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书摘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骨子里其实是个人主义者。
不像帕累托（V. Pareto）的“精英”概念那样强调能力和成就，而主要是指那些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个性、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自己以某种使命的人。当然，天赋、能力和性格的因素可能也还在考虑之列。
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也是病症）就在于：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的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他引歌德的话说：“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和法律。”如果说还可以允许有某种少数人的特权的话，这种特权必须是一种战利品，享有特权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再度征服它，所以它绝不能依靠出身或荫庇。他反对“子因父贵”，而欣赏中国古代人通过自己的功名而使祖辈得到封荫的“父因子贵”。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就等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样，贵族的生活或者说高贵的生活，就与平庸的生活或懈怠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近近代的时候，文艺复兴出现的一些巨人本身体现了自我和个性的多彩和伟大成就，然后是宗教改革强调了个人在精神信仰中的首要地位。宗教改革的倡导者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灵性，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主体性，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后来，时代努力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仰望上帝，而是追求尘世生活的美好，追求人类认识和控制自然与物质能力的提高。接着就是对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一些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可以无限完善，所有的人都有创造性，社会可不断地进步，乃至建立人间的天堂。他们相信所有的人只要摆脱物质生活的艰难，过上体面的日子，就会投入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于是，他们将过去的信仰、制度和习俗都视作愚昧和压制，试图一扫而光。
尽管从14、15世纪以来人们就开始强调个性和表现自我，但许多人并不能也不愿成为这种自决、自由的主体。于是，为了掩饰其无能或不愿，就倾向于一种反个人、反个性甚至反自由的道德与政治了。他们将希望寄托于群体、国家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和领袖就一拍即合了。他们互相需要。大众有数量的优势，领袖有个人的理想或野心。大众的力量虽然凸显，大众在名义上也是至高无上，但还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真正主导的还是领袖和精英。
但一个成功的大众运动常常也无须如此，它开始的时候，能吸引两种人就可以了，一种是的确重视精神理想的少数人，一种是能够大胆打头阵的少数人，这两种人其实是性格相反的，但却能够相反相成。前一种人提供运动理论的纯洁性，后一种人提供运动实践的发动力。这两种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不过前一种人是因为社会不够理想而不满，后一种人则可能是因为个人失意而不满，或者有一种天生的胆大妄为。
大众本身就是通过思想精英的启蒙而得到一种群体意识，又是通过一种政治精英的动员而投入大规模行动的。
他认为这里有空气可以呼吸，有阳光能够照射。他也预期电梯会上升、公交车会把他带到目的地。他分辨人造物与有机体的能力渐渐消失。他对神奇的大自然与技术天才视而不见，认为二者都是理所应当的。因此在奥尔特加的大众社会里，底层民众已经胜利了，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关心文明，而只关心机械化所带来的财富和便利。大众社会的精神要求它无拘无束且唯我独尊；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并且在原则上没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优越——奥尔特加认为，这就是“大众人”的信条。相比之下，“精英”（select man）只要服务于一个超验的目的，就会明白他必须接受一种奴役。“随心所欲”，歌德说，“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由此可知，大众人缺乏严肃性。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全部都是可替换的。一切事物之于他都是暂时的。
尽管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战争和更新换代的速度，以及大众人逐渐意识到世界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现代人的信心被极大地动摇。此外，大众终究无法控制国家。
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大众的心理存在着两个基本特性：一方面是他们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奥尔特加因此而将大众比喻为“被宠坏了的孩子”，大众与宠坏的孩子之间的心理症状是相似的： 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这样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
现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种让人抑郁的信仰，它意味着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条道路毋宁是一座伸缩自如的牢狱，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绝不指望它能让你获得自由。
