意于英雄的毁灭。他觉得英雄的行为是正当的，却又因为这行为毁了当事人而愈发精神昂扬。他为英雄即将遭遇的苦难颤栗，却又在这苦难中预感到一种更高的强烈得多的快乐。”他说：“凡人类所能享有的尽善尽美之物，必通过一种亵渎而后才能到手。”没有斗争、痛苦、毁灭，新生命就不会分娩；物将不再记录人的成长，而是由人来见证物的新生。“但悲伤是天地万象的建材：不管是一个小孩还是一颗星星的诞生，总是有痛楚伴随。”——王尔德】——64

假如我是某人，我能否“找到”他的个性？而既然这种个性萦绕着您，那么您在哪里呢？假如我是我自己，我还要“真正地”成为我吗。【现代化通过否定人自身来使他在物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德性，借助物品搭筑的场域来构成真空的自我。】——70

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对于人来说是不可替换的，但在消费（符号）领域的商品却有可以互相替换的特性，因此人在这种特性中失去（拥有）了自由：他选择的是适合他的，他也只能选择适合他的。】——73

政治功效并不在于让原本充满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平等和平衡，而是让原本有矛盾的地方变得充满差异。社会矛盾的解药，不是平等化，而是区别分化。【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的主体。同时矛盾也是一个不可解开的结。生命不能没有斗争、不能没有对立；也不能把这个结扣死——它必须是一个活结，才能不断运动下去。】——78

这种自我满足的邀请尤其是针对女人的。但这种压力是通过女性神话来对女人们实施的。女性在这里变成了自我满足的集体文化范例。……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之所以进行自我消费是因为她与自己的关系是由符号表达和维持的，那些符号构成了女性范例，而这一女性范例构成了真正的消费物品。女人在进行“个性化”时消费的就是它。【自恋、个性。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汇：操（凹）人设。我在消费我自己。】——80

它主要还是凸现了某种“第三类”性倒错范例的产生，无论在何处这都与那些自恋且性别模糊化的青少年的异军突起紧密相连，而且这一范例在高要求的男性范例与自我讨好的女性范例之间更接近后者。【自恋——自我讨好——自我认同，是非男性认同也非女性认同的“第三性”——我流。因此严格来说它不是偏女性的，而是中性的；它不在男权社会中诞生，也不在母系氏族中出现，唯在二者互相冲击的均势中产生……只不过在男性话语的社会中，它无疑“相对地”更偏向女性那一侧。】——82

因而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的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事件和场所。【这让人想起阿甘本的“滑稽模仿”，对于他来说，滑稽模仿是将神圣事物带向凡间的举动，但在鲍德里亚，这一举动则并非将神圣本身拉到人间——或者另一个意思，将人间变成天国——而只是在地面投射了神圣事物的影子（符号）。我们在享用（消费）符号的同时，也意味着将永远在此止步；因此它对于人来说既是佳肴，也是枷锁。】——85

从中我们不应只简单地看到对过去的怀念：透过这一“生活化”层面的，是对消费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定义，即在否认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但解读方式却有万千，符号就像投在壁上的灯影，但我们却无法直视自我本身。重要的是探寻不到的真相还是肉眼可见的影子，也许对不同人而言也是不一样的吧。】——86

这就是说，再也没有那种独特的、象征着与文化对立的本原存在了，有的只是模拟范例，一种对被用于流通的自然符号的消费，简而言之，一种再循环了的自然。【失去了裁决者，没有将过去焚毁的人，那么创新的源流也就枯竭，灵感也将消失，最后只能变成无数的符号堆积和排列组合。】——87

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活着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中被生产出来的。【内化，就像庭院的竹林被内化成墙面的竹林壁纸一般，它们只是符号，无法代替真正的竹林。但危险的并不在于符号化，而是消费它；这种复辟本身就不是为了真的呼吸林风而设计出来的，它实现的只是作为符号的自身。就像梁漱溟所说，精神在经久的岁月中失去了原有的意境，如今所存的符号并不是为了完美再现古意，而只是作为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明。而这种古意，又会在天地人和之际，被重新唤醒。】——88

