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忆好友林永全和王阿平
中学印象之七 忆好友林永全和王阿平 李庆曾 (一) 我在1965年考入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 那时在班里和我要好的多是些干部子弟。 包括我的两个入团介绍人文明生和段晓临，以及张胜利等。 文革初期，血统论盛行，班里的同学自然而然地被分为三、六、九等。 干部子弟和有头脸的工农子弟为上等；普通的工农子弟和职员出身的为中等；出身不好的，家长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的都在下等。 这样，原来班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在重组之中。 在文革期间，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有两个：一个是林永全，另一个是王阿平。 林永全的父亲做过国民党军官，王阿平的出身是地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我们走到一起成为朋友也很自然。 图1左起：王阿平、林永全、本文作者。摄于1969年 王阿平性格随和，为人圆滑，从不与人争辩，但对朋友非常仗义。 与王阿平不同，林永全的性格倔强，什么事儿都直来直去，但也是仗义之人。 文革开始没几个月，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就开始了。 图2：图片源自网络 由于我们都不是红卫兵，所以没有资格参与串联。 林永全的哥哥林永恩也在我们学校高三就读。 此人多才多艺，特别是在电器方面，很有才能。 学校每次开大会，扩音设备的调试和安装，都由他来完成。 所以，他在学校也算一个知名人物。 林永全通过他哥哥的关系，在学校红卫兵那里拿到了出去串联的介绍信。 他私下拉我和王阿平同行。 有机会出去参加串联，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当时，北京站外面已是人满为患。 进站口实行了管控，不允许进站。 于是我们沿着北京站的院墙，向东走了好远。 当我们进入到北京站的宿舍区后，发现了一堵能够进入站内的矮墙。 我们三人就是从这堵墙翻过去进入北京站的。 进到站里后，我们发现有一辆列车停在铁轨上。 车上既没有司机，也没有乘务员。 当时，这列火车的车门是关着的，但车厢内已经有些串联的学生，我们也学着他们从窗户爬了进去。 问其他人，车是开到哪儿的？什么时候开？大家都说不知道。 我们事先也没有确定任何串联的目的地，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了车厢。 图3：图片源自网络 由于北京站入口实行了管控，站内的人并不太多，我们占到了一个三人的座位。 等了大约有大半天的时间，这辆车缓缓启动驶进了站台。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一趟开往武汉的直快列车。 当时的火车分为三种，无论车站大小，站站停的叫慢车。 小站不停，只停大站的叫直快列车。 只在那些特大站才停的叫特快列车。 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属于直快列车，沿途要停十几个车站。 随着列车的前行，车内的人越来越多。 走到半路，这列火车已经拥挤不堪了。 开始，我们三人的座位挤坐了四人。 车厢通道也挤满了人。 后来，有人用脚踩在我们的座椅上，坐在我们的椅背上。 座位底下也有人钻了进去，连行李架上也有人或躺或坐。 由于过道挤得满满的，上趟厕所、打点儿水，都成为巨大的工程。 图4：火车上的串联学生。翁乃强摄于1966年 有一个场景我至今不忘。 半夜醒来，看到对面坐着的一个学生低头睡得正香。 他滴下的口水正好落在坐在地板上另一个同学的脸上，而当时二人都浑然不知。 (二) 到武汉后，车站设的红卫兵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在一所中学。 床铺是课桌搭起来的，铺上褥子也挺舒服的。 学校的食堂为我们这些串联来的红卫兵提供免费的三餐。 吃、住、乘坐公共交通都不用花钱，这在那个票证经济的年代真是难得。 至今我还记得在那所学校吃的第一顿午餐。 主食是米饭，而菜是一种绿色的块茎植物。 这种蔬菜类似于我们在北方吃过的芥兰，但那个头儿比芥兰要粗壮许多。 切成大块后也能看出，这种蔬菜的个头儿有点像较大的土豆或榨菜。 但吃进嘴里并不是榨菜那种脆脆的感觉，而是面面的。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东东？反正不难吃。 