当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困难、冲突和危机时，大众就会倾向于求助国家的即刻干预，凭借其巨大无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决。
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
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虚幻的黎明，它们带来的不是崭新一天的破晓，而是又一个陈旧时日的轮回：它们是纯粹的原始主义。和所有类似的运动一样，它们不去积极地消化吸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只能陷入一场以过去的某些传统为对手的愚蠢搏击中。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为了避免存在的空虚，当代的欧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异议而接受它的指引，极权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在于它所激发的行动的热忱。
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全都是死胡同。如果我们试着将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投射到将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主义始终与创造了国家的原则背道而驰。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而国家原则却具有包容性。
寻求一块生存空间，这个往日一般来说不成其为问题的事情，现在倒成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
知识分子的特殊品性就是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所以，先民们为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配置了一只目光炯炯的猫头鹰。
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生活，对于这一点，我相信没有谁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现在不但产生了这样的欲望，而且也具备了满足这些欲望的种种手段。然而，这一事实之下潜藏着灾难，那就是大众决心僭取那些只适合于少数精英的活动，它不仅仅限于（也不可能仅仅限于）享乐方面，相反，僭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特征。因此（预测一下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什么）在我看来，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
正如有人所说的，在美国“卓尔不群是不得体的事情”，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所有人都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当然，“所有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所有人”通常是指大众和那些特立独行的少数人的复杂组合，然而，现在，“所有人”就仅仅是指大众。
在含义上成了彼此敌对的状态。民主和自由主义乃是对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的两种回答。民主所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来行使公共权力？’它所给出的回答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属于全体公民’。但是，这个问题并未论及何者应为公共权力的范围。它所关注的只是决定这种权力属于谁的问题。民主所主张的乃是一种全民统治；亦即是说，我们乃是一切社会行动的最高主权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自由主义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论是谁行使这种公共权力，这种权力的限度应当为何？’它所给出的回答是——‘不论这种公共权力是由独裁者行使，还是由人民行使，这种权力都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个人拥有着高于并超越于国家干预的权利’”。
凡尔赛式的故作姿态非但不能代表贵族制，反而只能象征着一种高尚的贵族制的瓦解与终结。所以，真正的贵族气质在这些人身上的唯一残余就是他们在走向断头台、引颈就戮时表现出来的优雅与尊严，他们接受死亡就像赘瘤接受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不，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真正的、深刻的贵族使命感的人来说，大众现象会使他激动不已，犹如雕刻家见到一块混沌未凿的大理石一般。真正的社会贵族与一小撮以社会的名义自居、称自己为“社会”的人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人只知道一味地互相吹捧。
因为每一种命运都是戏剧性的，并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都是悲剧性的。时代的危机就在我们手中悸动，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危机，那么他就还没有洞悉命运的玄机，他所认识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在我们这个时代，命运中隐匿的可怕因素在于大众压倒一切的、猛烈的道德反叛；同所有的命运一样，这一现象是无往不胜、在所难免的，但也是暧昧不明的。它在把我们引向何方呢？它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抑或可能会变成一件好事？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像一个巨人、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问号耸立于我们的时代之上；它没有固定的形态，让人难以捉摸，它既像一个断头台或绞刑架，但同时也像一座凯旋门。