考试是在社会中获得晋升的一种出色形式。每个人都想通过一些考试，即便只是在非正式的无线电传声形式下的考试，因为如今被考核是构成声誉的要素。因而此类游戏没完没了的增加蕴含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在此范围内，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完全被纳入这类大众传媒竞赛的社会，整个社会组织都建立在它们的认可之上。历史上已经有过一个社会曾经经历过一套完整的、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和组织的体系，那就是科举制度下的中国。但那个体系触及的只是一部分文人。而在这里，所触及的将是被挑动起来不断进行孤注一掷的的整个大众，在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押上了自己的社会命运作为担保。【当代考试，是用僵硬、规格化的方式将社会人进行差异化区分，但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言，人的高贵应该是就其精神而言的。】——91

建立在产品稀缺之基础上的艺术投机宣告终结了。由于其“无限次备份”，艺术也浸泡在工业时代之中。【无论工业化如何对外在的“画面”进行无数次复制，其内在的“艺术性”是不会受到左右的（如王维的《辋川图》和葛饰北斋的《须佐祛疫图》）。也就是说，工业复制并不影响“人”的艺术创新，它影响的只是“物”的真迹地位。再详细地说，我们不该把《蒙娜丽莎》与达芬奇划等号，前者确实是后者画的，但却不能将作品视为作者的真身——艺术性是相对于人存在而非相对于物存在。因此只能说，艺术品在现代，确实被浸湿在了工业制造之中，但其艺术性，仍随着意志的永续而持存。】——93

这一切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其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社会流动性的修辞、满足针对另一种文化外目标或者干脆就只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因此这里发生了颠倒，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在此将只不过内涵的、次要的功能。【消费符号的危险之处不只在于它架空了它所代表的原物，更在于它扭曲、颠倒、置换了消费者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古意而购买的竹林壁纸，但（在广告驱动下）为了营造这个古意，连笔墨纸砚也一起买了。只因广告在消费者（起点）与古意（终点）之间植入了一个转接点——“雅居”：想要营造古意，就必须有一个雅居。正是这个接点，让消费者从起点到终点的路上绕了弯路。如果说在这个例子中，消费者最终还能抵达他的终点，造出他的古意的话，那么随着无限增长生产与消费需求，这个被置入的转接点必然越来越多。于是可以预见，符号消费将不可避地扭曲消费者的初衷，让后者变成次要、甚至处于末端的地位——一旦抵达不了终点，也就谈不上什么唤醒古意了。】——96

当然分别还是有的。就是那古老的、有趣的手工发明是好奇心的赘生物，是对英雄主义技术诗意的陶醉。而摆设，则属于这样一种系统逻辑，它把一切日常之物与哗众取宠的模式牵扯起来，却说人工、虚伪和无用的根源恰恰在于整个物品的环境甚至整个人际关系的环境。就其最广泛的词义而言，摆设试图超越游戏式模式的目标和用途的这一普遍危机。但是它没有达到，也达不到玩具对儿童所意味的那种象征性自由。它频发，是一种模式效应，一种针对其他物品的人造加速器，它被牵制在一个圈子里，在那里，用途和象征变化为一种组合的无用性，就像在那“全部”视觉舞台中，晚会本身就是摆设，即伪社会事件——没有游戏者的游戏。【阿甘本的“小孩的粪便”。现代人对家居陈设的自由，无法与小孩摆弄事物类同，因为我们排布的是它的符号，而不是它的结果。这意思是说，笔墨纸砚也好、琴棋书画也罢，这些都是象征性的陈设，我们始终没能涉及到它的本质部分——意境。唯当我们从物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地操纵它：同一幅画，我既可以让它实现中式的古意，也可以让它呈现西式的现代风。这才是真正的自由。】——102

流行艺术是否是我们所谈论的这种符号和消费逻辑的当代艺术形式，或只是一种模式效应，即它本身是一种纯消费物品？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我们可以承认流行艺术在将自己变成单纯物品的同时改变了一个客体世界。【当代艺术是否作为时代之眼，表现了一种对当前消费模式的反思，还是说它本身就已经变得可消费了？工业复制取消了艺术品的独特性，意欲将艺术拉入不可亵渎的领域；但艺术本身又是对现状的亵渎。在消费体制中，艺术家在审视当下的同时，也无意识地被符号化了。进入商品领域的艺术品不再受艺术性的指导，而是听从市场的指挥；一张鬼画符能拍卖到上千万可能不是因为它包含着多少艺术力，而是因为其内在的市场（舆论）价值。但另一方面，作品的艺术性又并非寓居于原版之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复制品还是真迹，观赏者都有能力从中观察出匠心。因此，可以说在艺术的复制品中，不断地持续着亵渎与不可亵渎的战争。】——104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指责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及他们接受这种成功时的心安理得。【高居翰说：“欧洲艺术史上也曾发展出类似的文人业余画论，以为艺术家秉持自身的学养以及人格，应勘破利字这一关。这其实是陈义过高，易流于空言；而理想高于实际的状况。（《隔江山色》）”】——106