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得游山玩水。 在武汉呆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多是在路上奔波，去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而且边看边抄。 但是读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图5：图片源自网络 当时的孩子就是那么傻，不去玩玩转转，非要去大学看什么大字报呀。 但这后悔来得也忒迟了点儿吧。 可见那时的孩子有多单纯。 到武汉后，我们想继续南下到广州。 但是在9月23日中央下了停止串联的通知。 图6：图片源自网络 于是，我们就取消了继续南行的打算。 当时我们合计，既然出来了，京广、京沪这两条贯穿南北的主干线，就应该都走一遭。 于是我们决定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再回北京。 带回北京的是文革串联的特产，满身的虱子。 是妈妈把我带回来的所有的衣物，都在大铁锅里煮了一遍。 而后，好像并没有发现，我给家里带来了任何串联的“副产品”。 串联回来后，我们发现学校的形势已经大变。 原来的、以血统论为主要标志的、老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两大派别。 “四三派”的红卫兵组织是“六十五中井冈山”。 “四四派”的红卫兵组织是“六十五中公社”。 我们三个人都加入了六十五中公社。 并且也成立了自己的战斗队。 我们的战斗队是林永全起的名字，叫做“干到底战斗队”。 我们把学校楼后的木匠房作为我们的大本营。 白天，我们在那里写大字报，议论学校的事情。 晚上，我们三个人经常挤在一张用木板搭起来的床上。 在离校前那两、三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 在北京的许多地方，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图7：我和林永全在北海九龙壁 图8：我和王阿平在北海泛舟 1969年初，我们这批68届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分配了。 最开始走的是七、八个同学当了兵，其中大多是干部子弟。 第二批同学去的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 那可是个在北京响当当的国营大厂，到那儿去工作的同学个个根红苗正。 第三批同学去的是造纸厂和烟灰制品厂。 我们三个家庭成分太高，分到工厂、留在北京，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在这年的3月份，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招人了。 我们三人都报了名，但只批了我一个。 之所以批准我去内蒙兵团，可能和我自己的争取有关。 当时我找到兵团来招人的负责人，对他们说，我大哥以前就在部队，我二哥所在的单位原来是中科院电子所，现在也划归为部队了，叫做京字122部队。所以我去兵团理所应当。 图9：1969年4月3日林永全和王阿平来北京站，送我去内蒙兵团 我去内蒙兵团后，云南兵团来招人了。 林永全和王阿平一起去了云南兵团。 由于我们天各一方，慢慢就失去了联系。 (三) 我在1989年去澳大利亚的阿德里德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二十年后，我才再次回到北京定居。 高中时的同桌陈桂琴始终在打听我的下落。 一次，她去参加我们北京第六十五中的一次校友活动中，偶然从我在兵团时的战友张增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在陈桂琴的帮助下，我和高中时的许多同学又恢复了联系。 后来，我参加过几次我们高中同学的聚会。 图10：2019年同学聚会。左起：雷锋行、陈桂琴、本文作者、段晓临、张胜利 在这些聚会上，我见到的同学已经超过了我们全班同学的半数以上。 但我始终没有见到过林永全和王阿平。 我几次向老同学们打听他们二人的下落。 班里的同学只知道，自他们二人一起去了云南兵团后，再没有与班里的其他同学联系了。 一次，陈桂琴告诉我，班里的梁新生同学也许能打听到王阿平同学的下落。 于是，我就托梁新生打听一下王阿平的情况。 据梁新生反馈回来的消息，王阿平在一年多前已经去世。 他生前在梁新生的弟弟所在的单位做司机。 我当时在班里的另一位好友林永全，至今仍旧杳无音讯。 只是从网络上查询到，他的哥哥林永恩已经移民美国。 2020-10-28初稿 2020-11-25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