为什么你会对此感到惊恐不安呢：每一个人都自己做出决定；他为人处事都是为了自己；他想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和享乐；他坚定地声明自己的意志；他拒绝任何帮助；他不再服从于任何人；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打发自己的闲暇；他自己配备用具，料理衣着打扮。所有这一切不都是自主意识的永久性特征吗？今天，我们发现这些特性出现在普通人身上，出现在大众身上。
我们的时代紧随着一个自认为充盈的时代而来，因此，一个生活于时代彼岸的人，一个生活在充盈时代刚刚结束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从自己的立场来观察一切事物，他要承受一种视觉幻象的折磨：他会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充盈时代的堕落，是一个没落的时代。但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绝不应该为这一建立在对充盈时代的想象基础之上的视觉幻象所迷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样一个“充盈时代”是一个渴慕已久的愿望的了结，它带着焦虑与热望，延亘了若干个世纪，最终才得以实现。所以，充盈富足的时代事实上是志得意满的时代。偶尔，像在19世纪一样，这样的时代对自己非常满意。(1)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尽管这些时代看起来是如此的踌躇满志，如此的完美圆熟，事实上它在内部已经开始衰竭。真正的、充满生机的完善与圆满并不在于自我满足、有所成就或者实现目标，正如塞万提斯早就说过的：“路途上的奔波劳顿总是赛过小旅馆里的安逸闲适。”任何一个时代一旦对自己的欲望和理想心满意足，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不再有任何渴求了，它的灵感之源已经枯竭，也就是说，我们引以为豪的充盈富足实际上已经走向终结。许多因自我满足而衰亡的时代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再生其欲望的结果，犹如快乐的雄蜂在经历了婚礼的狂喜之后走向死亡一样。
现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种让人抑郁的信仰，它意味着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条道路毋宁是一座伸缩自如的牢狱，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绝不要指望它能让你获得自由。
我们到底怎么来表达这种情感呢？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个时代比其他时代优越，却又自觉卑微；它的确是强健有力的，却又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定；它对自己的力量引以为豪，却又对此惊惧不已。
因此，在我们当代人对纯粹速度（mere speed）乐此不疲的崇拜中，肯定要比通常所想象的包含更多的原因。速度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它并不比其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对人类而言，征服毫无意义的宇宙时空是一个事关荣誉的问题。(1)所以，当我们看到现代人沉溺于纯粹的速度，聊以消除空间、湮灭时间，并从中获得一种童稚般乐趣的时候，委实不必大惊小怪。
世界是我们生命之诸多可能性的总和，因此，它并不远离于我们的存在，也不陌生于我们的存在，相反，世界是我们存在的实际外围；它象征着我们力量所能及之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象征着我们生命的潜能。
但是，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今天人类的生活就较其他时代优越，我所谈论的并不是实际生活的质量，而仅仅是它数量的进步、潜能的增加。我相信自己已经准确地描绘了现代人的意识和他的生命基调（vital tone），它是这样一种感觉，即现代人比以前拥有更大的潜能，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与今天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
如果它感到自己在衰微颓败，它就会认为其他时代比自己更为优越，这就意味着它将充满钦羡赞慕之情看待过去，并把激励过那些时代的原则奉为至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时代就会持守某些清晰而坚定的理想，纵使我们根本无法实现它们。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人们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们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过去相比，这一时代掌握了更多的手段、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但结果却是重蹈以往最不幸的时代之覆辙：今天的世界依然缺乏根基，漂泊不定。 因此，一种无限潜能意识和一种不安全感的奇妙混合占据着现代人的灵魂，他们的处境恰如人们对路易十五年幼时的摄政[3]所做的评价：“他拥有一切才能，就是不知道如何运用它们。”
他们确信世界现在正步入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既无旁逸也无回转；他们抛却了对未来的所有焦虑，巍然地屹立于确定的现在。看到今天的世界漫无目的，毫无期望与理想，我们感到奇怪吗？没有人在乎这些缺失，更不会考虑弥补它们，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具有领导能力的少数精英被遗弃、被忽视，这通常是大众的反叛之另一面。
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悲观诊断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在退化堕落，而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承认一切都是可能的，因而也就无法排除退化堕落的可能。