流行希望成为平庸的艺术：但是平庸只是崇高这个范畴的当代版本，也是一种超验范畴。物品只有在它的用途方面、在使用它时才是平庸的。物品从它开始指涉时就不再平庸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当代物品的“真相”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当做工具，而被当做符号来操纵。【当物品开始执行“象征”作用时，它就注定不再平庸了：它不能被消耗，不会被损坏，只能够瞻仰，就像中国的九鼎，这个用来吃饭的器具一度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或者，《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一度遭遇焚毁之灾——它的主人意图将它一同带入另一个世界。但它最终被拯救了下来。从这一刻起，《富》图就开始脱离了艺术品的位置，而朝着“艺术象征”出发了；它指涉向一种风格、一种精神、一个时代，这些都使它不再被个人所能拥有（消耗）。

“不能用金钱（物质）衡量”的另一个说法叫“纪念碑”，当艺术品从“价值连城”变为“无价之宝”，它就立即进入了“崇高”的超验领域。在这座纪念碑下，人们只能膜拜而无法拥有，自周王朝之后，有谁曾获得九鼎，又有谁曾见过三神器。自此，可以想见，在消费文化的终点，是艺术品的终结；个人艺术将重新回归礼仪艺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消失，就像我们一样能从西周礼仪艺术和建国后群众艺术中发掘艺术性一样。艺术性只铭记在人的历史里，而不寓居于物的系列中。】——108

可见流行强行进行的活动远离了我们的“美学情感”。流行是一门“酷”的艺术：它并不苛求美学陶醉及情感或象征的参与（深层牵连），而要求某种“抽象牵连”，某种有益的好奇心。【流行艺术希望成为平庸的艺术，但它终究不是平民艺术。我以为这里的“流行”是作“先锋”的解释：先锋文化渴望得到大众认可，但它终究不能沦入大众；因为一旦成为主流，先锋就不再具有自身独特的批判（毁灭）性质。先锋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它不一定高贵，却一定是佼佼者，因为它绝不懒惰。】——110

以电视的情况为例，从由画面所指的事件过渡到了这种画面消费。不同之处还在于这一意义上，即它既不让人看到也不让人理解具有各自特性的事件，而是在根据同样的编码规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诠释之后便不加区别地将它们播放出来，这一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也是一种技术结构——在电视情况中，这就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编码规则和造成了某种推论类型的剪辑模式、媒介自身的连接模式，那种推论类型充满了多种变化信息的内容中性化了，并代之以其自身对意义的命令性约束。【简而言之，电视画面对事实不仅带有技术性的转译失帧，也带有主观性的偏向展示。】——115

广告的大众传播功能因而并非出自其内容、其传播模式、其明确的目的，也不是出自其容量或其真正的受众，而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逻辑本身，这就是说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一个虚拟的场域，一个永远抵达不到的真相。却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身处真相之中，让我们看到青鸟而误以为以为自己拥有了自由。】——116

真相是广告并没有欺骗我们：它是超越真和伪的，正如时尚是超越丑和美的，正如当代物品就其符号功能而言是超越有用与无用的一样。……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在构建。它给出材料，然后利用消费者构筑真实；它放弃对现实功能的细述，从而使消费者在广告中自行填充对使用的幻想。从一特点来说，它似乎具有某种戏剧式的艺术性。“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有些悲剧只有一两个熟悉的人物，其余都是虚构的；有些甚至没有一个熟悉的人物，可是仍然使人喜爱。”——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118

时装模特并不是性冷淡的：而是一种抽象化。时装模特的身体也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功用性客体、是混杂着时尚符号和色情符号的论坛。它再也不是姿态的综合，即使时尚摄影展示了其通过一种模拟程式重新创造自发的手势和自然动作的艺术，它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一个形式。……那些迷人的眼睛，深不可测，那目中无物的目光——那既是欲望的过分含义也是欲望的完美缺场——在他们空洞的勃起中、在对他们审查的赞美中，是美丽的。它们的功用性就在于此。【阿甘本：“她使自己在表演或顺从于最下流的动作的动作中被拍摄，但不论怎样这都是为了使她的脸能够在前景中完全地可见。但与模仿肉体的享乐——正如此类作品的常规所规定的那样——相反，她假装和显露的——像时尚模特一样——却是最绝对最完全的冷漠，是最恬淡寡欲的镇定自若。……尽管她意识到自己暴露在（观看者的）目光之下，却没有（表现出）与他们（观看者）的一丝一毫的合谋。她无表情的脸打破了生活经验和表达领域之间的一切关联；它不再表达任何事物而只是把自身展示为一种没有表达迹象的场所，展示为一种纯粹的手段。（《渎神礼赞》）”

在“具有消费性”的情色元素中，身体乃是一种符号，是不具备情感的象征物；它的象征性令她（的肢体）成为抽象的形式而不是一个实在的个体。例如在昆汀的电影，美足只是美足，而不是谁的美足，它不具任何实体性（幻象）；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姜文电影里的周韵和贾樟柯电影里的赵涛，后在稚嫩与稍逊风采的演绎中，显现的却是非符号和不可消费的情感实体（真实）。】——126

从卫生保健到化妆，其间还包括晒黑皮肤、运动和多种对时尚的“解放”，身体的重新发现都要经过物品。【因为被指出的不是概念的自我，而是作为实物的身体；因此任何对实体的关注，都必须通过物来实现。但是她会发现，当她身体各个部位都与某种物相关联的时候，她的身体也一同被销售了：必须买精华才能使面部精致、必须买增肌粉才能保持肌肉成型、必须买发胶和护发素才能令头发更加亮丽……消费体制引导人们过多地关注身体、产生相应需求，好让人们忘了在没有精华、增肌粉和护发素的时代，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健壮、头发浓密的身体。】——127

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的解体，总是通过其成员个体的散落，以及把性真正传染为个体动力和社会氛围来完成的：古典制度末期就曾是这样。看来，割断了自身历史且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严重涣散的集体，总是会回复到一个几乎纯粹充满了冲动的世界中去，同时会将利益的即时决定与性的即时决定混淆为同一种狂热不满。社会关系动荡，那种不牢固的联系和激烈的竞争营造出了经济世界的氛围，它们反作用于神经和感官，而性欲也不再是人们共同陈赞的对象以及将众人凝聚起来的因素，而变成了对利益的个人狂热。它纠缠着每个人，使他变得孤立。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性欲在加剧的同时，会变得对自身充满渴望。【解读你自己（人格测试）—过分地关注自我—自恋—自厌—孤独。它分化族群，追求个体（自我）崇拜，由此打破了集团式的社会结构。但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团体对个体的欺榨、强势对弱势的打压，还有由民意集结而成的恶意。因此完全否定个性化是困难的，精（聪）明也许让人辛苦，但愚昧也并不拯救人类，未来的路怎么走人（类）自会有他的决定；总之，这个种群只要一日不超过自然，那么他就不会被自己制造出的恶意毁灭。】——139

真正的幻象是无法表现的。如果它可能被表现，那将是令人难受的。——143

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即休闲无望地试图恢复的那种价值，就是被消磨掉。……休闲受到制约是因为它在无动机的表象下，忠实地再生产着本属于生产时间和被奴役的日常性再精神上和实践上的一切束缚。它并不表现为创造性活动：艺术或其他方面的创作或创造，从来都不是休闲活动。通常它表现为某种返祖活动、早于劳动的当地形式的活动（修补零活、手工艺、收藏、钓鱼）。唯一真实经验过自由时间得到指导性范例就是童年。【鲍德里亚对消磨时间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它不是单纯的躺在沙滩上休息、或去酒吧买醉——这不是消磨而是“出逃”。消磨时间是一种无目的性、无功利性的活动，甚至可以说，它有一种机械的特征。在消磨的活动中，他既不创造、也不创作，但仍进行着无功利的生产。这种情形就和坐办公室里的闲职老干部差不多：他不需上进、不用创新，轻松地完成赖以谋生的工作，然后下班——虽然回到家也和上班没什么两样。