我们的生活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复合体，是恢宏繁盛的，它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其他一切时代。但是，恰恰由于它的范围过于宽广，故而它覆盖并溢出了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渠道、原则、规范与理想。它较以前所有的时代蕴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窦重重。它无法从过去获得坐标和方向(1)，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生活并不能选择自己的世界，从一开始它就只能在一个既定的、无法改变的世界中发现自己：这个世界亦即当下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present）。我们的世界是即将降临于我们的命运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命运的定数（the vital destiny）并不是一种机械装置。我们被抛入存在，不是像一粒子弹从枪管中射出那样，它的弹道已经被绝对地限定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往往就是当下的、实际的世界——所承受的命运，与子弹的这种定数恰恰相反：我们被强加的并不是一条轨道，而是多条轨道，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抉择。我们存在的这一条件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去生活就是去感受我们自己命中注定要被迫运用我们的自由，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成为什么样子。我们的选择行为一刻也容不得松懈，甚至就在我们绝望之至，只能听天由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做出选择，那就是决定不选择。
在普选制度下，大众并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的角色仅仅是服从这个少数群体或那个少数群体所做出的决定。正是这些少数人在上演他们的“节目”（program）——节目，多么贴切的字眼啊。这些节目才是集体生活的真正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大众只是被邀请来接受一个已经做出决定的计划。
尽管大宗的财富在日益减少，产业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但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却发现他们的经济视野（economic horizon）一天比一天开阔。他们的生活标准中每天都可以增添一件奢侈品；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安全稳固，越来越超脱于他人的意志。过去曾经被视为命运之荫庇与恩宠的禀赋与才能，如今变成了一种权利，它再也不能引起人们对命运充满谦卑的感激之情，人们对它只有要求与占有。
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而后两项原则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技术。
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彼此相似，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对于其他所有时代的平民大众来说，生活首先就意味着限制、义务和依附：统言之曰“压力”；如果你乐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压迫（oppression），不仅是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压迫，还包括自然意义上的压迫。直到100年前，也就是在现代科学——物理学和管理学——开始大规模地应用于实践之前，人类从未摆脱过自然意义上的压迫。此前，即使对有钱有势的人来说，世界也是一个贫乏、艰辛且充满危险的地方。(1)
他不再求助于其他任何权威，他感到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而少数精英人物、非凡卓绝之士则恰恰相反，他们受到自己内在必然性的鞭策，竭力寻求高超于己、优越于己的准则，并欣然接受它们的权威。
世袭贵族的品性实际上是间接的，它犹如一面镜子，只能反射出他已经去世的父执辈们月色般的高贵。它所遗留下来的唯一有效、真实、充满生机的遗产就是推动力，它激励着他的后裔努力保持一种与其祖先持平的成就。
但即使是这种良好的意愿也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灵魂的基本腠理乃是由冥顽不化、桀骜不驯精炼而成；从一出生开始，他们就缺乏关注外在于自己的事物的能力，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人。就算他们愿意追随某些人，也无能为力；他们希望倾听，却发现自己是聋人。 另一方面，有些人却对今天的大众人心存幻想，以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其他时代相比高出了许多，因此，他们有能力自己控制文明的进程。但这种看法是靠不住的，我这里说的仅仅是过程，还不是进步。即使是维持我们当前的文明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也是极端复杂的，它有赖于无数细致入微的力量。今天一般的民众只懂得如何使用文明的装置，但对于文明的原则却是一窍不通、不甚了了，指望他们来引导文明，岂不荒谬？
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在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之前就有权利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那么他们显然就属于我称之为“反叛的大众”的那一类荒谬之人，这正是我所说的“心灵的闭锁”（the obliteration of one's soul）、严重的自我封闭，这是一种典型的智识上的冥顽不化（intellectual hermetism）。这一类人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之中，他们对此洋洋得意，并以为自己在智力上已臻于完美至善之境。由于感到自身之外已无任何欠缺，于是他们索性在这一精神储藏中心安理得地定居下来，这就是自我封闭（self-obliteration）的机制。
因此，我认为所谓大众的反叛就在于普通民众心灵的闭塞，并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
确切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野蛮人的准则，野蛮就是缺乏可以诉诸的规范和标准。