关于“出逃”，正如小女孩穿胸罩是一种对性的虚空指涉，在沙滩上晒太阳也不是真正的消磨。它指涉向的是繁忙——忙碌后的轻松，以及放松后的回归忙碌。因此休闲是面向忙碌的短暂“逃离”，而消磨则不在此列：一个做闲职的人不用专门请假去海滩晒太阳，一个只满足于基本生存的人也不会有充裕的金钱四处旅行。情形大抵如此，只有被困住的人才总是想方设法逃离：一天之内飞遍全球的人必然无比劳碌，vip休息室里总是塞满了跑业务的人；真正轻松的却是那些躲在角落里磨洋工、没人发现的闲职者，只有他们从来不用考虑怎么“出逃”。】——150

人际关系的丧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参加了使人际关系——在符号形式下——重新回归到社会循环轨道上去的系统过程，并参加了这种符号化关系、人际热情的消费。【在这个自恋的社会中，各人志趣殊异，不再追求同一个社会目标，也不再以家庭式生产为核心，因此就诞生了人际关系润滑油的需求。费孝通指出，过去男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即使邻里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也不会影响社会的基本事业。但在这样一个人际丧失的基本事实下，做作就成了一种必需品；物化、虚假的感情充斥着整个交流场域，我们品尝着令人恶心的虚伪，然后报之以同样令人恶心的微笑。“阴阳怪气”不是取自人们的性格，而是出于人们的“求生欲”。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人际的断链又是对个体的解放。它使祖先的未竟之事，不用再强加到个人头上：后代、夫妻、甚至恩惠关系，不再成为关联对象精神（或道德）上的无法偿还的枷锁。巫鸿在《武梁祠》关于梁高行的雕塑上解读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子嗣，他的家族血脉就断了，祖先们也就不能再享有香火供奉。汉代对寡妇贞洁的格外重视与这个中心思想有关，因为贞洁这一道德规范要求寡妇在亡夫家中继续尽为母之责。”一如我在《物体系》笔记中写的，利用环境来锁定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使她不得不屈于这种定位，否则就无法在此间生活。古代寡妇长年不改嫁会有贞节牌坊，但一旦改嫁就会被社会（邻里）唾弃，如果我们视后者为一种迫害的话，那么人际的淡化不正是对遭受这种迫害的人的拯救么。】——158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我们所谓“丰盛”社会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源自封建传统的“服务”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今天的价值是民主的：这就造成了“服务”层面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其实践是与个人的形式平等不可调和的。【为了缓解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一种谎言生成了：“你的服务不是被迫，而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出卖服务换取金钱。”这正是，社会给了你三壶酒，而不管你能不能喝酒。你看起来是拥有选择自由的，实际上却被迫做着不愿做、不能做的事。】——161

当代的非暴力现象是与新型暴力的这些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麦角酸二乙基酰醯胺到花之力量，从服毒后的幻觉状态到嬉皮，从禅宗到流行音乐，这一切的共同点就是拒绝被名誉地位以及回报原则所社会化，拒绝当代这包括丰盛、社会成功及摆设在内的整个礼拜仪式。无论这种拒绝是想通过暴力还是非暴力表现出来，它所拒绝的总归是社会发展中的活动主义以及那种不断追求福利的新的压制秩序。在此意义上，暴力和非暴力与所有混乱现象一样，都很好地扮演了揭露者的角色。面对这个想要成为并自认为超积极且平静的社会，斗殴和摇滚从一个角度，嬉皮从另一个角度，都揭示出其深刻本性中恰恰相反的两个方面，即消极性与暴力。前者紧紧扣住这个社会的潜在暴力、将其推向极端以使其转而反对这个社会。后者把这个社会隐秘的、编排好了的消极性推向一种弃世实践和彻底地与社会不相容，并使这个社会根据其自身逻辑进行自我否定。——180

今后ji将会有一个世界性的疲劳问题，就像现在有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一样。矛盾的是它们两者是相互排斥的。【这又回到了叔本华的“无聊与痛苦”议题上：精打细算是辛苦的，但物资匮乏是痛苦的，总之，人世皆苦。因此他坦言，具有一定资本积累，不必为了生存资源而从事自己心爱事业的人最幸福。上一代老人说，抑郁症是一种矫情、富贵病，也许说得没错；这就像懒惰、贫穷病一样，除了与自我进行妥协外，无法被医治。】——182

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逆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所以，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先验性的终结。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镜像。再也没有存在之矛盾，也没有存在和表象的或然判断。……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血，对自身视角的的缺席。——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