拥有思想、形成观点，就等同于向这个权威（理性和真理的世界）求助，并服从它，接受它的法则、判断与决定，因而也就相信社会沟通的最高形式是对话（the dialogue），在对话中我们思想观念背后的理由得以检讨。但是，大众感到一旦接受这种检讨，他们就会迷失自己，因此，他们对承认外在于己身的最高权威这一义务怀有本能的拒斥。如是观之，当今欧洲的“新”进展就是“与讨论和对话绝缘”、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沟通与交流的反感，因为它们都意味着对客观标准的服从，从日常交谈、议会辩论到科学探讨本身，无一不是如此。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心灵的冥顽与封闭促使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采用一种单一的干预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文明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不会考虑他人的，野蛮就是离群索居的倾向。因此，野蛮的时代就是人类分散而居、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是各个小群体滋生繁殖、相互隔绝、彼此敌对的时代。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一个同质化的大众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压垮并摧毁每一个反对派。
智识文化生活的贫弱与其说表现为知识量的寡薄，不如说表现为知识分子在使自己适应于真理时，惯常缺乏一种审慎与警觉。
我们与技术上的需求同生共存，但并不依赖它们而生存。技术既不能为自己提供养料与空气，也不能构成causae sui［自己的原因］；它不过是过剩的、非实用的行为所产生的一种有益的、实用的沉淀物罢了。
出于实用目的而对科技产生的兴趣，非但不能保证科技成果的进步与维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认为技术主义是“现代文化”典型特征之一的看法是极其正确的，因为这种文化包含了一种在物质上富有成果的科学。
每一个人都知道，只要科学的灵感不枯竭，实验室若能三倍或十倍地扩建，那么财富、舒适、健康、繁荣就会自生自发地大量增加。还能想象出有比这更颠扑不破、更具说服力的宣传可以支持这项生机勃勃的原则吗？
哲学并不需要大众的呵护、关注、同情和垂怜；它坚守着自己无用之用的本性，(6)从而可以摆脱一切对平庸者的阿谀献媚。哲学承认自己在本质上是令人困思的，并欣然地接受它那自由的命运，宛若一只无拘无束、欢快飞翔的鸟儿，它无须向任何人请示什么，也不必邀宠或是防备于人。如果它果真对什么人有所助益，那也仅仅是从人类情感之共鸣和同情中获得的愉悦；但它的生命力绝不在于施惠他人，它对此既不奢望也不渴慕。假如一项事物在其肇始阶段就怀疑自身的存在，假如它唯一的生存尺度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取消，那么它怎么还能期望一般人会认真对待它呢？
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持久而明显的福祉，比起人类对科学所显示的兴趣和热情来，是何等的不成比例！
如果不尽快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问题的纷繁复杂与人类的心智能力之间的不平衡将愈来愈严重，并构成我们文明的主要悲剧。正是由于其发展原则的多产性和确定性，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质上，都在日益增加和提高，其结果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能力。我认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以前的一切文明都因为维系它们的原则之不足而湮灭；当前的欧洲文明却由于相反的原因而面临危机。古希腊和罗马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其子民的无能，而是因为其原则的枯竭；罗马帝国的崩溃肇始于技术的匮乏，当它的人口迅速膨胀，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时，就需要技术提供某些物质手段来解决问题，一旦技术跟不上，古代世界就开始走向一个回转、倒退与衰亡的连锁过程
如果把否定的态度转换成肯定的语言，我们就会看到，当某人宣称自己“反对彼得”的时候，他无非是在宣布自己支持一个并不存在彼得的世界而已，然而，这正是彼得尚未出生之前的世界的状态。这个宣称反对彼得的人，并没有把自己置于彼得之后，反倒使自己先于他而存在；他把整部影片回放到过去的场景，最后彼得必然会再度出现。
因此，彻底摆脱过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它的存在，而不是躲避它；你必须认真地对待过去，重视过去，才能超越过去。总而言之，你必须带着一种对历史环境的强烈意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度”。
仅从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型“大众人”的心理结构可以描述如下：（1）他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印象：生活应该是舒适安逸的、充裕富饶的、没有任何重大限制的；因此，每一个普通人都会产生一种权力与成功的感觉。（2）此种感觉使得他满足于自己现有的状态，并认为自己在道德和智力资质上是优秀的、完美的。这种志得意满导致他封闭自我，拒绝外部的权威；不愿意倾听他人，规避将自己的意见提交判断，甚至无视他人的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促使他时刻突出自己的优越，所以，他的言谈举止表现得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及其同类存在似的。（3）于是乎他将插手干预一切事务，强制推行他那粗俗鄙陋的观点，无须尊重、考虑他人的看法；为所欲为，毫无保留，也就是说，他的干预将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
同宠坏的孩子一样，“贵族阶级”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人则是一个更充分、更完备的“继承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贵族”都会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在今天的大众人身上再次出现。比如，对各种占据其人生大半时间的游戏和运动的喜好；注重身体的保养——养生术——和外表仪容的修饰；在与妇女的交往中缺乏罗曼蒂克情怀；表面上乐于交游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打心眼里蔑视他们，不时地指使其奴仆或雇佣暴徒惩罚他们；他宁愿生活在一个绝对权威的支配之下，而不是一个自由讨论的体制之下，等等。
毋宁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时，命运才会彰显其清晰的面貌。
因此，欧洲人从未像今天这样过着一种失去重量、缺乏根基的生活，他们把生活从自己的命运中连根拔起，任凭自己在最轻微的气流中漂浮。这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一个“任其自然”的时代。
犬儒主义者是文明的一个寄生物，完全依靠否定文明来过活，而这恰恰又是因为他们相信，文明是永远不会失败的。置身于一个野蛮的民族当中——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非常真诚地履行着犬儒学派荒唐地赋予每个人的职责[9]，犬儒主义者能做什么呢？当代的法西斯主义者，除了诋毁自由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超现实主义者除了亵渎艺术之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例外也能证实我们上述的规律。与通常的说法恰好相反，英国的贵族其实是欧洲最不“过剩的”，他们的处境比其他国家的贵族更为险恶。正是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们才为自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险境中能够独当一面。人们常常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直到18世纪的时候，英国依旧是西欧最贫弱的国家，正是这一事实挽救了英国的贵族。由于生活资源的匮乏，他们不得不很早就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欧陆国家的贵族对此往往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英国的贵族很快就决心经营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仅仅依赖特权过活。
科学原则的多产性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专业化，而专业化则有扼杀科学的危险。
中国人从未想过物理学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技术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唯有欧洲的现代技术拥有科学的基础，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独特的性质，并使之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
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专家”，他“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对于这种人，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有知识的无知者”（learned ignoramus），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尽管专门人才在他所生疏的领域中是无知的，但他却不像一个无知者，而是摆出一副学有专长的神态。
牛顿无须懂得多少哲学就可以建立他的物理学体系，但爱因斯坦在完成他对物理学的敏锐综合之前，却必须浸淫于康德和马赫[2]的哲学：康德和马赫仅仅是对爱因斯坦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多哲学和心理学思想的象征而已；这些思想解放了爱因斯坦的心灵，并为他的创新开辟了道路。但是，仅仅一个爱因斯坦是不够的，物理学目前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只有出现一个比启蒙时代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更加综合的、新的“百科全书派”才能挽救这场危机。
当大众宣称自己有权利自行其是的时候，他就是在反抗自己的命运，由于这正是当前所发生的事情，故而我称之为“大众的反叛”。
它就是中产阶级。这个精明的中产阶级拥有一种超出其他所有阶级的才能，即实践的才干，它知道如何去组织和训练，知道如何去保持进取心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这就是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
在一个现代超级大都市中，涌动的人群要想来去自如，专心于自己的事务，就必然需要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来维持交通和秩序。但是，对那些相信“法律与秩序”的人来说，如果奢望这些为维持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武装”永远满足于保持市民所希望的秩序，那就愚不可及了。这些人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自己来定义和决定他们应该维护什么样的秩序——这种秩序自然是最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秩序。
统治不是攫取权力，而是平静地行使权力。
所有原始状态的统治都有一种神圣的特征，因为它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而宗教恰恰正是精神、思想、意见这些东西的最初形态，总而言之，它是非物质的、超物理的（ultra-physical）。
我非常明白这一点，即严格说来，这个事物并不仅仅是A，那个事物也不仅仅是B；但我通过把它们视为A和B，就可以使我出于实用的目的而开始理解它们，并对它们采取一种切实可行的态度。
而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理性，也就是概念，究其实质不过是人类司空见惯的一种工具而已。构成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浩瀚、太纷繁复杂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借助概念来澄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搏斗，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概念就是我们为了回击进攻而制订的战略计划。因此，一旦我们洞悉任何一个概念的真实内涵，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这个事物本身，它什么也没告诉我们；但它却能概括出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什么，或者说它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种约定论的观点（circumstantial view）认为，一个概念的内涵往往是变动不居的，它包含着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积极主动的，要么是消极被动的。
有些民族于混沌之初即开启文明之光，比如埃及人或中国人。对于这样的民族来说，一切都是自生自发的，其一举一动都带有自己明确而直接的意识；而其他一些民族则不然，无论是其萌生还是成长，都处于另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的阴影之下。罗马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孕育于地中海世界，其血液中流淌着古代希腊—东方（Graeco-Oriental）文化的因子。因此，罗马人的方式有一半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习得的。通过学习、传承而获得的行为方式往往具有两面性，其真实的意义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当人们在实践一个学习来的行为时，其外在举止之下通常隐藏着他们自己真实的行为。
广场、集市本是原野的一部分，但由于为围墙所环绕，所以它避开了原野的其他部分，并把自己置于同它们相对立的地位。这块狭小的，但具有叛逆精神的空间从无垠的旷野中超离出来，守护着自己的领地；它是别具一格的一方净土，是一块全新的空间，人们于其间摆脱了动物和植物群落状态，把它们抛在一边，并由此营造一个完全属于人类的文明空间（civil space）。因此，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公民、城邦精神的典范，会这样说道：“我对田野中的树木没有兴趣，我只与城邦里的人打交道。”
这就如同遭遇海难的人，他会本能地四下寻求可以攀缘的任何东西借以逃生。但这种带有悲剧性的、义无反顾的瞥望却绝对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事关生死的问题；就是这一瞥，将给他混乱的生活带来秩序。唯有遭遇海难者的想法才是真实的想法；其余的都是花言巧语、故弄玄虚和插科打诨。[20]没有真实地感受到自己迷失的人才会永远得不到解脱；也就是说，他从来就没有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正视过自己的真实状态。
我们可以说，边界并不是国家的起点；相反，在国家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它们是一种障碍；当然，一旦这种障碍被克服以后，它们又会成为加强统一的物质手段。 确切地说，种族和语言也扮演着与此相同的角色。构成一个国家的并不是这些自然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毋宁说，在民族国家努力朝着统一方向迈进的时候，必然会遇到种族和语言的多样性之类的阻碍。但一旦这些障碍被有力地克服了，种族和语言实现了相对的统一，这时，它们反过来又可以巩固和促进普遍的统一。
国家就在于日常的公民投票，这种观念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血缘、语言以及共同的历史都是静态的原则，它们是僵死的、惰性的，带有致命的缺陷；宛如禁锢人们想象力的监狱。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由这些要素构成，其他什么也没有的话，那么，它就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弃之不顾的赘物。也就是说，国家将成为某种既成的、固定的事物，而不是某种需要我们去创造与维持的事物；当它受到攻击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捍卫它了。
使我们能够洞悉一个国家最核心的部件，也就是这样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基于同一项事业的共同生活的计划；第二个要素是人们对这种具有吸引力的事业的支持。这种普遍的支持激发了内部的团结，这是民族国家区别于古代国家的地方：因为，在古代国家中，人们的联合是在敌对群体对国家构成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产生和维持的；而在这里，国家的活力来自其国民自发的深层凝聚力。
在这一问题上，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国家。国家往往要么是处在形成、发展之中，要么就是处在消亡、毁灭之中，Tertium non datur［永远不存在第三种状态］。国家不是赢得追随者，就是失去他们，这取决于国家能否在特定的时间里规划出一项生机勃勃的事业。
如今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其主要征兆之一就是史无前例的大众的反叛。大众反叛的根源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而欧洲没落的原因又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前欧洲管理自己并支配世界的权力发生了转移。
在我们所想象的“超国家的欧洲”（the supranational Europe）中，多样性不应该也不会消失。而古代的国家取消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或者渐趋式微，或者至多保留在凝固、干枯的形式当中。本质上更为活跃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多样性的积极参与，这种多样性始终都是西方人生活中的一个sine qua non［必不可少的条件］。
最后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后的叹息才是最深沉的。所以，只有在它们即将消失的前夜，各国的边界——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才会显得如此清晰、突出。
因为当代的这一类个体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来与以前的文明相抗衡，他只能一味地否定；但实际上大众人依然生活在他所否定和拒绝的事物当中，生活在别人创造和积累的事物当中。
